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知識分子」是絕種還是充斥？一場迅速蔓延的危機感，焦慮的卻也只有那一群對這個詞有反應的特定人種。作者佛蘭克．富里迪懷疑，如「啟蒙時期」全知的羅素、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那一派博學多聞，對大眾事務關心的知識分子其實已經都是投機取巧者、智庫說客、狡辯家的偽善面具。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我們因為某些原因結合了最廣的教育層次和最低層的文化涵養。富里迪用他對知識界的熱情和對此危機的迫切焦慮，闡述了知識分子如何做出在文化和民主上該扮演的角色，也聲明社會應該要理出一個知識分子和大眾能一同討論的空間。

　　一段時間以來，作者深切感受到知識分子的迷失，並為此煩惱不安，這種感覺似乎困擾著我們文化機構、大學和專科學校中的許多人。公眾有權聽到來自我們文化的高質量的學術討論，而且，最為有著無限潛力的聽眾，他們應該受到更大的尊重。本書就是寫給眾多聰穎的男男女女，他們渴望一種更具挑戰性的學術和文化生活。

　　本書並不是哀悼學術生活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我們並沒有變成白癡。我們有多令人難忘的藝術作品和科學成果，我們也繼續做出出色的發現。本書旨在對我們當前著書發展思想、教育民眾和塑造新型公眾的方式展開研究，對當代教育和文化政治的反民主根基和保護主義同時提出質疑，即把大眾參與描繪位無法保持優秀標準和諧共存。我認為今天的文化精英們從心底裡接受了這一看法，這導致了對待學術生活的庸人主義態度和有害的工具主義態度日益興盛。一個文化如果把辯證等同於乏味的專業觀點，這個文化就會出現冷漠和社會疏離。由於所有這些都確實至關重要，一場對抗庸人文化的文化戰爭早就該開始了。

本書特色

　　對於知識分子的定位和學術環境的焦慮，富里迪用它一直以來的繁複思考方式嚴正檢視學術界的種種環節。與社會大眾的重新定位和結合，是富里迪極欲在本書提出的討論。在許多嚴肅、甚至苛刻的評論中，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可以從本書獲取討論這個大問題的一個起點。富里迪的寫作方式嚴謹複雜，文筆與一般現在的敘述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特色在於他對問題的直接處理，讓知識菁英和有意探討相關問題的人有一個可以參考的基礎。 　

作者簡介

佛蘭克．富里迪

　　1948年出生於匈牙利，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社會學教授。其學術研究主要圍繞帝國主義問題和發展問題，著有、、等書。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正視21世紀的庸人主義


緒論：穿越庸人之土的個人旅程

庸人（Philistine）：一個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個只對物質和日常事務感興趣的人。

某些出乎預料的情況促使我創作了本書。2001年5月，我為〈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寫了一篇題為〈如今大學起什麼作用？〉（What is university for now?）的文章，談到我對英國大學發展方向的若干憂慮。這篇文章主要是探討當今校園中缺乏相對的學術刺激與挑戰的情況。我提到了大學生告訴我的一些故事，他們對大學經驗深感厭倦，還說許多學生一整年可能都沒有完整地讀完一本書。

文章發表的第二天，我收到一位大學高層的憤怒電子郵件。此人顯然被我的評論所激怒，指責我「故意」混淆議題。在讀了開頭怒氣沖沖的幾行後，我以為他會指責我捏造事實，謊稱大學生一整年都沒讀一本書的指控——然而，這並不是他反駁的重點。他對大學生和書籍世界的疏遠沒意見，反而氣憤我傲慢地認定書籍應在高等教育中佔優先地位。他抱怨說：「文章的語氣顯示，如果在任何一門課程中，學生沒有讀完『整本書』，你就會認為這門課沒做嚴格的要求。」就他而言，書籍成了當今大學生並非必要的課程參考資料。

這次意見交換後幾個月，他在「整本書」一詞上所加的引號，一直在我腦海中縈繞不散。我早就預料這篇文章會招來一定程度的敵意，但卻沒想到一流大學的管理者，會以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看待閱讀。在這次通信前，我一直相信，儘管在教學方法和學術成就上各不相同，高等教育機構與我持有同樣的焦慮，對大學生顯見的平庸怠惰，即便不感到窘迫，也會感到不安。我一直認為學術熱情在高等教育中被忽視，是因為控制學術和文化生活的新管理主義風氣所造成的無心之過，卻沒想到對方會公開地頌揚庸人主義，就如來信者對讀書出乎意料地輕視所顯示。

但我不需要花腦筋就能了解，這並非一個意見不同的大學管理者的怪異反應。當今文化精英不但不知自我捍衛，還對所有學術生活的常規給予集體性的嘲笑。此外，這位精英只遵循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原則，即只有當藝術、文化和教育成為工具時，並有更廣泛的實用目的時，才重視它們。

那些熱情地追求自己愛好的學者，則面臨被貼上「脫離現實」（irrelevant）、「精英份子」（elitist）、「不切實際」（out-of-touch）和「邊緣化」（marginal）標籤的危險。對學問、卓越（excellence）和真理的追求，也常被描繪為古怪、任性和不切實際的追尋。「多少有點不可靠」，這是英國前教育大臣查爾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在對為教育而教育所做出的描述，他堅持政府沒興趣支持「學者追求真理的這種中世紀觀念」。克拉克把對知識的渴望，描繪為一種不切實際的中世紀偏見，也證實目前在教育和文化政策中彌漫的庸人風氣。

而這類態度並非侷限於英國社會或任何特殊政黨的政客。克拉克雖身為工黨，但他前任的保守黨教育首長也相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充當經濟成長的引擎。即使在知識的黃金年代，為追求思想而追求思想也只是種理想，很少成為現實。不過，至少在表面上，它被社會各重要階層視為一種理想，如今，卻逐漸與全球文化的工具主義風氣相衝突。印度孟買大學（Mumbai University）英文系前系主任瑞林達．納巴（Vrinda Nabar）指出，「無論是學生還是在大學裡，人們逐漸視人文科學和語言是不必要的個人嗜好。」 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在1970-1995年間，大學外語系的學生人數下降了37%。

當然，對教育、藝術和文化的庸人態度並不新奇。十九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尼采、歌德、馬克思——已感覺到市場這非人所控的力量，是如何影響到藝術和文化的發展。然而，今天庸人主義的影響並非來自經濟現實所要求的實用主義，也不是只從外部指向教育和文化，而是連政策制定的最高層也被同化了。新種的大學管理階層、博物館和畫廊經理人，以及對文化和思想內容漠不關心的「知識」企業家，只為利用文化去達成與其內涵毫不相干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