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第一次見到哈維爾，我曾在一篇隨筆中這樣記敘道：
「我和他的座位僅僅相距三米，而且是面對著他，我，一個純粹的觀眾──觀察者，得以不露痕跡地、不被被觀察者意識到地注視他──一個世界舞台上的新型政治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曾經兼有詩人、劇作家、良心公民、異議份子、多次入獄的囚犯、思想家及享有崇高的國際聲望的政治家等多重身分的人，現為捷克共和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先生。
他稍顯不安地坐在貴賓席上，神態安詳，嘴裡似乎在咀嚼著什麼，偶爾會發出輕微的咳嗽聲，這大概來自肺部──菸草的傷害。他的目光偶爾會變得游移、寬厚並帶著懷疑地掃視演說台上對他發出無窮讚美，並詳盡敘說著他生平的主持人。台下，是成千上萬的哈佛人，他們不時地發出重複的掌聲，並持續地用敬慕、榮幸、渴望了解（無知？）的目光端詳著這位陌生的、曾經生活在共產主義世界幾十年的制度終結者。作為榮耀的享受者，哈維爾的目光會和他們交會，同樣也是友善、好奇和陌生的。標準的錦上添花，一個被象徵化了的人物面對被同樣符號化的「哈佛」大眾。這是一年一度儀式性式的歷史性一幕──哈佛大學一九九五年的年度學生畢業典禮。哈維爾是這場典禮的主講人，並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作為我此生中最為關注的一個人物之一。整整三個小時，我得以冷靜、而又不被打擾地閱讀一個被賦與了歷史角色的人的細部表情，猶如我數年來不倦地閱讀他的作品。他掃視外界的目光是驚覺的（那也許是多年來從事地下活動的職業反應），一劃而過，並不持久逗留。更多的時刻，他陷入一種沉思狀，並不時被他左右及後面的人所喚醒，他要點頭應和著別人對他的提示。他的沉思不斷地被儀式上演說者因提及他的名字而抬高的音量打斷。瞬間，他便能回復應持的常態，對誦頌他名字者回以謙躬並帶著羞澀的笑容。顯然，他不是在權勢者的氛圍中長大的，他的謙遜則可能來自歐洲傳說中弱國身處強國周圍而顯現的自制。而他常常不自覺地陷入的沉思是哲學式的嗎？還是由於身陷於陌生的語言環境所流露的心不在焉？總之，他在這一刻毫無權勢者被讚美環繞時所流露的輕浮與得志。這是一個人性的哈維爾而非總統哈維爾。」
四年之後，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作為他的作家同行，也是作為他著作的中文版編者，我在布拉格那座滿了藝術品的總統城堡，再次見到哈維爾，那時，他大病初癒。身體浮腫，來自肺部的喘息，更加沈重；但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上午，他和我有著一個極好的交談，其中部份的內容收錄在《政治，再見！》一書中。
本書收錄的絕大部份文章和著述，包括致統治者的公開信，均是作家哈維爾在他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就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前二十多年中作為一個劇作家──良心公民──撰寫的。
沿著文集中按時間順序選輯的著述文字的脈絡，幾乎完整地呈現了作為一個真正本質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面對權勢──極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的暴政時，呈現的幾乎是不屈不撓，執著得幾乎固執的知識分子式的冷靜、理性和抗爭。
哈維爾一生的歷史，正是一個無權力者也有權力去質疑權力、批評權力、忠告權力甚至讓永遠不想讓自己喪失權力的執政者被迫（但仍舊可以體面地）交下權力的歷史。
二十世紀人類最重要的經驗和歷史的戲劇性之一，就是共產主義制度在如此廣大的地區迅速和不可中止地結束這一偉大和壯觀的場景。哈維爾，正是這一歷史中引領了各自的國家經歷這一歷史轉變的歷史性人物中的一位。
但哈維爾是這些歷史性人物中最為獨特的一位，這不只是他是這一歷史中建立壯舉，擔任總統，在位最久的人，而是他在這一歷史中留下最多思考──思想遺產的人，他身上始終呈現出來的作家特質和知識份子式懷疑和自我懷疑性格，使他成為二十世紀政治人物中的一個異數。並使他持久地獲得了在國際政治領域中所有政治領導人和政治領袖對他的尊敬。
嚴格地講，這本文集的面世，它的編纂，它的翻譯和它的選輯，總共花費了幾乎十年的時間。幾乎是中國一批自由知識分子在哈維爾思想和精神感召下共同努力的結晶。
一九九二年底，我在闊別了中國五年之後，第一次得以踏上國土，在北京期間，甫因六四坐牢下獄的異議分子劉曉波，將正在翻譯哈維爾系列文章的整個北京知識分子工作群體在一次聚會中介紹給了我，包括這本文集中的幾位重要翻譯者：在大學任教的張勇進、王東成、梁曉燕等人。他們當時已經將哈維爾的《獄中書簡──致親愛的奧爾嘉》一書及哈維爾在七○至八○年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和論文譯成中文。經由傾向雜誌的刊印及隨後崔衛平等人的翻譯介紹，哈維爾的文章及演說，正在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圈地下流傳。
無論別人怎樣評價哈維爾在捷克斯洛伐克時期和捷克斯共和國時期總共十三年總統任期上的成就，有一點卻是無疑的。哈維爾的思想已成為人類思想庫藏中一份重要的遺產。
在一個哈維爾已被模式化的世界裡，在那個頌揚的世界裡，要想準確地描述哈維爾，無疑是困難的。作為一個尊貴的總統已在位十三年了，這一長度令人想起一位君王，成為以一個君王命名的時代，而不是民主國家的民選總統，和作為一個多次入獄，無數次被拘留，長年被恐嚇，人格被污辱的良心囚犯和異議份子，他的一生無疑為後世設立了一個標準，即人權、人的尊嚴和人的自由是最高的價值，它值得人用一生去捍衛。
對於捷克這個世界來講，哈維爾時代也許即將結束了，但是，對於他那龐雜，卻基本上是始終如一的思想的了解，也許才剛剛開始。－－－貝嶺 二○○三年一月 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