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報導．掩飾．揭露─東 / 西二元對立及其不滿*
今日所謂的「伊斯蘭教」一詞雖然看似一件單純事物，其實卻是虛構加上意識形態標籤，再加上一絲半縷對一個名為伊斯蘭的宗教的指涉。
─薩依德，《採訪伊斯蘭》（Covering Islam, 1981, p. x）
批評必須把自身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就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
─薩依德，《世界．文本．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 p. 29）
《採訪伊斯蘭》
手邊有兩本平裝的《採訪伊斯蘭：媒體與專家如何決定我們觀看世界其他地方》（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編按：本書以「遮蔽的伊斯蘭」名之，理由請見本書摺口說明），一本是一九八一年版，設計得十分素雅，白色封面上是一長縱條有如撕下來的淡灰色告示，告示上有書名和作者姓名，書名的正、副標題之間夾著一張小照片，照片上左方是兩位身穿軍服的中東人，面帶微笑，其中一人還炫耀似地雙手抱持衝鋒槍，右方背對鏡頭的顯然是一位白人男記者，大鬍子的他揹著相機袋，手持相機「瞄準」（aim
at）戰士，正要「拍攝∕射擊」（shoot）。另一本則是一九九七年的增訂本，封面更為多采多姿，除了作者和書名之外，也標示了本版經作者增補並撰寫新序，上下方分別以黑、紅為底色，特別醒目的是中間幾乎佔了一半封面的彩色照片，照片中間是一堵水泥矮牆和鐵柵欄，之後似乎是一座公園，有草地、大樹、步道、遠山，一片自然、靜謐、祥和的景象，左方蹲跪在水泥牆和鐵柵欄之前的卻是一位戴著頭巾、穿著白色中東服飾、雙手持衝鋒槍的男子，正全神注視著青蔥的公園內，右方側對鏡頭的則是一位穿著白襯衫黑西褲的白人男子，同樣蹲著，相機袋置於身旁地上，手持著高性能相機，正聚精會神地對準持槍者，同樣是在「瞄準」，準備「拍攝∕射擊」。相隔十六年的兩個版本選擇了類似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呈現方式，這絕非偶然，而是隱喻了薩依德這本書後設批判的（metacritical）性質。
薩依德為當今舉世聞名的文學與文化批評家，也是公認的後殖民論述的奠基者之一。他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生在耶路撒冷，是家中的長子（也是獨子），父親是當時中東首屈一指的文具商，具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個性強悍，教子甚為嚴苛，母親則深愛文學、音樂、戲劇，對於獨子寵愛與疏離兼而有之。薩依德便是在父母親的嚴格要求與悉心調教下成長，在英國殖民統治及美國勢力擴張期間，就讀於埃及開羅的英國學校和美國學校，因此對於身為殖民地的子民有著切膚之痛的感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來說並非抽象，而是特殊的經驗和生命的形式，具有幾乎不堪忍受的具體感」（"Interview
with Diacritics" 36）。他於一九五一年赴美就讀一流中學，先後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學士（一九五七年），哈佛大學碩士（一九六○年）、博士（一九六四年），博士論文探討的對象就是同為流亡者（exile）的波蘭裔英國小說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薩依德自一九六三年起任教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迄今，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
薩依德多次說過，一九六七年的中東戰爭是他人生的轉捩點：之前，學術與政治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他則是專注於研究與教學的學院人士；之後，他開始關注學術與政治的相關性，並接連寫出所謂的中東研究三部曲---《東方主義：西方對於東方的觀念》（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1978）、《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79）和《採訪伊斯蘭》（1981）。他在後者的〈緒論〉中開宗明義指出：「這本書是我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三本，也是最後一本。在這一系列作品中，我試圖處理兩個陣營在現代的關係，一邊是伊斯蘭教、阿拉伯人與東方的世界，另一邊則是西方世界：法國、英國，以及最重要的美國」（p.
99）。他接著針對三本書的性質做了如下的描述：《東方主義》「最全面性」，探討從一七九八年拿破崙率軍入侵埃及，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強權興起，其間「各個階段」的東、西方世界之間的關係，其「背後的主題是知識與權力之間的從屬關係」（p.
99）；《巴勒斯坦問題》採取個案研究的手法，將巴勒斯坦人爭取民族自決的訴求及行動與猶太復國主義及以色列之間的長期抗爭，視為東、西方世界關係的具體呈現，「試圖更明晰地描述潛藏於西方人看待東方觀點之下的事物」（p. 99）；至於《採訪伊斯蘭》的主題則「切合當前時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反應」（p.
100），著重西方媒體對於特定事件（如石油危機、伊朗革命、人質危機）的報導，並指出官（國家政策）│產（媒體報導）│學（專家意見）三者之間的共謀關係。
本書出版十六年後，一九九七年薩依德在初次接受筆者訪問時，不但說明這三本書的意義與關聯性，更把它們連接上他一貫重視的再現（representation）、東西對立、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以及解放（liberation）等議題：
在這三本書中，我集中於再現的問題，以及再現作為研究的對象與政治、經濟機構的研究之間維持著多少自主---而不是完全獨立、不相往來---的關係。對我來說，再現的研究是重大的文化議題，而我在那三本書中所處理的就是再現的力量---以強制和知識力量的方式，決定所謂非歐洲人的命運，因此西方描繪伊斯蘭世界的方式與猶太復國主義者把巴勒斯坦描繪、再現成空白之地的方式有關，根本不把土著放在眼裡。這也和媒體的方式有關，而這是《採訪伊斯蘭》的主題：當代媒體把伊斯蘭世界再現成恐怖、非理性的世界等等。但是，我認為這三本書的作用在於它們能延伸到其他文化脈絡中的再現，以及再現的意義和形塑等問題，也能與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說的「文明的衝突」當前這個議題相關。我認為那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因此，我試著做的便是談論這些作品所具有的解放效應，也主張更仔細的分析文化可以使我們超越「我們」對抗「他們」這種思考模式。（《知》167-68）
對一般讀者而言，《採訪伊斯蘭》這本書既不像薩依德其他學術著作，如《東方主義》或《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那般淵博與艱深，也不像《巴勒斯坦問題》、《最後的天空之後：巴勒斯坦眾生相》（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1986）、《流離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決的奮鬥，一九六九---一九九四》（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 1994）或《和平及其不滿：中東和平過程中的巴勒斯坦》（Peace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Palestin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1995）那樣集中於巴勒斯坦的議題。相反地，本書是薩依德所有作品中比較平易近人的一部，探討的是閱聽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於平面與立體媒體上所接觸到的訊息，以及背後的生產者與傳播者。世人長期暴露於這種環境下，對於相關的資訊與知識習而不察，視為當然，而不曾針對這類資訊傳播與知識生產的動機、過程、效應予以應有的反思與批判。反諷的是，西方對於伊斯蘭教的形象以及運用這種形象的方式，「這兩項因素之間的關聯性，最終會使得它們揭露西方與美國與揭露伊斯蘭教的程度不相上下，後者的具體性與趣味還略遜前者一籌」（p.
4）。換言之，在「明眼人」眼裡，雖然再現者（the representer）再現了被再現者（the
represented），但再現的內容與方式卻揭露、再現了再現者。雖然薩依德批判的對象是美國主流媒體，但對於倚賴美國資訊來源甚深的世界其他地區（包括台灣）的媒體和學術界，此書的見解也發人深省。因此，這本書所提供的不只是對探討案例的剖析與批評，更示範了我們在生活中面對資訊、知識、媒體、政府、學界──時應有的警醒惕厲（vigilance）、獨立思考（independent
thinking）、批判立場（critical stance）與具體行動。
本書的主標題"Covering Islam"明顯地玩了一個文字遊戲，因為"covering"一語雙關，有「〔正在〕採訪、掩飾」之意，而中文的「『採』『訪』」一詞也暗示了具有選擇性，而非全盤實錄---畢竟除了事件本身之外，任何相關的論述不論宣稱是如何的中立、客觀、超然，都必然是部分的 /
偏頗的（partial）。因此，「採訪」勢必有所遺漏、排除與「掩飾」，重點在於：「如何」（how）與「為何」（why）遺漏、排除與掩飾了「什麼」（what）？此書的副標題更明確指出了探討的是「媒體與專家如何決定我們觀看世界其他地方」，表示其研究對象是西方與其他地方的對立（the West/the
rest）這種心態與立場以及所產生的後果。因此，全書是以後設批評的立場，探究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有關伊斯蘭的相關報導與評論：誰在報導？報導的內容為何？報導的方式如何？為何有此報導？為誰報導？其意圖何在？效應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簡言之，本書旨在以另類的觀點，「發現」（discover）並「揭露」（uncover）西方主流媒體所「採訪 / 報導 / 掩飾」的伊斯蘭世界……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