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命運

重返生命搏鬥喧聲的競技場

　　羅洛．梅(Rollo May)是二十世紀西方精神醫學界極富盛名的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被稱為「美國存在心理學之父」。

　　他身為心理治療家，卻出入於哲學、文學、古典研究、以及神學方面的思潮與經典，從中擷取直透人性的洞見和治療心靈的智慧。

　　他從接受存在主義之後，就將自由存在的個體，作為致力達到的理想人格。他認為健康的個體既能表現自由，亦能勇敢面對自身的命運，本書即是他深刻思考自由與命運之間交錯依存關係的總結之作。

　　在本書中，他一方面爬梳「行動（存在）的自由」與「生命（本質）的自由」兩種自由的表現形式，後者是人面對命運時在內心所產生的深刻思考，這種內在的人格自由，即是作者所稱政治自由的基礎。另一方面，他認為命運最終的歸宿既是無可避免的死亡，但在此限度內，我們卻能做出自由選擇，迎接命運的挑戰。因此，要獲得人生中的喜悅與成就感，即必須勇於承接拋射於世的自由與命運之磨難。

　　而羅洛．梅夾議夾敘、引詩引文的偉麗風格，在不斷穿越進出於多重視域，及涵容異質多元思維的觀點中，造就了一則充滿野性思維的海洋書寫隱喻，不辭土石而成就生命的召喚應答，值得我們細細加以品讀與深思。

作者簡介

羅洛．梅 (Rollo May)

　　羅洛．梅(Rollo May)是二十世紀西方精神醫學界極富盛名的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被稱為「美國存在心理學之父」。他身為心理治療家，卻出入於哲學、文學、古典研究、以及神學方面的思潮與經典，從中擷取直透人性的洞見和治療心靈的智慧。
　　
　　羅洛．梅生於1909年。幼年命運多舛，雙親長期不合，終至離異，姊姊曾不幸精神崩潰。大學因參與激進學生刊物遭退學。另行入學畢業後，赴希臘三年，任大學英文教席，並隨阿德勒短期研習。返美後，旋入聯合神學院，與存在主義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以師友相交，深受其思想啟迪。

　　梅年輕時甚為結核病所苦，不得不入療養院靜養三年，然此病反成為其生命轉換點。面對死亡、遍覽群籍之餘，梅尤其耽讀存在主義宗教思想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之著作。出院之後，入懷特學院(White Institute)攻讀精神分析，遇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與佛洛姆(Erich Fromm)等人，終於在1949年獲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首位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

　　羅洛．梅1994年病逝於加州，他生前在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曾擔任懷特學院的訓練兼主任分析師。畢生致力於將存在心理學引入美國。

　　羅洛．梅其他著作：
　　《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 1950年初版，1977年修訂版，中文版2004年出版)
　　《愛與意志》(Love and Will, 1969，中文版2001年出版)
　　《創造的勇氣》(The Courage to Create, 1969，中文版2001年出版)
　　《權力與無知》(Power and Innocence, 1972，中文版2003年出版)
　　《自由與命運》(Freedom and Destiny, 1981，中文版2001年出版)
　　《哭喊神話》(The Cry for Myth, 1991，中文版2003年出版)
　　以上已由立緒文化出版中文版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1953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1967
　　The Discovery of Being, 1983

譯者簡介

龔卓軍

　　台灣大學哲學博士，淡江大學通識核心課程助理教授。譯著包括《拉岡》、《人及其象徵》、《 靈性復興》、《文化的總譜與變奏》等。

石世明

　　台灣大學心理系學士，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曾任臨終病房志工，並從事相關研究。

當前的自由危機
人類的真實目的……在於運用其力量，與一完整而持續的整體發展出至高無上的和諧關係。想要達成此一發展，最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條件，便是自由。
──卡爾．馮．洪波特(Karl von Humboldt)

「自由，說穿了，就是已經沒什麼好損失的了。」
──克里斯多弗遜與佛斯特(K. Kristofferson and F. Foster)《我和巴比．麥姬》(Me & Bobby McGee)

人類有史以來，自由(freedom)就不斷教人震驚，它被成千上萬的人視如珍寶，願意為它犧牲性命。對自由的熱愛，不僅出現在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身上，譬如為了信仰自由而死的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以及面對宗教裁判所時，仍對自己喃喃低語地球真的是繞著太陽運行的伽利略(Galileo)，這種熱愛，也出現在不知名的芸芸眾生身上。自由必定具有某種深刻的意義，跟人類的「核心」有某種根本的關聯，才會成為人們獻身的目標。

至今，許多人仍認為他們和他們的國族應有為自由而死的準備。這種情感以愛國主義的面貌出現。另外一些人，雖然認為政治上的自由並不值得一死，卻依然認為心理與精神上的自由乃神聖不可侵犯，人有權利思考和採取自發的態度，應免於受到像小說《一九八四》那樣的精神監視。從有史以來到本世紀的自由示威遊行到抗議種族隔離(free rides)，自由出現了千百種意涵，也得到各色各樣的證明，自由的信條被認為超越了生命本身。

只要對許多秀異的人物稍有了解，我們便會發現，在過去，用易卜生(Ibsen)的話來說，自由至少是「我們最美好的寶藏」。讓．賈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則被這樣的事情深深打動，人們寧願「忍受飢餓、烈焰、刀劍和死亡，只為了保持其獨立自主。」他接著說，關於自由，人類「犧牲了享樂、休閒、財富、權力，連命也賠上，以保留這項獨特的利益。」�康德(Kant)也加入了為自由辯護的行列，以駁斥這樣的論調：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恐怖暴行，證明人群大眾根本不配擁有自由。康德寫道：「對那些在某一人的控制之下，並有權令他們永遠失去自由的人們來說，要他們接受自由毫無價值這樣的信條，就等於在冒犯上帝的權柄，上帝創造人，本欲令其自由。

謝林(Schelling)同樣也熱烈地為自由辯護，「如果在所有知識的基礎上，某些事情沒辦法自力保有自身，那麼所有的知識都屬罔然，」而「自由……便是此等至要之事。」他又寫道：「哲學……乃一自由人之純粹產物，而哲學本身便是自由之行動……所有哲學的第一設準，便是依其特有的觀點自由行動，其必要性就如同……幾何學的第一設準，畫出一條直線。幾何學家很少花力氣來證明這條直線，哲學家也很少費心證明自由。」換句話說，自由的真相乃不證自明的，它是一項不能讓渡的權利。

稍後，我們雖然會對自由的一些經驗實證定義加以審視，但值得注意的是，謝林認為自由的乃是一項不證自明的公理，即使我們要思考、要討論，都得預設自由，因此，自由無需任何證明。若要有能耐去體驗到敬畏與驚奇，去想像和寫詩，去認識科學理論和偉大的藝術作品，都得預設自由。人類要有反省的能力，這些體驗都不可或缺。事實上，當代世界中，有一位與謝林才幹相當的知識份子以撒．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曾說過，「人類史上，幾乎每一位倫理學者都曾歌頌過自由。」

為何會有這些連篇累牘的頌辭？為何自由要被如此尊崇，好像世間已沒有任何更值得獻身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