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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依德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家之一。」－－《紐約時報》
「巴薩米安是我們這一代的特克爾（Studs Terkel，美國作家、口述歷史學家）。」
凡是政治認同受到威脅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種抵抗滅絕和抹拭的方法。
文化是「記憶」抵抗「遺忘」的一種方式。
「巴勒斯坦之音」--薩依德
最後的發聲
本書是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生前最後的文獻，薩依德於去年（2003）9月24日因白血病逝世，本書於同年底出版，是他生前最後幾年接受美國知名媒體人巴薩米安(David Barsamian)的系列訪談。
最早一篇始於1999年2月8日，最後一篇完成於2003年2月25日。其中經歷911恐怖攻擊事件，正是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多事之秋。
1969年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的一番話:「看來沒有巴基斯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惹惱了這位當代大知識份子，自那以後薩依?即以強大的言論火力，捍衛巴勒斯坦建國運動，成為該運動在西方的代言人。他高分貝的發言，並以其學術界的傑出成就，其巨大的影響力有如傳播網之發音，因此被喻為「巴勒斯坦之音」。
薩依德是當代最傑出的文化評論家，也是西方學術界卓然特立的知識分子典型，兼具學者、美學家、媒體與國際政治觀察家、政治異議份子等多重角色，著述不輟，尤以「東方學論述」望重士林，開啟二十世末葉的後殖民思潮。其《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可稱為他在文化研究工作上的雙璧。
自1999年起巴薩米安與薩依德進行一系列的訪談，訪談記錄編輯成為本書。所有的訪談都是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的KGNU電台播放，KGNU是美國首要的社區電台之一，其中兩個訪談曾經全國性放送，一次是透過「替代電台」（Alternative Radio），一次是透過「接觸」 電台（Making Contact）。最後的訪談是在2003年2月，半年後，薩依德即因糾纏十餘年的白血病逝世，舉世知識界痛為哀悼，《文化與抵抗》成為這位「巴勒斯坦之音」最後的發聲。
多年來薩依德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讓他付出不少代價，他被污衊為「散播恐怖的教授」。猶太人防衛聯盟稱他為納粹，他的辦公室被縱火，收到數不勝數的死亡恐嚇。
與巴薩米安的這一系列訪談，主題包含：反恐戰爭、美伊戰爭、以巴衝突，乃至於當代的巴勒斯坦詩歌。「文化是一種抵抗滅絕和被抹拭的方法。」薩依德說明了大眾抵抗對文化、歷史、社會變遷的核心性，特別是對巴勒斯坦人的追求──追求被承認和公道──的核心性。
沒有種族能獨占美、智與力
而在勝利的集合點上
所有種族都會有一席之位
作者簡介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大師、後殖民思潮先驅、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集大成人物。薩依德1935年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國，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這位知名的巴裔美籍學者，也公認為是巴勒斯坦獨立運動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2003年9月24日薩依德因白血病逝世。
薩依德著作等身，尤以「中東三部曲」：《東方主義》（Orientalism）、《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開啟「東方學論述」場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研究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薩依德尚著有《世界、文本與批評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最後的天空之後》（After the Last Sky）、《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以及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等書。其作品已被迻譯為二十四國語言，並在歐洲、亞洲、非洲、澳洲等地區出版。
巴薩米安（David Barsamian）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替代性電台」（Alternative Radio）的創辦人及台長。他最近期的作品包括了《公共廣播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Broadcasting）、《宣傳與公共心靈：與杭士基談話錄》（Propaganda and the Public Mind: Conversations with Noam Chomsky）和《阿馬德：直面帝國》（Eqbal Ahmad: Confronting Empire），以上全由South End出版社出版。較早作品有薩依德的訪談錄《筆與劍》（The Pen and the Sword ）和好幾本杭士基的訪談錄，包括《共同善》（Common Good）、《階級福利》（Class Walfare）和《異議編年史》（Chronicles of Dissent）等。他也是《進步雜誌》（The Progressive）與《Z雜誌》的固定撰稿人。
譯者簡介
梁永安，台灣大學文化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曾譯有《孤獨》、《四種愛》、《Rumi：在春天走進果園》、《永恆的哲學》、《耶穌行蹤成謎的歲月》、《隱士》、《英雄的旅程》、《在智慧的暗處》、《下一個基督王國》、《史尼茨勒的世紀》等（皆立緒文化出版）。
導論Introduction
「我無法過一種沒有擔當或懸浮的生活，我不遲疑於公開表白我對一個極不熱門的政治追求的親附。」薩依德寫道。
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戰爭激起了他的政治熱忱。一年後，他的第一篇政治論文〈被定型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面世了。一九六九年，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一番惡名昭彰的話惹惱了薩依德：「看來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他毅然決定「接下這個微微荒謬的挑戰，也就是去否證她，去清楚說出一段有關失喪與剝奪的歷史。這是一段必須解救出來的歷史---一分鐘一分鐘、一個字一個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
自此多年以來，他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在美國的主要代言人。
「為巴勒斯坦人說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你得到的回報只是羞辱、謾罵和排斥……我有多少朋友避談這個話題？我有多少同事不願捲入巴勒斯坦的爭論？又有多少自由派人士有時間為波斯尼亞、車臣、索馬利亞、盧安達、南非、尼加拉瓜或越南的人權和民權請命，卻置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於不顧？」
他就巴勒斯坦問題所作的高分貝發言讓他付出了不少代價。他被污衊為「散
播恐怖的教授」。猶太人防衛聯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稱他為納粹。他位於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被縱火。他與家人都「收到數不勝數的死亡恐嚇。」
超過十年時間，薩依德都是巴勒斯坦國民議會（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PNC）的一員，但阿拉伯的民族主義者卻對他怒氣十足。這不但是因為他主張「以色列猶太人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平共存的觀念」，也是因為他認識到「不存在軍事選項」。他寫道：「我對『武裝鬥爭』的觀念非常不以為然，因為這種革命冒進主義只會導致無辜的平民死亡，無助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改善。」
自一九九一年退出巴勒斯坦國民議會後，薩依德成為阿拉法特和所謂的「和平進程」的主要批判者之一。當「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在白宮的南草坪簽訂以來，他是一片樂觀氣氛中的罕有反對聲音。他一眼就看穿「奧斯陸協議」的底細，並稱之為「一紙巴勒斯坦的凡爾賽和約」（a Palestinian Versailles）。
「柯林頓就像個羅馬皇帝一樣，把兩個附庸國的國王拉在一起，讓他們握手言和。」他這樣告訴我。
與這種政治積極主義齊頭並進的是他對人文學（humanities）的巨大貢獻。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他教我們看穿文學對伊斯蘭教、阿拉伯人和中東的再現方式。他也揭發出知識怎樣被用來合法化和維護權力。《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出版於一九九三年，它與《東方主義》並為薩依德重大文化研究工作的雙璧。
奇怪的是，儘管工作繁忙，但這位「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還是抽得出時間來彈鋼琴和撰寫音樂與歌劇方面的評論。他受到賽沙爾的一首詩的啟迪，並喜歡引用它：
但人的工作才剛開始
還有待人去征服
所有隱藏在他激情暗處的暴力。
沒有種族能獨佔
美、智與力，
而在勝利的集合點上
所有種族都會有一席之位。
不經意地，詩歌在我第一次訪談他的時候幫了我一個大忙。我們在他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見面，而我有一點點緊張。他一開始就問我是不是準備好「好問題」，這只讓我的緊張有增無已。要直到我提到當代巴勒斯坦大詩人達維希（Mahmoud Darwish）的一首兩行詩，我們的談話才開始熱絡起來。接下來的那些年，我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訪談，最後彙整成為《筆與劍》（The Pen and the Sword）一書，由共同勇氣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
要用筆墨形容薩依德的巨大活力、知性激發性和熱忱是很困難的。他喜歡透過談話交換意見。讀者也許會有興趣知道，他在接受訪談時都是隨問隨答的。我們沒有事先彩排，問題也沒有經他事先過目。
自一九九○年代初期，薩依德就為了對抗白血病而戰。他進進出出醫院，周而復始地接受治療。在這中間，他盡力寫作和講學。他的敵人希望他閉嘴，但誠如他在本書的其中一篇訪談裡說的：「除非我死掉，否則這種事不可能發生。」
巴薩米安（David Barsam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