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二00四年三月二十日，是台灣歷史的轉折點。第三次總統直選，一心求勝的陳水扁蟬連，全力反撲的連戰、宋楚瑜挫敗，雙方差距僅在三萬票以內；各擁二分之一選票的群眾與團體自此分裂成「兩個台灣」，長久累積的不同歷史經驗、集體潛意識由此而引爆，台灣進入了人心動盪期，信心危機隨之產生，正如耶穌所說：「分裂的房子就撐不住了。」
四百年有文字以來的台灣人歷史，是一部苦悶的歷史。在外來政權殖民體制壓制下，台灣人尋求當家做主—「出頭天」。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逝，李登輝接掌國民黨黨國體制，台灣人找到了著力點。李登輝內外所推動的民主改革、兩岸互動、務實外交、軍購武器，乃至國民黨「主流、非主流之爭」，是台灣人本土意識的集體總爆發。李登輝能「過五關、斬六將」，總是站在勝利的一邊，與台灣本土主流民意走向有必然的關係。
民進黨一方面由下而上推動民主運動，另一方面搭順風車在公元二千年由陳水扁獲得執政權力，也來自民意之所趨。「台灣之父」李登輝、「台灣之子」陳水扁雖屬不同世代、不同黨籍，但本土意識的精神傳承是有一貫性的。李登輝、陳水扁兩股勢力合流，進而產生既競爭又合作的恐怖平衡關係，運用歷史家的解讀，這是「歷史的不可避免性」。連戰、宋楚瑜都是蔣經國所選拔的國民黨戰後菁英，李登輝延續黨國體制以後，連戰、宋楚瑜分據副總統、台灣省主席要津。正如佛洛伊?所形容的父子衝突：「弒父情節」，李、連、宋三人的互動，完全符合「誕生的創傷，兒子的反叛、父親的復仇」恩怨情仇。李登輝與連、宋兩位「政治義子」徹底決裂，乃至二00四年三方為了權力重祖而火拼，與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情節有諸多相同之處。
二00四年三月二十日，權力重新洗牌以後，李登輝、陳水扁以及連戰、宋楚瑜形成特殊的「一邊一國」。李、陳本土勢力以「中華民國」借殼上市，繼續推動台獨建國運動；連、宋以「中華民國」正統自居，但在統一與獨立之間搖擺不定，既不敢明言支持「一個中國」，又不排除台獨是選項之一。上述四人的分合、衝突與矛盾，正是當今台灣社會的寫照：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還是既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
正如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是兩顆原子彈改寫了歷史。二00四年三月十九日台灣總統大選前一日，「兩顆子彈」改寫了台灣歷史。如同德國史學大師蘭克所提出來的問題：「事實的真相是什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真有暗殺事件？還是選舉的作偽？國安單位到底知情否？是精心策劃的陰謀？還是偶發的狙擊事件？為了解決上述疑惑，在朝野政黨勢力激盪之下，才有「三一九真相調查委員會」的出現，但是，真掉會的浮上檯面，再次體現了「兩個台灣，一邊一國」的政治體質。按照常理，陳水扁為了建立其政權的正當性，理應樂見真調會查出真相，才能一洗所受到的誤解與冤屈。但陳水扁先提出以監察院長—錢復為召集人的真調會，表示經費不是問題，當國親兩黨提出真調會法案在立法院表決時，陳水扁強力圍堵，失敗後又提出覆議，覆議失敗後又對真調會全力杯葛，內政部長—蘇嘉全聲稱公務員有「抵抗權」，不必配合真調會。在此思維之下，六位內閣政務官赴真調會嗆聲、踢館，民進黨、台聯群眾干擾真調會的運作，行政院長游錫?也拒赴體制內的監察院接受國安機制啟動的約談，加上兩位大法官是否涉及對立委蘇盈貴的關說，上述事件的整體發展已對法律和秩序的基礎構成嚴峻的挑戰。
真調會條例是否違憲，大法官會議自然會做出釋憲，真調會條例是否違法，即使真調會召集人施啟揚也主張修法。憲法、法律的爭論，仍應回歸到憲政體制與立法體制進行，全力杯葛、焦土抗戰，或者運用群眾強壓乃至出現「捍衛隊」，令人聯想到一九二0年代的德國威瑪共和末期，如果情緒控制了一切，出現「黨國結晶體」，那就是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的溫床。以美國的經驗為例，美國首席武器檢查員敢於公佈調查報告，指出美國在發動伊拉克戰爭前，伊拉克並沒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九一一調查委員會」也澄清，伊拉克和凱達組織的九一一攻擊無關。美國社會有一個中立、理性、公正的價值體系與政治制度，將「事實的真相」置於政黨、個人利益之上，從而求取國家利益、全民福祉。
在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詹森總統下令成立的「調查甘迺迪被刺真相委員會」（簡稱華倫委員會）為例，清楚賦予該會「不受任何限制的調查權」，七位成員包括民主、共合兩黨四位參、眾議院領袖，他們有獨立的運作機制、經費與幕僚。「華倫委員會」最後並未調查出命案真相，但它所維護的政治運作、價值體系對美國人民跨出「甘迺迪被刺」的陰影起了一定程度作用。當「後三二0」藍決對決所引發的信心危機，以至外交部長陳唐山失言風波所引發的「教養」問題，乃至「真調會風波」對法律秩序的挑戰，都讓我們必須沉思下列問題：台灣民主化的結果，是會走向英美式的公民社會，還是歷經轉折逆流到一九三0年代的法西斯德國或日本？台灣與中國的分合，是會走向「戰爭邊緣」最後兵戎相見，還是兩岸成立和平對話架構，找出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互信機制？或是台灣最後走向法理的獨立？
台灣內部已形成兩座大山：藍山和綠山，雙方所各自代表的歷史經驗、政治利益、情緒衝突、憤恨壓抑已到了必須理性面對的時候。非常不幸地，兩座大山之間，引用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的比喻：連一條童軍繩的聯繫都付之闕如。這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不管怎麼樣，明天又是另一天；人類什麼都沒有的時候，還有未來與希望。當價值觀在崩離，人與人的互信日漸淡薄，法律秩序受到質疑與挑戰，我們仍應該懷抱希望、信心與愛心往前邁進。台灣人民仍要進行「英雄的旅程」，英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淑世就人；英雄就是重新尋訪價值觀，找出領導力與新願景。正是基於以上的形勢與思維，「我識出版社」總經理—蔣敬祖希望我針對台灣的未來與希望提供解讀；我一方面提出「台灣的核心價值在哪裡？」一方面對現實政治、歷史淵源、社會狀況、心理思維、領導管理提出淺見。為了讓年輕讀者（主要是高中生、大學生、年輕白領族）產生親切感，「我識出版社」找來年輕的總編輯王毓芳、執行編輯高士雯、錄音整理者許志榮（執筆時仍是一位研究所學生）與我合作，他們都充滿了信心與朝氣，急於為台灣社會找思想出路；他們的編排與文章都有創新與力道，我想起十九世紀中業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讀：「撫述政論的動機，對我來說，必須是當代的，並能為我提供一種分析方法，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懷著感恩與惜福的心，我將這本淺顯易讀，主題界定為「胡忠信觀點：給年輕人一個機會」的書，回饋給我深愛的台灣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