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怎麼想?

　　在我們有生之年，大部分的東西在我們死後都會被遺忘。但中國崛起不同，它會如同羅馬帝國或蘇維埃的崛起與衰敗，它的效應會在我們死後持續迴盪。我們這一代看人都見到了中國的崛起，見到東方明珠如何從迷霧中赫然現身，我們也知道一堆驚人的統計數據；但為何，我們說不出來任何一位影響中國的思想家？我們從未聽說中國到底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又如何看待自己。

　　本書作者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抱著疑惑到達中國時，原本想稍微收集資料，就可以迅速離開。但是當他走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發現僅僅這一個單位就有四千位全職研究員，每天都在思考中國的未來、世界的未來。他才瞭解自己走進的世界，是一個臥虎藏龍的世界，每個人的腦中都有宏大的構想。

　　舉例來說，2007年，一群中國知識份子以「如何防止美國快速衰落」為題進行熱烈討論，思索如何設計一套制度，「安排」美國在衰落時至少保有「地區霸主」的位置。這樣的提問與討論，都讓西方思想家感到震撼。有記憶以來，從來都是西方想著如何管理、應付中國，卻從沒想到中國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試圖管理西方，甚至已經包括西方的沒落。

　　里歐納德在北大見了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看到他桌上相當於一個中國農民一年薪水的Cohiba雪茄；張維迎希望這些自由主義的象徵，最後能夠取代馬克思主義。里歐納德在萬聖書店樓上的咖啡店見了新左派的汪暉，他的立場跟當初在天安門廣場一樣，追求的是民主與自由，反對市場決定。里歐納德也去了平昌與重慶，看到幾個中國大陸各式各樣的民主實驗室，甚至來過台灣與陳水扁與馬英九會面。

　　藉由這些見聞，里歐納德清晰而有趣地告訴我們改革開放之後的思想軸線。他相信，這些對於未來的構圖，或許不會立刻影響到西方的權力版圖，但確實會奪走西方在中東、非洲、拉丁美洲的影響力。換句話說，二十一世紀將不會是中國的世紀，麥當勞世界上最受喜愛的速食地位不會被饅頭所取代，但是U2主唱Bono下一次試圖拯救非洲時，他們可能會在北京的奧運體育館而非倫敦的海德公園舉行最大型的演唱會。

作者簡介

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

現任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執行主任，這個單位是第一個泛歐智庫，辦事處遍布柏林、倫敦、巴黎、羅馬、索非亞和華沙。在此之前，里歐納德曾在歐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任職，擔任外交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re）的創始主任，也曾以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大西洋兩岸代表的身分駐美，並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學人的身分在北京住過一段時日。他的第一本著作《歐洲為什麼將主導二十一世紀》（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已有十八個語言的譯本。里歐納德的論文和文章散見於大西洋兩岸的雜誌書報，包括《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衛報》（The Guardian）、《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觀察者報》（The Spectator）、《太陽報》（The Sun）、《解放報》（Lib?ration）、《世界報》（Die Welt）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

 

第一章 黃河資本主義

古巴雪茄第一個攫住我的視線。六盒可喜巴（Cohiba）、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y Julieta），以及蒙特克里斯多（Montercristo）牌的雪茄堆疊在張維迎的書桌上，雖非刻意，卻大有今日中國經濟機會之碑的模樣。這些可說是佛洛伊德式的地位象徵物，它們像是口袋大小的金字塔，價值相當於中國農民年收入的好幾倍，而勞工辛苦製作只為了讓有錢人誇耀自己的財富。一如上海的三百座摩天大樓和北京的新奧林匹克體育館，它們證實經濟的本質就是勞工會變成一種商品，錢財則幾乎是一到手就會花掉。

但對張維迎來說，這些雪茄也是口袋大小的自由，是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誕生的平行宇宙──一個西方共和國──的產物，而他希望它們的活力會一點一點消蝕和取代一息尚存的毛主義。就像其他經濟自由派人士（反對者稱他們為新右派），張維迎認為計畫經濟是專制政體的基礎，除非分拆和出售公營事業，政府只餘下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功能，否則中國不會有自由。根據新右派，只有到那個時候，有產階級，也就是新市民社會，才能為民主政治奠定根基。所以，雪茄不只顯示有錢是多麼地美好，作為私人財富的象徵，它們還是通往自由之路的里程碑。

在張維迎的書桌後面是一面玻璃展示櫃，裡面閃閃發亮的是他傲人事業成就的勝利品，包括他編寫的書籍、他與諾貝爾得獎主和政治家的合照、知名大學的學位證書，以及二○○二年中央電視台頒給他的「中國年度經濟人物」獎座，這些全都在強調張維迎教授的事業有成，是中國最出名的經濟學者之一。但情勢對他這一類的經濟學家來說卻是江河日下。在用從西方引進的概念管理群棲之鳥三十年後，他們可以感受到中國的立場已經開始背向自己。民調顯示，他們是中國最不受歡迎的一群人，與英國的交通督導員和二手車業務一樣討人厭。民眾對改革的代價越來越激憤不滿，遭到裁員的勞工更是針對非法破壞、貪污和未清償的薪資和年金群起抗議。結果，提倡溫和資本主義的新左派起而挑戰市場概念。雙方的概念之爭促使政府與市場對立，沿海省分與內陸省分對立，城市與鄉村對立，富人與窮人對立。


經濟學者專政
時勢造英雄，而張維迎適逢其時。他在一九八二年取得經濟學位，正值鄧小平開放和改革過程匯集動力之時。西方人習慣生活在有分裂傾向的開放社會之中，因此很難理解鄧小平手中專心一意的中國。張維迎經常使用「傳教士」（missionary）這個字眼來描述中國追求經濟成長的決心。卓越的封閉社會生活編年史家卡夫卡（Franz Kafka）也以類似的方式，在一篇論及另一時期中國長城的論文中，令人聯想到中國當局的齊心齊力：「在建造圍住全中國的長城前五十年，建築，特別是石造工程，被公認為最重要的一種知識，其他的不過是因為與建築有一些關聯而受到認可。」當張維迎在一九八二年畢業時，中國正要建造一堵新牆，也就是中國的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宣稱經濟成長是「中央任務」，於是突然間每個人都想要當經濟學者。如同汪暉所說的：「經濟成為一種倫理力量。」隨著經濟成長，經濟學者的影響力和財富也與日俱增。政府的專門小組裡滿滿都是經濟學者，負責撰寫民營化方案，並讓證券交易板上充滿了新近私有化的公司（目前上市企業一共兩百七十四位獨立董事中，有一百三十一位是經濟學者。）他們儼然是中國新的神官，提出的主張越來越勝過毛派的政治異議分子（後者被嘲弄地稱作「凡是派」，因為只要是毛主席做的決定，他們一律支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