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獵犬號航海記(上)

導讀
達爾文的旅程——小獵犬號航海記
詹宏志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從英國樸立茅茨港(Plymouth)駛出一艘並不特別起眼的三桅帆船，全長不過九十呎，載重二百四十二噸，比起它即將創造的歷史聲名，它的外表可算是有點寒酸。

　　這是一艘即將前往南美洲的科學考察船，名號為「小獵犬號」(HMS Beagle)，隸屬於英國海軍的「水文測量局」(Hydrographer's Office)，由雄心勃勃的年輕艦長羅伯．費茲洛伊(Robert FitzRoy, 1805-1865)所率領，探險考察的航程計畫是兩年，但等到「小獵犬號」再回到英國港口的時候已經是一八三六年十月二日，整整過了五十八個月。

　　船上連艦長在內共有七十四人，除了各種職司的船員之外，還包括了不在編制內由艦長自掏腰包聘任的兩位雇員，一位是儀器工匠，一位則是畫家(他負責繪製沿途所歷所見，功能相當於今天的攝影師)；還有三位順道返鄉來自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的土著（他們是前一次「小獵犬號」科學考察採集回來的「標本」)，以及一位自願護送他們回家的傳教士；此外，船上還有另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被艦長邀請上船與他相伴，自己必須負擔所有旅費的年輕自然學者：二十二歲的劍橋大學畢業生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即後來以《物種源始》(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一書改變全世界思想的作者。

　　你可以說，「小獵犬號」因為載運了達爾文這位意外的乘客而名垂不朽，連帶這趟旅行也成了科學史上最著名的旅行；但你也可以說，因為達爾文上了「小獵犬號」，這趟旅行改變了他和他的思想，進而使他改變了全世界。總之，就像史蒂芬．杰．顧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著名的書名所暗示的，「自從達爾文以後」(ever since Darwin)，世界就不再是同一個面目了。

　　「小獵犬號」的艦長費茲洛伊為什麼要邀達爾文上船？因為前一任「小獵犬號」船長是自殺身亡的，而出身海軍世家的費茲洛伊，他的父執輩也有海上自殺的紀錄。維多利亞時代，海上階級森嚴，船員不能與艦長同桌吃飯，談話也有一定的禮儀和模式，艦長固然是海上的上帝，但卻道道地地是一位孤獨的上帝；費茲洛伊是上流社會出身的海軍菁英，擁有良好的科學知識與軍事訓練，他深知海上長期孤絕與精神沮喪的風險，遂想邀請一位出身與他相當的「紳士」(a gentleman)，最好有相同的科學興趣，並能與他平起平坐，同桌進餐(但絕對，絕對不可以動他的儀器)。這個邀請透過劍橋大學的學術網絡，迅速來到達爾文的老師漢斯婁(John S. Henslow, 1796-1861)的手中，希望他能推薦一位合適的年輕人，漢斯婁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寫信給達爾文說：「我相信你是他們想要找的人。」

　　但達爾文為什麼要接受這樣的邀請，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上船(他光是買儀器就花了六百英鎊，那是他兩年在劍橋大學的全部費用)？這就要追溯到「科學考察旅行」的歷史了。

　　比達爾文早一個世紀的科學考察航行，多半是出於軍事目的，譬如最著名的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的三次環球航行，他本來是被派到大溪地島(Tahiti) 去測量金星的軌跡，這是典型的海軍測量，目的是要正確描繪海洋的航道。如果英國能夠掌握全世界海洋的水文資料，英國海軍就能有效地控制世界；科學知識、海軍實力、帝國主義在這裡加起來共同構成一個超強經濟霸權。庫克船長不僅在地理上有很大的發現與貢獻，也讓澳洲和紐西蘭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實質增強了英國的國力，也給這樣的科學考察旅行一個合理的投資報酬範例。然而在一七六八年庫克船長第一次航行時，「努力號」(Endeavour)上另有一位旅客，那就是自然學者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他隨船所採集的植物標本成為他重要的學術資產，後來做了四十二年的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會長，對後來有心學術的自然學者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比班克斯晚一代的自然學者都已經明白，「遠距旅行」是自然學者有效的學術晉身之階，因為遠離歐洲的地方提供了各形各色的奇花異草、眩人目光的珍禽異種，裡頭蘊藏無數可能的新分類和新啟發。和達爾文同世代的重要自然學者，幾乎都有他們自己的旅行，達爾文上了前往南美洲的「小獵犬號」，約瑟夫．虎克(Joseph D. Hooker, 1817-1911)則隨船參加了羅斯(James C. Ross, 1800-1862)的南極探險，湯瑪士．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也上了考察澳洲的「響尾蛇號」(Rattlesnake)，他們全是出門旅行的人。

　　這也帶給旅行史上一個「新物種」：科學旅行家(scientific travellers)。從十九世紀開始，他們有意識地不斷發現新物種，為全世界的物種做清冊目錄，想把地球上的生物全貌掌握在手中，就像海軍孜孜不倦於繪製海圖一樣，他們行走世界各角落，努力把蒐羅來的物種納入林奈分類體系(Linnean system)裡頭，一種近乎重建《創世紀》的工作。

　　這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人物可能是世紀初的德國科學旅行家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他以繼承的龐大財富資助自己五年的南美洲考察旅行，採集了無數前所未見的標本，寫下了三十卷的浩翰鉅著《新大陸赤道地區之旅》(Relation historique du voyage aux regions e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 1807-1834)；其中，第二十八到三十卷是所謂的《個人記述》(Personal Narrative)，也就是遊記的部分，這是當時轟動歐洲、影響深遠的旅行書。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全程隨身帶著洪堡的書，他更在家書中讚歎說：「我從前欣佩洪堡，如今我簡直是仰慕他；一進入熱帶地區，所有你心中挑起的感受他幾乎都提到過。」

　　這些記錄全世界物種的工作，在達爾文上船時，其實也即將盛極轉衰；林奈體系下物種的認識與分類，也已經到了尾聲，科學家下一步想知道的，不是「什麼」，而是「為什麼」，要有人能夠給這些龐大的新發現的全球物種資料，一個有意義的統合性解釋。而這件改變人類思想的工作，也將在達爾文下船後展開。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如果達爾文因為某種緣故沒有搭上「小獵犬號」，是否他還會發展出他的「通過自然選擇的演化論」，進而影響了全世界？(這個可能性是隨時存在的，一開始，達爾文的父親並不同意他上船，而達爾文也幾乎放棄了；出發之後他又暈船得厲害，船長費茲洛伊不得不答應，在第一個停泊港口就讓他回家。)是否另一位發展出「演化論」的自然學者亞爾佛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將是我們今天知道的「演化論」唯一發明者？

　　但我們確實知道，上船前和下船後的達爾文幾乎是不同的兩個人。年輕的達爾文是一位活潑、貪玩、花錢無節制的「阿舍仔」(但對知識與大自然充滿毫不矯情的研究熱情)；即使在上了「小獵犬號」之後，船上嚴厲殘酷而不人道的紀律(譬如鞭笞水手)多少嚇到了他，但並沒有改變太多他的性情，他在旅途中寫給家人與老師的信仍然洋溢著頑皮的口吻，他還在加拉巴哥群島上試騎著名的大海龜(他說騎起來很不穩)，頑童的身影還躍然紙上。

　　五年後下船的達爾文，或者更正確的說，已經形成「演化論」觀點的達爾文，卻是另一個終其一生努力不懈、不苟言笑嚴肅的達爾文。這個性格的大轉變是怎麼來的？「演化論」發現，眾多生物並不是如所說的「各從其類」，相反地，它幾乎每一世代都在變；生物通常會產出超乎足以生存的下一代，而它們之間常有微小的差異(也就是所謂的「突變」)，在變化多端的自然環境的考驗下，有些差異的物種會比它們的同種更容易適應生存，就使得帶有某種特質的物種被保存下來。達爾文雖然沒有直接說人類是否適用這項規律(他是刻意迴避這個爆炸性的敏感問題)，但思想的巨彈已經投下了。

　　寫下包含「演化論」草稿的達爾文，並沒有出版他的書或論文，反而把它藏在抽屜裡，旁邊還放了一筆錢，他要妻子以這筆錢把書出版，如果他生前未能見到的話。可見達爾文是完全明白自家理論的破壞性的，也許正因為他明白自己所發現的是劃時代的觀念，也明白它將帶給世界原有信仰的不安，使他晚年變得肅穆莊重，他不太為自己辯護，也沒有娛樂和社交，只是加倍沈默工作。我們也許可以稱這是達爾文「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沈重」。

　　如果達爾文沒有登上「小獵犬號」，他也許不是影響世界的思想巨人，但他可能是比較輕鬆快樂的人。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