【編輯室報告 幕末情勢概說】
一八五三年，美國的培里總督率領艦隊抵達日本，要求開港，史稱黑船事件。創立正好兩百五十年的德川幕府面臨這外部壓力，內部掀起一連串的變化與動盪，最終導致幕府∕藩國為主的體制崩壞，日本政制進入新的階段。
幕府眼看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敗北，畏懼於西方的船堅砲利，傾向開國開港。但並非所有人都對外國勢力抱持同樣態度。例如朱熹學說興盛的水戶藩，源自國學的尊王思想自然盛行。待幕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權、最惠國待遇盡皆奉上，外貿衝擊經濟民生，對外國人的仇視心態大興，尊王結合攘夷，成了批判幕府的主體，水戶藩也成為攘夷派的中心。
天皇身邊的公卿也沒在這場角力中缺席。兩百多年來，德川幕府打壓朝廷的政經地位，鬱悶已久的公卿碰上尊王攘夷派，正是一拍即合。此外尚有地方雄藩參與。
在德川家康的設計下，大名分為三種。最親近的是有血緣關係的家門大名（親藩大名）；關原之戰前就跟隨德川家者受封為譜代大名，可以輔佐幕政但俸祿低；戰後才來歸者則是外樣大名，俸祿豐厚領地廣大，卻少參與幕政的權力，如此設計讓德川家統治更為鞏固。但是到了變動劇烈時期，實力雄厚的外樣大名如長州藩、薩摩藩不甘寂寞，也想擁有左右局勢的發言權，於是成為倒幕或攘夷派的主力之一。
江戶幕府、京都朝廷、各地藩國間的棋局錯綜複雜，悶燒的局勢在彥根藩主井伊直弼掌握幕政實權後一口氣爆發。井伊在未獲天皇許可用印的情況下，擅自締結對外條約，並強行決定將軍人選，遂引發爭議。值此同時，幕府發現朝廷直接對水戶藩下達密令，深感遭受威脅，於是井伊大舉鎮壓攘夷派以及在將軍人選上與之意見相左的一橋派，史稱安政大獄。
打壓的反作用力便是水戶藩、薩摩藩的浪人在櫻田門外刺殺了井伊。藩國浪人竟敢行刺幕府最高官員，簡直形同造反，幕府於是希望與朝廷合作，促成「公武合體」以重振威勢。具體方式便是安排孝明天皇之妹下嫁將軍家茂。此舉不顧她和皇族已有婚約，並且表明不願嫁到「有外國人出沒的江戶」，看在尊王派眼中根本是大逆不道，只圖利用天皇罷了。
這時候，各地雄藩的態度仍未趨一致。例如長州藩，公武合體路線被尊王攘夷的激進派取代；但薩摩則抱持聯合朝廷、改革幕政的態度，尚無直接倒幕的打算。至於朝廷方面，強烈主張尊王攘夷的公卿壟斷朝政，拿長州藩當靠山，要求將軍來京都晉見，並強押著將軍決定採取攘夷路線。
接下來，仇外的長州藩果真對外國商船開火，不把洋人看在眼裡的薩摩藩也因生麥事件跟英國爆發戰爭，結果兩大雄藩盡皆慘敗，對日本國內造成極大震撼。這意味著攘夷之不可行，因此開始有團結雄藩、輔佐幕府，學習西洋以培養實力，進而對抗外敵的的論點成形，朝開國論發展。
局勢渾沌，壓力愈大。各路人馬紛紛聚集京都，對立場異於己者甚至直接暗殺，一時間人心惶惶。孝明天皇眼看漸有失控危機，密令會津、薩摩把激進勢力（長州藩及部份公卿）逐出京都。而在地方上，激烈的尊王攘夷派行動也不見成功，如意圖推倒幕府的大和之變、生野之變都被鎮壓下來。
長州藩決定進軍京都，圖最後一搏。由會津藩指揮的新選組在池田屋向包括長州藩人士的尊攘派下手，更給了長州藩上京的理由。結果長州藩與幕府軍、會津、薩摩軍衝突後慘敗，被視為反逆，幕府下令征討；再加上外國艦隊為報商船遇襲之仇，長州面臨內外交逼之境。藩內主政者因而改向幕府行恭順之禮，但尊攘派隨即反撲，讓幕府中再次興起征討長州的聲浪。
在此之間，看到幕府處理對外關係的立場，薩摩藩漸有疑慮，繼而思索跟長州藩合作的可能。龍馬便是在此過程中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長州、薩摩在購買武器、糧食等事務上互助，最後終於締結了同盟關係。幕府發出第二次征長令，但是積極學習西洋的長州軍這次反而打倒幕府軍，最後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
德川慶喜繼任將軍後，各藩意圖聯合起來輔佐幕政，但一直以來彼此扞格、缺乏互信，磨合並不容易。孰料慶喜又在兵庫開港等問題上對外讓步，失望的各藩遂走上武力倒幕之路。幸而在朝廷發出討幕密令前，一八六七年慶喜宣佈大政奉還，名義上幕府到此終結。但太平盛世並非就此來臨，領有天皇敕命的官軍和被視為賊軍的舊幕府軍仍在各地纏鬥，直到一八六九年戰事才落幕。各藩將官銜、領地、人民都歸還政府，再行廢藩置縣，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幕府∕藩國體制才正式結束。
【譯後記：近代日本自由民主的催生者——(土反)本龍馬】
文∕洪維揚
日本歷史上最引人談論、諸多故事流傳的時代，首推戰國紛亂的百餘年，其次便屬幕末時期了。
德川家康一統天下、建立江戶幕府之後，兩百多年世間承平，加上身分限制嚴明、制度井然，無數仁人志士空有才華，卻缺乏可供發揮的舞台，以致於足為後世談資的精彩事蹟較為缺乏。到了幕末，黑船帶來的衝擊導致日本國內掀起勢力重整以抗外侮的波濤，正如俗諺所說的「時勢造英雄」，各路人馬紛紛登上歷史舞台，不管是出眾膽色、驚人酒量或是床笫表現，都成為眾人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
而活躍在此時期的英雄豪傑中，（土反）本龍馬（一八三五 ~ 六七）無疑是最為突出者。龍馬深受日本民眾喜愛，以該時期為背景的戲劇、漫畫、電玩、動畫、小說，不管是主角或配角，龍馬絕對是出場率最高的角色之一。日本不少媒體曾做過「最喜愛之日本歷史人物」問卷調查，龍馬幾乎都能躋身前五名，獨佔榜首的情況也不少見。由此可知，即便龍馬已逝去一個多世紀，其魅力仍席捲日本各個年齡層，未曾有所減損。
黑鐵弘所執筆繪製的《（土反）本龍馬》，對其生平、事業及軼聞皆有提及，祇此一本便能對這位傳奇人物有所了解。因此以下擬就龍馬身處的年代以及他對近代日本的貢獻略發感想。
幕府覆滅之後，土佐（今之高知縣）和薩摩（鹿兒島縣）、長州（山口縣）、佐賀（佐賀縣）並稱「倒幕四大雄藩」，按理說應在明治新政府佔有相當地位才是，實則不然。造成此番局面的關鍵，或者就在於龍馬提出的新政府成員名單：土佐藩只有後藤象二郎名列其中，連「四賢侯」之一的前藩主山內容堂都摒除在外。其原因出於幕末時期土佐的上士、鄉士政治理念對立，主要由鄉士組成的土佐勤王黨幾乎遭奪回政權的上士屠戮殆盡，鄉士階層的菁英大為折損（其緣由及經過請詳參本書〈土佐鄉士〉）。
在德川幕府宣告大政奉還前夕，土佐藩已經嚴重缺乏人才，因此，按照司馬遼太郎的觀點，龍馬要土佐滿足於大政奉還階段的貢獻就好，後續就交由薩、長負責。從日後的政治演變來看，不少讀者可能會認為龍馬此舉無異是助紂為虐，但我認為，龍馬一定很清楚，讓缺乏人才的土佐藩來主導明治新政府，極易變成「倒持太阿」的局面；再者，土佐藩執政的話，必然由「老公」山內容堂擔任重要職位，以他有稜有角的個性來看，在新政府很難與人相處，而且極可能成為政務推動的障礙。正因為龍馬考慮至此，才毅然決然讓土佐在「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接受後藤象二郎提出的大政奉還方案後，就退居第二線。
龍馬這項決定，註定土佐藩在新政府中只有陪榜的份，檯面上參政的成員僅板垣退助和後藤象二郎。然而這兩人在「明治六年政變」（一八七三年十月廿五日，西鄉隆盛提倡「征韓論」，因而下野）後也隨之退出政壇，原本就脆弱的土佐派勢力大受影響，還留在廟堂之上的土佐派成員從此成為陪襯薩、長藩閥政府的花瓶，只能委曲求全地寄人籬下，遠不如下野後的板垣等人來得自在。
龍馬一生雖不曾踏出日本，然而對於西方文明的接受度卻遠遠超出當時的幕末志士。龍馬意識到推翻幕府後的日本，要面臨的是一個凡事講求法律的新時代，而不再是動刀動槍以武力解決一切之舊時代。在「明治六年政變」下野的板垣等人，以繼承龍馬未竟的心願為職志，提倡民選議院，和獨裁的薩長藩閥政府抗爭，很大程度是深受龍馬的影響。龍馬對日本的貢獻，具體者如「船中八策」（一八六七年與後藤象二郎從長崎赴京都參加藩間協議時，龍馬在船中起草對新國家的構想，包括大政奉還、開設議會、革新官制網羅各階層的人才、與列強建立外交關係、制定法典、擴張海軍、設置親兵守衛帝都、整備貨幣使之與國外能行通匯），明治維新後由福岡孝弟、木戶孝允等人潤飾補充為「五條御誓文」，明治初年向政府抗爭成立民選議院的民權人士推崇他為自由民權的先驅。以下就簡單陳述這段被史家稱為「自由民權運動」的梗概：
以明治六年政變為分界，板垣雖追隨西鄉隆盛離開當權，卻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西鄉選擇了士族武裝叛亂的路線，板垣則提倡士族和平抗爭，兩人命運在短暫的交會後就此分道揚鑣。政變後四年，西鄉在不甘寂寞的同藩人士簇擁下，打著「新政厚德」旗幟，掀起近代日本規模最大的內戰──西南戰爭，最後兵敗城山，在無窮悔恨下切腹身亡，賠上一生清譽，在維新時立下功勳所獲得的頭銜盡被收回，就此附著「昔之陸軍大將，今之亂臣賊子」的標籤。其「朝敵」的身分，直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大日本帝國憲法頒佈時才予以撤回，獲得赦免。
板垣則結合留學歐洲的歸國士族，對獨裁的明治政府提出「民選議院」的要求，展開「自由民權運動」。儘管板垣等人的訴求歷經十餘年後從頭檢驗，看來終究是徒勞無功，然而這段期間無疑是板垣一生中聲譽最崇高、收穫最豐碩的階段，即便是當年擔任東山道參謀、率軍攻下會津城所累積的聲望也不及此時。一句「板垣雖死，自由不死」，讓無數對藩閥政府的專橫而憤怒的民眾熱血沸騰，並為他博得了「自由之神」的美名。「自由民權運動」成為日本近代政治史的重要事件，今日東京國會議事堂矗立著三尊銅像，即由板垣和另一位自由民權運動的健將大隈重信，以及薩長藩閥政府的核心人物伊藤博文分佔。
板垣對日本近代民主的貢獻遠勝過西鄉，而他為自由民權奔走時，每到一地，對民眾的演說都不忘加上一句：「我能有今天，都多虧了（土反）本先生。」如此看來，難道不是龍馬的遠見安排引導板垣以在野之身監督薩長藩閥政府？這項安排，遠比讓板垣頂著「維新元勳」的光環，和薩長的志士狼狽為奸、受盡民眾咒罵還來得有意義。
在日本邁向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土佐藩一直扮演著無比重要的角色——它甚少領銜主演，卻走在時代潮流的先端，以在野身分帶領蝟集蜂聚在永田町的政客們傴傴向前，板垣退助、植木枝盛、馬場辰豬、中江兆民就是最好的例子。經過三十餘年奔走，土佐藩諸士讓天賦人權、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等西洋政治用語普及到普羅大眾之間，「大正德謨克拉西」（「大正民主」），於焉成形。
一八七七年八月，植木枝盛在立志社剛創刊的機關誌登出一句話，「自由出自土佐的山間」，土佐人對此極為自豪，不僅二○○○年高知縣議會一致決議選為該縣縣詞，民間更有當地釀造燒酎以此命名。這句話不僅表現出土佐人對於自由的熱愛，更肯定土佐在日本從「官尊民卑的威權統治」進步到「人人平等的法治社會」過程中的付出與貢獻。走在最前頭的旗手，毫無疑問，就是此書主人翁（土反）本龍馬。龍馬直接率領、或以他為精神領袖的諸位志士，打從心底相信：自由雖是上天賦予，卻非憑空可得。近代日本的民主自由，在龍馬的遠見之下於是奠基，乃至開花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