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鐘掌握全書 丘忠融 撰
這不是一本純粹介紹文化理論之作，亦非僅側重於文化現象的探討。相對而言，本書作者艾多斯(Laura Desfor Edles)不但扼要剖析「文化」的相關意涵與理論視野，並透過系統性地針對宗教、媒體與流行文化、種族等議題的探討，來說明既有文化理論與相關研究方法的困境。本書獨到之處在於提出一種「整全性」(comprehensive)的文化社會學，以理解複雜的文化與社會現象。
一、「文化」的三種用法
在本書的一剛開始，作者就頗具有創意地指出「文化」三種型態的用法：(1)文化是一種高級文化。在文化的美學意義下，「文化」可充當名詞來指涉重要的文化成就(例如：唐詩、莎士比亞的作品)，也可當作形容詞來指涉美學感受力(例如：我們要成為具有「文化素養的」人)；(2)文化的民族誌學定義則是將「文化」視為生活的總體。因此，文化不但包括知識、藝術，也涵蓋抽象的信念、道德與習俗(例如：我們從小就和雙親生活在一起，所以自然而然會講母語)；(3)「文化」還可以用來指涉共享意義的體系，包括生活中高度組織的意義體系(如：宗教)以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意義網絡(例如：遇到朋友會說：「吃飽了沒？」、碰到老師會問好)。
二、文化研究、文化的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
相對於「文化」概念的分歧，不同學術脈絡也從各自角度來解讀文化現象。一般而言，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是以詮釋學來分析文化客體的意義，霍爾(Stuart
Hall)就曾發現電視內容隱含了一種「指涉式」(inferential)的種族主義，這種論述雖不是「公開直接」的排外體系，仍會「暗示」種族偏見的觀念。艾多斯以《洛杉磯時報》為例，指出該報專欄曾提到白人男性不想讓黑人服務員「碰到他的襪子」以及旁觀的白人女性讀者感到十分「震驚」之故事，其實隱含這種歧視行為只是「個別事件」、是「異例」的意涵，因為這則故事正暗示「黑人現不就擁有銷售員的工作嗎？」，還有「白人女性一點也不擔心被黑人污染啊！」。
另一種文化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culture)則關注於文化客體的生產過程和結構，包括文化背後潛藏之組織、科層體制與政治經濟過程，如同皮特森(Richard Peterson)檢視了市場變遷對於鄉村音樂的影響，我們也可將此類研究對比於重視市場力量的政治經濟學。然而，從詮釋學的觀點看來，「文化的社會學」僅重視文化的生產，而忽略了文化客體本身。
艾多斯眼中的文化社會學(cultural sociology)兼容並蓄上述兩種分析取徑，不但重視文化客體的意義，也清楚地認知文化生產背後的生產過程和結構之重要性，且採用系統性的論述分析法、民族誌研究、訪談法、社會歷史分析以爬梳複雜的文化與社會領域，這正是本書認同的方法論立場。
三、宗教與意識形態
本書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不但可說明用既有社會理論來解釋文化現象的侷限性，甚至也挑戰了古典社會學理論奠基者：韋伯的論點。韋伯曾經宣稱，一旦資本主義體系運作，其結構就會讓新教倫理及資本主義精神顯得不合時宜，此係資本主義成為了「牢籠」(iron cage)，然而，美國卻是現今西方工業化國家中宗教氣息最濃之處，這是為什麼？
史密斯(Christian Smith)認為，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的意象並非「牢籠」，反而較接近珊瑚礁生態系統，充滿著大量複雜的生命形式，各自佔據適當位置而共存，「珊瑚生態不是更能適切地描述紐約的社會文化結構？」，這種觀察正能回答美國為何是最「世俗」的，也是最具有「宗教意味」的國家。特雅肯(Edward
Tiryakian)也主張，現代性有三項根本的「超文化」(metacultures)：「基督教」、「諾斯底主義」(Gnostic，透過尋找宇宙中潛藏真理的神聖知識，以獲得救贖)以及「崇尼克」(Chthonic，亦即異教徒)，它們會激烈地競爭以爭取發展空間、追隨者及制度的建立。
本書作者提到，韋伯若將多元的歷史研究法來分析當代社會，就會發現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以新面貌而延續；因此，新一代基督教(例如：摩門教)得以在美國蓬勃發展，就是同時融合現代習性(例如：創新、自律的精神)以及經濟運作(例如：創立「波里尼西亞文化中心」)這兩項因素。
四、媒體與流行文化
大眾媒體的蓬勃發展，是現代社會的最顯著特色之一，世界各地的人們透過經歷儀式性媒體事件，也被共同凝聚至一個神聖時空中。像是世界杯足球賽、黛妃之死這類的媒體事件，都獲取了廣大群眾的關注，並引起集體的興奮、歡騰或悲痛。
然而，霍克海默、阿多諾、馬庫斯等新馬學者主張，儀式性媒體事件並非立基於享有神聖集體意識之大眾，而是受少數菁英所形塑；多數人皆非自願性投入於媒體事件，不過是被動的消費者與觀看者，就像第一次登陸月球的景象便是由美國太空總署、政府及媒體產業所創造，也就是他們共同決定觀眾「將看到什麼」的界限。此外，文化事件也會受到階級、權力等結構的制約。
法蘭克福學派強調媒體以幻覺取代了真實，本書作者則表示此說法並未道盡現代媒體文化的特色。以後現代主義者為例，他們認為真實與幻覺之間再也沒有清楚的分野；正如布希亞所言，「擬仿」(simulation)已取代了真實，真實與符號之間的辯證關係已分崩離析，或說「真實已死」。看看國內綜藝、新聞節目中各種真假難辨的「模擬演出」，不正是一種過度真實(hyper-reality)的融合？
五、方法論的探討：自然主義探究法與論述分析
讓我們回顧先前提過的三種文化定義：文化作為「高級文化」、「生活的總體」及「共享意義的體系」。近來研究者已較少將文化視為一種高級文化，而多透過自然主義探究法(naturalistic inquiry)來理解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或以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爬梳人們行動之中與背後的象徵體系。
處理「文化」最古老、也最為人所熟知的方法為民族誌學(ethnography)，部份分析者是以自然主義指涉此類研究，此係這類研究的基本預設為：研究者要在未經操縱的「自然」環境之中進行長時間的觀察。帕克(Robert
Park)等學者就鼓勵學生研究「外來的」都市次文化，例如計程車舞孃、都市黑幫成員及遊民。然而，有別於民族誌研究者試圖充分融入於研究社群之中，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則強調必須與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夠「確實掌握日常真實是如何被體驗與傳遞」。
自然主義式的探究在過去備受重視，近年來，論述分析也在社會、人文學科中漸受歡迎，此研究取徑是針對「論述」的內容進行分析，包括了量化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與抽象象徵的詮釋性分析(interpretive analysis)。以傳播領域而言，葛伯納(George
Gerbner)與同僚建立「電視暴力內容分析」之標準，而發現電視內容常出現「暴力互動」(violent interactions)。此外，瑞寇(Lana Rakow)與克拉尼奇(Kimberlie Kranich)除了統計女性在三大電視網晚間新聞作為訊息提供者的次數，也對其中四十六則報導進行細節分析，而發現女性並未在新聞報導中主動發聲，而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符號。
本書所標舉的研究取徑：整全性文化社會學，就是在不忽略個人日常生活經驗與整體象徵體系之下，同時採用數種不同方法以理解並解釋複雜的文化與社會現象。艾多斯認為，透過多元方法的應用，有助於形構一種詮釋學研究取徑，而讓研究者在文化的「部份」與「整體」之間不斷進行詮釋性往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