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現代經濟學者的理性與感性
于宗先
中研院院士
在我交往的朋友中，最會運用中文抒發情感、表達思想的，首推高希均教授。他舉筆為文時，總會引人入勝；在演講時，更是鏗鏘有力，風趣橫生。有人說，近代思想家梁啟超的筆鋒常帶感情，易滲入人的肺腑，而我認為現代的經濟學者高希均筆鋒不僅常帶感情，而且也富理性。本來，經濟術語是無感情而重理性的，但高教授卻賦予它趣味，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最近，高教授告訴我，他要出一本書，能不能為他寫個序，我不但立即答應，而且希望早日讀到他的書稿，以饗一讀為快的享受。試看看高教授新著的書名：「我們的V型選擇—另一個台灣是可能的」，就會使人泛起不同的想像。他所指的是希望，而非絕望。為此，他提出許多選擇的空間，但非提供一道牆將希望堵在死巷。
大體上，這本書分幾個面向：首先他提出V型選擇的架構，然後提出七個選擇，首先的選擇是台灣的願景，在其餘六個選擇中，主要是對從政者與企業家的評價與期許。對人才的選擇，他列出八位當代人物作參考。然後是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及做法。同時，對年輕一代，他也提出他的期許。
高教授首先列出掌握大中華經濟的二十個大趨勢，並指出今後我們應理解的、應追求的、應掌握的，以及應努力的地方，讀過之後，使人有暮鼓晨鐘之感受。他說台灣可以變成禮義之邦、快樂之島及幸福之地。這些「可能」的願景是否能實現？完全在於我們能否痛改前非、奮發圖強，使其成為努力的目標。他認為台灣缺少的不是人才，而是人品，而且相信有才幹與品德的君子，才能改變這個世界。他再三提醒當政者，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當政者有責任去清除社會上被充斥的四大污染：即凌駕法律的特權、官商勾結產生的財勢、污染環境的公害，以及撕裂族群的意識型態。
今天台灣的困局主要出在政治層面：諸如政治掛帥、政策空轉、政風敗壞，以致政不通、人不和。他認為政府的責任：創造有競爭力的投資環境，有優勢的工作環境，有特色的教育環境，有品質的文化環境，有品味的旅遊環境，以及能永續發展的環境。
對於企業，高教授更是語重心長地提示：經濟的天空有不測的風雲，全球化下的企業有旦夕禍福。由於全球化浪潮帶來的是競爭，唯具競爭力的企業，才有生存與發展的餘地，然而高教授再三勉勵企業要重視「藍海策略」，跳脫傳統的「赤色血腥」競爭，激勵企業去追求一個完全嶄新的想像空間與發展方向。所謂「另闢蹊徑」也就是藍海策略的具體策略。高教授非常強調企業倫理，即事業雄心要建立在企業良心上，而企業的社會責任更是念念不忘的。他讚賞美國比爾．蓋茲和華倫．巴菲特捐出大量的所得去造福社會。為了宣揚企業家的社會責任，高教授所主辦的《遠見》雜誌社就設立了企業社會責任獎，表揚台灣社會上具社會責任的企業家，而且也發現了台灣確有不少具社會責任的企業家，因未被表揚，多默默無聞。像三年前，為盡社會責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溫世仁，就是最典型「燃燒自己，照亮人間」的偉大企業家。
對於年輕一代，高教授也是以鼓勵的態度，希望他們能為將來創造個可追求的遠景。他再三強調：做人的基本條件，要有品德；而做事的基本條件，要有專業知識或技能。個人應具有的競爭力是：品德＋知識＋語言＋留學經驗競爭優勢。在全球化的環境，每個年輕人，除母語外，至少要具備英文和中文能力，在職場上，才會有較多的選擇機會。留學經驗也是很重要的學習過程，它可協助跳脫本土的傳統意識，接納世界潮流，這對因應全球化的衝擊是有幫助的。
當我讀完高教授這本書之後，就像獲得一壺陳年的醇酒。每一篇短文就像一杯醇酒，慢慢品嚐，會使人心曠神怡，對明天會充滿希望。
站在趨勢前端的知識人
洪蘭
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高希均教授是現代書生報國最好的榜樣，他有科技腦、人文心和中華情。從本書中，你可以看到他的熱切，篇篇都在談如何提升台灣的競爭力，創造兩岸雙贏的契機。
他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台灣如何可以走向禮義之邦，讓人民活得有尊嚴。他看到了十九世紀的財富在土地，二十世紀的財富在勞力，而二十一世紀的財富在腦力，因此他建議政府向世界借腦袋，只要是人才就用，千萬不可鎖國。現在的時代是「學習才會贏」，不再是愛拚才會贏了，每個人都要有專業才能和別人競爭。他一直呼籲納稅人的錢要用在教育上，有教育才有人才，但是有人才還要有人品才行，他要求所有人「做什麼像什麼」，也就是要有「敬業」的精神，敬業是任何一個職業的根本道德，做知識分子就要像個知識分子。
雖然現在台灣的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主導社會思潮的能力，他認為還是要說，因為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在大部分知識分子因失望而選擇沉默時，高教授是奇葩，知其不可而為之，令人敬佩。有時想想，怎麼百分之八十的好人會被百分之二十的人弄得民不聊生，束手無策？最殘忍的流言常是用沉默來說的，我們不應該再沉默，必須造成輿論的力量，台灣才有希望。
台灣社會最大的危機是過去做人的基本核心價值觀：忠誠、正直、公平、正義已逐漸流失。高教授說：「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能做大事，但是沒有人品，小事大事，都會壞事。」品格的重要性，蘇格蘭的報人及政治家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
1812-1904）說得非常好：「一個民族若是缺少了品格的支撐就可以確定它是下一個滅亡的民族；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了忠誠、正直、公平和正義，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不管時代怎麼變動，只要是一個「人」的社會，它就不能缺少這些核心價值，因為它是人和人相處的基本原則。
過去，忠一直是傳統價值觀的第一項，忠孝不能兩全時，是取忠而捨孝，「覆巢之下無完卵」、「為大我犧牲小我」，這是我小時候的觀念。現在不同了，對國土的依戀淡到讓人民用腳投票，不爽就出走，另尋天堂，毫無留戀。而且不但跳槽，還帶著老東家的客戶名單一起走；過去是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現在是一旦絕交，同歸於盡，至少也要在網路上把過去的事抖出來，使人身敗名裂，真是不可思議。很多剛出校門的年輕人把小公司當成職業訓練所，學了一點技術和行規後就跳槽，忘記了事業的雄心要建立在專業的良心上，我總是覺得要先反哺之後再跳槽心才會安。
但丁說：「道德可以彌補智慧的缺失，智慧永遠無法彌補道德的空白。」現在的人都把道德看做公民課本的口號，是選舉時才拿出來喊一喊的。道德的淪喪是台灣社會急遽沉淪的主要原因，「上行下效」，模仿是動物的本性，人的大腦中有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皇后的責任更是母儀天下，叫國母。在上位者是人民的表率，假如所有的政治承諾都是欺騙，法律是選擇性辦案，經濟犯可以逍遙國外，我們又怎能期待孩子對不對的行為有羞恥心呢？羞恥的反面是尊重，當一個人為了權力可以充耳不聞外界所有的批評，自己「好官我自為之」時，他就失去人民對他的尊重，他應該感到羞恥。
中國人一向是勤勉的民族，像牛一樣埋頭苦幹，但現在時代不同了，必須要有高瞻遠矚才不會做虛功，諾貝爾獎得主海克曼說得好：「台灣應該像猴子一樣靈活，跳在大象的背上，不要像螞蟻一樣，辛苦了半天，最後被踩在腳下。」這句話正是高教授說的：「走在趨勢前面是遠見，與趨勢同步是定見，與趨勢反向是偏見。」當泰銖超越台幣時，我們不能再做溫水中煮的青蛙了，所有的知識分子要站出來，憑著他的良知與良心，共挽狂瀾，使我們的下一代能有尊嚴地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免去做台勞的恐懼。
「勝利」是台灣唯一的選擇
（一）
二十世紀元年（一九○○年），對中國人與台灣人是同樣的殘酷。八國聯軍攻侵北平，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進入第五年。滿清的腐敗使四億多人民受盡痛苦。
歷史的教訓是：一個無能的王朝就會帶來烽火漫天，國破家亡。
百年戰亂、百年蛻變、百年新局。
二十一世紀元年（二○○○年）中國大陸與台灣同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遠景。中國大陸的經濟以百分之十的成長率在全球競爭中崛起；台灣在寧靜的革命中，國民黨政權和平地移轉給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為總統。
台灣歷史性的機遇是：當反對黨在民主化浪潮中，變成了執政黨，正可以一鼓作氣攀登民主、法治、全球化、族群融合、兩岸開放的高峰。如果這樣，陳總統就變成了中華民族民主史上的英雄，民進黨就變成了不可取代的政黨。
出人意外地，陳總統選擇了另一條路—鋪天蓋地的選舉操作，祇在延續權力的掌控。七年來的政績竟是如此地令人失望。七年的政策空轉產生了兩個重大影響：台灣在全球化中，愈來愈失去競爭力；台灣在邊緣化中，愈來愈孤立。
（二）
面對這樣的大變局，二○○三年我發表了《反冷漠的知識人》一書。其中討論到：對陳總統施政不能冷漠，對李前總統的負面示範不能冷漠，對兩岸僵局不能冷漠，對知識經濟的興起不能冷漠。
書中有幾段話是這樣寫的：
有人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要說：「人人為己，天毀地滅。」看看大陸沙塵暴出現時的天怒，看看台灣土石流發生時的地吼！「貪婪」正是今天東方與西方社會共同墮落的根源，我不得不把大家熟知的「權力與腐敗」的因果關係，改寫成：貪婪使人墮落；絕對的貪婪，使人絕對的墮落！
如果「貧」是二十世紀的「病」，「貪」就是二十世紀之「痛」。此刻，只有世界各國的政府、企業與人民及時在貪婪的大逆流中，採取對策。唯有行動，才有結果。
十七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帕斯可（Blaise Pascal, 1623-1662）說得深刻：「世紀上罪惡的出現，是因為一個人無法獨自坐在一個房間裡。」因此，對策之一就是要那一些虛偽的政客、那一些喧譁的民代、那一些貪婪地遊走於政壇與商場的名人，能夠少出門、多反省，這個世界就會寧靜得多。
（三）
台灣的政局與經濟情勢持續混沌。在二○○四年八月再發表了《八個觀念改善台灣》，書中提出八個觀念：
（1）大格局思維。
（2）「台灣優勢」比「台灣優先」重要。
（3）不獨不統下的兩岸雙贏。
（4）提倡有靈魂的知識經濟。
（5）開放社會與國家競爭力。
（6）人的品質與優質生活。
（7）人文情懷。
（8）學習型台灣。
「自序」中我寫著：「我當然記得美國威爾遜總統的話：『若要樹敵，就試圖推動改變。』不追求名位，不爭取選票的知識分子，如果怕得罪人，怕樹敵，都不敢提倡改變、改善、改革，那麼這個社會注定了沉淪與墮落！
「台灣還存一線生機，因為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放棄。」
像很多中產階級一樣，對台灣前途已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熱情，但我還沒有完全放棄。
（四）
台灣此刻的情勢更為嚴峻，因此再做一次嘗試，提出「台灣的V型選擇」。
當前的台灣有兩個：一個是正在邊緣化的台灣，一個是急待奮起的的台灣。造成邊緣化台灣的元素是：內有內耗性議題一個接一個地操弄；財經、民主、環保、教育等重大政策一個又一個地空轉；兩岸關係一件又一件地僵持；廉能政治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外有全球化的風起雲湧，與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二者都對台灣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造成衝擊。內外形勢的惡化，造成了人民、企業、外商束手無策。
急待奮起的台灣，祇剩下一個選擇，要以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包容、最廣的視野，追求勝利—VICTORY。「勝利」由七個元素組成：
（1）願景（Vision）
（2）誠信（Integrity）
（3）承諾（Commitment）
（4）人才（Talent）
（5）開放（Openness）
（6）和解（Reconciliation）
（7）年輕一代（Youth）
把七個英文字的第一個字母聯結，就是VICTORY，就是書中提倡的「V」型選擇。
（五）
在美國任教（一九六四—一九九八）的三十四年中，從一九六七年起，我每年都設法回來，今年剛好是四十年。
四十年中，「台灣」從旭日東升走向夕陽西斜，刻劃了兩個政黨的升起與衰敗，陪著走進沉淪的是那兩千三百萬善良的人民。這實在太不公平了。
今年七月剛好是天下文化創設二十五週年。二十五年前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我寫的《經濟人與社會人》，那真是一個台灣意氣奮發的年代。此刻的台灣必須反敗為勝，做出「V型選擇」。
最近寫的兩本書，祇有自序。這本書決定邀兩位大家尊敬的學者寫序。一位是對台灣經濟與學術發展有重要貢獻的于宗先院士；一位是對台灣神經認知科學和教育普及化積極參與的洪蘭教授。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各位同事的參與：林素伶的整理文稿，吳佩穎、沈維君、曾文娟三位的細心編輯，李錦鳳的封面設計，以及李雪麗的企劃。沒有他們的專業投入，這本書會出現更多的缺點。
（二○○七年六月，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