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能與你更接近
在我童年還在波士尼亞的時候，我和朋友要描述某個真的真的非常遙遠的距離時，我們會說：「那比台灣還遠耶！」譬如說我們把球踢到了鄰居米洛葉家的花園裡，我們會說：「球跑到比台灣還遠的地方去了。」雖然擺明了有點誇大其詞，畢竟那顆球還在我們視線範圍內。「那比台灣還遠耶」的意思是說，米洛葉一點都不喜歡小孩，而且不喜歡球擣壞他種的花和蔬菜等等，況且沒有一個蹂躪米洛葉的百合花和胡蘿蔔的兇手想被逮住耳朵拖著走，這情況說有多狼狽就有多狼狽！
台灣不僅代表地理位置的距離，讀音在我們耳中聽起來也非常遙遠，還有個不尋常的字母W，我們的母語中並沒有這個字母，對我們這些以為終其一生都不會離開我們小小社會主義國家的人來說，台灣十分不尋常，十分獨特，像是我們發誓要去不尋常地方旅行的目的地（在我們想像中，台灣是個有火山又有龍的大傢伙）。在一個孩子眼中，以上各式各樣的距離感匯聚在一起卻演變成一股不可思議的憧憬，好比浪漫詩人對美麗化外之地的熱切渴望。
我沒去過台灣——在維基百科上檢索可不算。但我寫了一本有關波士尼亞童年的書，現在這本書飄洋過海抵達我童年時代嚮往過的地方，既然我已經把自己的靈魂傾注在書中，不禁讓我覺得這本書很快就可以代替我攀登上玉山了（雖然我知道登山者在爬山時幾乎不可能會看小說）。
去台灣，並不是這本書的唯一旅程。我在寫《士兵修好了留聲機》時，從未想過這本書會旅行到比德國或比前南斯拉夫更遙遠的地方。但現在，這本小說將會以二十六種語言在更多國家發行（某些國家其實比台灣更遙遠）。如果你問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我只能說，我真的非常高興。
開始寫小說是出於非常私人的理由。有次我媽媽打電話給我，我們在電話裡談起過去在波士尼亞的時光、戰爭爆發前的日子，而我發現自己已經忘卻許多，忘記許多跟過去相關的名字、地方、事件。媽媽叮嚀我試著去回想過去，因為是過去造就了現在的我，她說：「那是你該珍惜的。」
我認真聽取了她的忠告，開始寫日記。這日記很特別，不是記我身為流亡者的日子，也不是記我在德國當學生的生活，而是記錄故鄉維塞格勒在遭攻擊前、被占領前，以及在我們舉家逃亡之前的往事。童年往事裡充滿了遊戲、與鄰居和陌生人荒謬又滑稽的爭執。每件事我都記了下來，彷彿這些都不是陳年往事，彷彿幾小時前才剛剛發生過。
但我的記憶跟我不太合作，中間出現了空白、斷續、不確實感。我開始詢問親友，我打電話給他們，有時還在大半夜裡貿然打擾，只因為找回記憶對我來說突然變得至關緊要。我還覺得，我終於找到問題的解答了，解決了多年來一直懸而未解的疑惑。我國破家亡，流亡到德國，在不比台灣遙遠的國家展開新生活，對當時還是男孩的我而言卻夠遙遠，夠陌生，夠不能適應了，也使我心生不安與困惑。
但無論我問再多問題，仍然留下許多空白與隱約曖昧之處。我開始用別人的記憶、用我們信以為真的事件、可能曾經以某種方式發生過的事，到最後甚至用全然捏造的故事來填補我記憶中的空白。書在一點一滴累積下誕生了。書裡描述的不光是我自己的故事，還是歐洲內戰的故事，一個可遍及各地的故事，關於愛、失去、嚮往，以及說故事的力量如何治癒傷痛、滿足渴望。這故事在講述一段奇妙又美好的童年，裡面充滿了趣聞軼事、傳奇和孤僻的人，也講述這段美好時光的破滅，變成像戰爭留給維塞格勒的斷垣殘壁。
在寫這篇自序時，台灣對我來說比以前更親近了。親愛的讀者，閱讀完這本書之後，波士尼亞與德國對你們來說也許也不再那麼遙遠。文學有喚起貼近感的力量，文學能連結世界各大洲，還能告訴你，亞歷山大的曾祖母如何耍柔道把一棵大橡樹連根拔起。
願能與你更接近。
沙夏?史丹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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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想像得更美一點，但別忘了它真正的長相
臥斧
一九九五年坎城影展的金棕櫚大獎得主，是部奇妙的電影。
這部電影的英文片名叫《Underground》，台灣將它譯為《地下社會》，早年在一些播放LD及VHS錄影帶的MTV可以找到，後來卻一直沒有正版DVD；香港找得到VCD版本，譯名變成《沒有天空的都市》。無論這部片安上哪個譯名，聽起來似乎都十分晦暗，加上假如觀眾知道該片長度將近三個小時，馬上就會覺得更加沉重。但倘若有機會觀賞這部由艾密爾?庫斯托力卡（Emir
Kusturica）執導的作品，一定會發現這部作品的基調與片名帶出來的聯想，其實相去甚遠。
《Underground》這個片名，代表的正是片中一個有趣的狂想。
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的南斯拉夫，主角是一對加入共產黨的朋友，一個名叫馬寇（Marko），一個綽號叫老黑（Crni）；老黑的妻子維拉（Vera）臨盆在即，他卻愛上了女伶娜塔莉亞（Natalija），於是夥同馬寇去劇場綁架娜塔莉亞，想要強迫她與自己結婚，不料婚禮還沒完成，同樣愛上娜塔莉亞的德國軍官法蘭茲（Franz）趕到，搶回娜塔莉亞、也抓住了老黑。馬寇回到家裡，正巧遇上德軍搜捕，於是他將一群反抗軍（包括自己智能不足的弟弟和老黑剛出生的兒子）藏在自己家底下的巨大洞穴中，接著又救出老黑，也把他藏了進去，叮囑大家不可外出，表示自己會負責提供食物。
如此的安排看似好意，其實卻是馬寇利己的奸計。
因為馬寇也愛上了娜塔莉亞，而德軍已經開始戰敗（法蘭茲自然也在敗走之列），所以只要把老黑蒙在鼓裡，他便可以順理成章地獨占娜塔莉亞。將反抗軍安置在地下後，他開始假造二次大戰仍然持續的訊息，讓在地下生活的反抗軍們以為外面的世界依舊戰亂頻傳，為了讓反抗軍及老黑在不見天日的地下搞不清楚時間，馬寇還每天把地下室的鐘撥慢六個小時，因此老黑的兒子雖然已經廿歲了，卻一直以為自己只有十五歲；另一方面，反抗軍們在地下努力生產的軍火，不但讓馬寇發了財，還讓他成為共黨政府當中的紅人，甚至籌畫起了「紀念民族英雄老黑」的電影──這一切一切，老黑這群在沒有天空的都市當中生活、已經自成一個地下社會的人們，都完全不知情。
時間就這麼過去了二十年，某一日……
會先東拉西扯地講述《地下社會》這部電影，主因是這齣主題反映二戰時期南斯拉夫局勢以及人性問題的電影議題沉重但看來輕鬆，庫斯托力卡替這樣的命題佐以奇想的情節及瘋狂熱鬧的配樂，讓理應沉鬱陰暗的主題，顯得色彩繽紛、活潑輕盈──而這種將巨大深沉命題巧妙翻轉的敘事方式，正是我剛開始閱讀《士兵修好了留聲機》時，馬上聯想到的表演手法。
《士兵修好了留聲機》的故事，從祖父替「我」製作魔法帽的時刻開始。
「心跳需要為一百公尺停止多久∕蜘蛛的小命有多重∕我的傷心人為什麼要寫信給殘酷無情的河流∕永不終結的主任同志的法力有多高超」；在這一列宛如部落格上頭的「Tag」、替該章節預做重點摘錄的字串後，主角亞歷山大開始說起故事：「祖父史拉夫科拿祖母的曬衣繩來量我的頭，幫我做了頂魔法帽，一頂厚紙板做的尖魔法帽，祖父史拉夫科說：『按理說我還太年輕，你又太老了，都不是做這種蠢事的年齡。』」
祖父對孫兒說「我還太年輕，你又太老了」？在一切剛剛開始的幾行之間，我們便能簡單地確認這個故事的奇妙色調。
全心相信祖父的亞歷山大謹守著祖父要他用想像力看待世界的原則，開始對讀者描述不可思議的家族成員以及荒誕神奇的童年回憶，包括：「活力是一般正常人的四倍，走路速度快人家八倍，說話比人家急十四倍」的颱風嬸嬸、瘋狂愛上德里納河的外祖父、一夜之間就把南斯拉夫最大牛棚裡所有糞便都清理乾淨的曾祖父以及喜歡自認為是正在扮演警長的約翰?韋恩、表演西部電影《日正當中》情節的曾祖母、因為有了全村第一個室內廁所於是找樂隊和辦派對來慶祝的「新廁所落成典禮」，老婆紅杏出牆的球賽裁判「海象」特地跑到姦夫家裡玩俄羅斯方塊（而且第一次挑戰就破了對方的紀錄）……
然後，戰爭爆發了。
亞歷山大遇到的戰爭是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間持續進行的波士尼亞戰爭，這場史上真有其事的戰役造成了大約二十萬名死者以及兩百萬名難民。遭遇到戰爭的亞歷山大一家人逃離家鄉，最後在德國落腳，幾年過去，政局稍穩，亞歷山大開始回憶起，在軍隊開進自家小鎮的時候，他曾經和一個名叫阿希雅的小女孩有過短暫地相處。阿希雅現在還健在嗎？過得如何呢？亞歷山大開始試著同阿希雅聯絡，才發現自己連阿希雅究竟姓什麼都不知道；向舊日友伴詢問吧？回故鄉探訪一番吧？那個被自己用神奇的語言描述的所在，現下變得如何？
或者……阿希雅只是自己想像之中的人物，根本不曾存在？
南斯拉夫這個國家從一九二九年建立到二○○三年正式瓦解的數十年當中，一直戰禍不斷。前述電影《地下社會》的背景從一九四一年二次大戰期間、軸心國入侵使得南斯拉夫王國分崩離析開始講起，結局的時間背景已經推進到
一九九二年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解體的時代，也正是這個時候，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宣布獨立，接著便爆發了波士尼亞戰爭。雖然不確定本書作者沙夏?史丹尼奇是否有意向導演庫斯托力卡致敬，但《地下社會》與《士兵修好了留聲機》不但敘事手法有相似的趣味，連歷史背景也都一脈相承。
而且，這兩位創作者，其實都出身於南斯拉夫。
庫斯托力卡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塞拉耶佛，這是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首都，二十四年後，史丹尼奇則在該國境內德里納河沿岸城市之一的維塞格勒出生；這兩位相差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創作者不約而同地以誇張及幽默的想像力來看待祖國長期動亂的歷史，史丹尼奇甚至將自己出生的城市及十四歲時因戰亂逃至德國的親身體驗，寫成了故事主角亞歷山大的背景及經歷。不同的是，庫斯托力卡在《地下社會》的末尾以一種超現實的奇想畫面構築美好的想像，而史丹尼奇則轉向現實、質疑記憶。
這或許是《士兵修好了留聲機》這個故事最特別的部分。
「想像力是最珍貴的天賦，幻想是最豐富的財產。」祖父曾經這麼對亞歷山大說，綜觀整個故事，絕大部分時間裡，亞歷山大也對這樣的訓示全然接受。發揮不受限制的想像力，似乎是對抗混亂世界的最佳方式，況且這麼一來，還能讓自己記住神奇的情節、避免殘酷的現實。但也因如此，在對阿希雅的記憶上頭，亞歷山大的想像力幾乎成了記憶的敵人：他不能確定這個小女孩是自己編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人？尋找阿希雅的行動變成重新認識自己及過去史實的過程，亞歷山大能否保留妙趣橫生的想像歷史、同時認清動亂童年的真相？隨著情節推衍、亞歷山大成長，這個課題便越來越重要。
畢竟，要知道自己過去經歷過什麼，才會知道自己未來該朝哪個方向走。
《士兵修好了留聲機》裡的遙遠回憶，都帶著繽紛而憂傷的色調，就像一張在留聲機上沙沙歌唱的老唱片，訴說的過往實在太美，美得彷彿不可能是真的。但人生不能單靠留聲機重播那些美好，因此如何唱出新的曲調？才是今後必須面對的主題。當祖父完成魔法帽、把帽子戴在亞歷山大頭上時，曾經神情嚴肅地對他說：「一定要記得，把世界想像得更美一點。」而與此同時，史丹尼奇似乎也利用這個故事提醒我們：「把世界想像得更美一點，但別忘了它真正的長相。」
──保有可供借鏡的實例，以及期待前進的目標，如此一來，才算擁有歷史。
戰亂時的一個士兵修好留聲機，高唱著絕對不符合民族主義的求愛歌曲，在施暴的場景裡，居然產生了某種歡快的情境；用想像力美化妝點之後，人們將更有能力扛起沉重的記憶，只要還能說故事，生活便能繼續下去。翻開《士兵修好了留聲機》，讓沙啞的歌聲被留聲機緩緩低吟，於是所有醜陋殘忍的現實，就有了奇幻美麗的期許。
（本文作者為作家）
導讀
悲喜童話
歐茵西
對我國人而言，南斯拉夫是比較陌生的國度。歐洲人，特別是德奧人士，則愛其質樸民風、低價消費與亞得里亞海岸的耀眼陽光，樂於赴當地渡假。另一方面，數十年來南斯拉夫提供了德國很大比例的外籍勞力，他們獲得在地國周到的安排與照顧，但不少仍生活於社會的中低階層。當然亦有知識分子珍惜這些民族（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文尼亞、波士尼亞、蒙特尼哥羅、馬其頓……）豐富多采的文化和文學，一九六一年諾貝爾文學獎頒予安德里奇（Ivo
Andri? , 1892-1975）——波士尼亞歷史小說《德里納河上的大橋》作者，便是重要例證。總之，歐洲人對南斯拉夫的觀感是褒貶參半的。二○○五年，波士尼亞青年沙夏．史丹尼奇（Sa?a Stani?i?, 1978-）的《士兵修好了留聲機》（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fon repariert）獲奧地利巴赫曼文學獎（Ingeborg
Bachmann-Preis）讀者票選最佳小說，這位來自南斯拉夫地區的年輕移民立即引起廣泛注意，他的「流亡」經驗和敘事才華成了近年德文文壇上的熱門話題之一。
這本書相當程度上是作者的自傳，沙夏依時間次序，滿紙洋溢歡愉善感的波士尼亞民族風情，記錄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社會主義」時代及南斯拉夫內戰事起，巴爾幹山村小民的居家生活和急遽變遷。作者以驚人的幽默感，類似馬賽克拼圖，串聯瑣瑣碎碎的命運和戲劇性變化。起初，主角亞歷山大（Aleksandar）童稚之眼所見的是滲和著過度興奮與瘋狂的親情和幸福，這些記憶使他面對血腥屠殺和家園破碎，依然俏皮捉狹，妙語如珠。換句話說，所有的政治背景幾乎被完全隱形，作者只敘述事件，不做任何評論。敏感的讀者卻能感受亞歷山大的努力，看著他竭盡其力維繫自己和諧順遂的理想世界，並因此存活下來，於是不由自主也沉醉入那童話一般夢幻式的奇特美好與狂喜中。
祖父史拉夫科（Slavko）是亞歷山大小小心靈的重要聚焦。史拉夫科以厚紙板為孫子做了一頂魔法帽，以樹枝刻一根魔法棒，囑咐他：「一定要記住，把世界想像得更美一點」，旋即去世。亞歷山大銘記祖父的叮嚀，從此以超強魔法師自居，以異乎尋常的興致觀察小城維塞格勒（Ve?egrad）瘋瘋癲癲的親人和他們稀奇古怪的行為，想像自己的法力可以施展在這件或那件事上，甚至幫美國短跑健將卡爾?劉易士跑出了百米世界紀錄！這些戲謔性的構思，機巧的嘲諷，癡呆的語言，營造出類似十六世紀歐洲流浪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獨特的怪誕形象與氛圍，令人讀之一會兒心中滴淚，一會兒縱情大笑。
然而，亞歷山大魔法帽上的星星迅速褪色。一九八九年東歐遽變，南斯拉夫出現了激烈的政治動盪。因為民族問題複雜，南斯拉夫早已紛擾不安，此時各共和國接連要求脫離聯邦獨立，使情況更形惡化。一九九一年六月，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及斯洛文尼亞交戰。一九九二年，塞爾維亞兵入波士尼亞，擄掠亞歷山大的家鄉維塞格勒。「士兵把猶太教堂掏空得一乾二淨，把所有東西堆在冰凍的湖面上，……把我綁在湖面正中央的聖經櫃上……」南斯拉夫內戰持續經年，吞噬數十萬生命，是二次大戰後，歐陸最血腥的戰爭。祖父的魔法帽沒能幫上忙，「一場激烈的戰鬥之後，維塞格勒淪陷了。」亞歷山大和父母歷經艱險，逃來德國。沙夏的真實生活中，他們先在魯爾區埃森城（Essen）棲身，然後定居海德堡。沙夏當時十四歲，一句德文也不懂，進了德國學校。二○○一年，他二十三歲，已能以德文發表散文和劇本。德國評論界承認，這位年輕移民實在聰明絕頂，才華非凡；又認為，也許正因德文不是沙夏的母語，他從特定的距離解析德文，得以擺脫傳統的、拘謹的德文章法，聰慧而細膩地變化詞句，同時筆觸溫厚，不哭泣吶喊，也不道德說教；全書細微小節糾纏，想像豐富，喜感強烈，天真浪漫，冷靜客觀，兼而有之，令人神往。
一九九二年四月起，亞歷山大寫給阿希雅的幾封信也很動人心弦。阿希雅究竟是誰？她存在過嗎？還活著嗎？都未清楚交代。藉著這些信，作者以簡單手法吐露感傷、牽掛、憂慮、思鄉和對異地的夢想，語調比從前冷靜得多。命運的創傷太強烈，新生之地的氣氛太冷淡，他已「成長」。
流亡十年後，亞歷山大重返塞拉耶佛和維塞格勒，四處尋找故人，尋找童年記憶，「一切曾經美好」的圖像又回來了，寓言般的軼事和語言再度出現。現實令人悲傷，他寧可再染以想像的童話。然而正如作者於書末所言：「這是美好的故事，像我們的德里納河，它從不是涓涓細水，不靜靜滲流，它是迅猛寬闊的大河，洶湧澎湃……德里納河和我們的故事都沒有回頭路。」他不得不承認，往事已然遠去，天真的孩子都會長大，童話終須面對事實真相啊！
（本文作者為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斯拉夫語文學博士，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