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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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就認識侯文詠的朋友,對於他醫學院畢業後選擇麻醉科專業,乍聽是有些錯愕的;然而,立即又可以會心一笑,馬上就領悟了對這選擇背後的侯文詠式幽默。在麻醉醫學發展史裡,最早發現的麻醉藥品之一就是氧化氮,又稱為『笑氣』。一旦開始受到這氣體的薰陶,一個人就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既是不可自主的也是無法抑制的。
可以想像嗎,這股笑勁?想想閱讀侯文詠的作品時,從醫院系列到老婆系列,就是這種因為笑氣而著魔的模樣。
只是,這樣發噱的幽默,果真就是全部的侯文詠?在我自己參加他的廣播節目『台北ZOO』的兩次經驗,從彼此青春年少的成長,談到當下的青少年自殺問題。在錄音室碩大的麥克風之間,在他爽朗的笑聲與笑聲之間,寂靜之外忽然感覺到了另一種從沒被看見的氣質。
我很難去形容這感覺,是有點嚴肅的憂慮,可是這樣的描述又太沈重,彷如『以天下為己任』一般要壓死人了。也許更準確的形容是像卓別林這樣,雖然兩人的幽默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但在淋漓盡致的忘我嬉笑之外,同樣都會冒出一些挑逗,在一閃而過的剎那,讓人有瞬間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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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學生時代,剛好是一群醫學生充斥在文壇舞文弄墨的,成為當時所謂的文藝新秀。從莊裕安、我自己、陳克華,到侯文詠,雖然在不同的醫學院,卻剛好依序排列,各差一屆地密切銜接。當然,侯文詠是知名度最高,讀者群也遠超過我們三人的總數。
後來,陸續畢業以後,在醫學專業上走上不同的路。
侯文詠和我雖然選擇不同的科別,卻是進到了同一家醫院展開生涯,從住院醫師一直爬升到主治醫師。很多朋友以為我們在同一家醫院是常常碰面、打招呼的。甚至,有一次,我剛上國中的侄兒開始迷上侯文詠的小說和有聲書,還理直氣壯地央求我『遇到』侯文詠時,請他逐本地簽名。
一般的朋友從不知道的是,像台大醫院這樣層次的醫療重鎮,整個空間龐大而複雜的程度,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兩個人雖然是在同一個空間裡,但就像希臘神話中克里特島上的米諾亞迷宮,在分歧的通道上永遠沒有碰面的巧合。如果我記憶沒太大的誤差,這樣的十多年,兩個人在醫院裡終於碰面的場合,也是唯一的一次,是包括侯文詠在內的幾位麻醉科醫師,一同到精神科來共同討論一位病情複雜的疼痛病人。
醫院就像迷宮,甚至是一種著了魔的迷宮。雖然是這樣一個空間有限的小天地,雖然是在同一地方的生活,整整十來年每天鑽來鑽去,人與人之間卻彷如是受了某種魔咒的禁令一般,永遠不得有相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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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台灣影迷圈裡,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是引人注目的。雖然一九九六年獲坎城評審大獎的『破浪而出』和九八年的『白痴』都是傑作,但最教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醫院風雲』各長達五、六小時的上下集吧。
在這一座坐落在丹麥的醫院王國裡,多年的醫學發展所因襲下來的傳統,已經形成了許多理所當然、卻是不可思議的現象。所有一切事情的運作,雖是如此的真實,卻因為充滿太多無法找到合理邏輯的事實,反而更像是虛構的超現實。
真實的世界比小說或電影裡的故事還更不合理,不論遙遠的北歐或是眼前的台灣,恐怕都是一模一樣。對電影導演或小說作者而言,為了說服讀者相信這種不可思議的存在,只好借用更多非現實的手法。譬如,拉斯馮提爾就以鬼魅氣氛來經營對這樣的真實的諷刺。
丹麥的醫院也好,台北的醫院也好,或是侯文詠筆下所虛成影射而成『白色巨塔』的這座醫院也好,都是同樣著了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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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當代思想大師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從瘋狂、監獄和醫院等等的發展過程,提出一套全新的歷史詮釋。他複雜而創意十足的說法是怎樣,恐怕不是這文章的重點,也不是幾千字的篇幅就可以描述完畢。同樣的,我相信向來不喜歡太多理論束縛的侯文詠,對傅柯大師厚重的書籍也不會有太多的眷顧。
然而,有趣的是『白色巨塔』這樣的一個象徵,無意之間和傅柯理論的某些巧合。傅柯對現代社會層層相互控制的結構,一直帶有強烈的興趣,從重重的歷史中考掘追究。他提到十九世紀以來的某些建築趨勢,譬如監獄,因為要達到充分監控的效率,而產生的一些特色,直到今天,在好萊塢電影裡,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提到的圓塔形監獄。環狀的建築,每一囚犯各自監禁,鐵欄門口就赤裸裸地朝向圓塔的中心點。在建築的中心點又建立了一個環形梯,獄卒只要沿著環梯走過一趟,就可以清楚地監看每一位囚犯的活動。
這樣的圓形監獄就叫做panopticon。在傅柯的分析裡,這樣的監控狀態,一樣被完全看到的處境,雖然現代生活中不是這樣的圓形空間,卻也有同樣的情形在運作著。傅柯將現代人的這種生活處境,就直接以panopticonism稱之。
醫院的病房就是一個例子。最有效率的病房,往往是將護理站設立在可以隨時照顧/監控到病人一舉一動的地方。這時,病人的房間就相當於監獄囚犯的斗室,護理站就是獄卒通行的中央環梯。但更多的時候,這樣的相互監控是超越建築或空間結構的。譬如同樣在醫院裡,雖然是講究客觀和科學的專業醫療人員,層層相疊的人際關係都是以巧妙的方式達到了全面監控的效果,讓身處其中的任何人,即使是不可一世的天才,也都不得不地像是遭了催眠一般失去了任何的個人自由意識。侯文詠的《白色巨塔》,不論是題目本身的隱喻或是小說內容的背景,『恰好』和傅柯的觀察有了某一程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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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樣的『恰巧』,也許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侯文詠著手於這一本《白色巨塔》,是他在一九九七年底完全辭掉了台大醫院的工作以後。文壇的侯文詠是努力而投入的,醫學上的侯文詠其實也是同樣盡心盡力而且成就非凡。他在這所國內頂尖而嚴格的醫院裡,順利地昇上主治醫師、完成博士學位,發表份量可觀的學術論文,甚至年紀輕輕地就通過了教育部的部定副教授。這在同一輩的臨床醫師裡,幾乎是出類拔萃的佼佼者。然而,這樣十來年辛苦努力累積的豐碩成果,在完全的辭職以後,一夕之間,嘎然結束,然後開始了這一本小說。
在小說裡,崇高的專業知識和偉大的濟世使命,國內醫學界最自豪的這兩項『美德』,隨著主角們在個人的利益顧慮和群體的相互監控之下,逐漸扭曲變形,甚至被犧牲和遺忘。這樣的情形,即使是小說人物的『好』醫師,譬如蘇怡華和關欣,也都有不得不承認和接受的時候;至於所謂的『壞』醫師,那就更不用提了。
整個小說情景雖然是參考台大醫院的空間和運作狀態,但熟悉醫院人事狀態的人,都可以確定這絕對不是一本揭發隱私的真相小說,沒有所謂的對號入座。在小說情節的營造下,作者巧妙而適當地將某些人物、遭遇和過程加以戲劇化,也拋開了真相小說的八卦作風,整個小說還是相當程度地反應出台灣醫學界的現實狀況。
就這一點而言,侯文詠的這本小說不僅是在他個人創作上又一新境界的挑戰,也是國內小說少見的社會寫實路線。這本小說雖然不屬於推理小說,但是這種社會寫實的風格,卻不禁教人想到日本推理小說大師松本清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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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除了松本清張,侯文詠對自己創作的期待,恐怕是更接近《侏儸紀公園》的原著作者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
如今是美國大眾小說大師級人物的克萊頓,在擔任英國劍橋大學人類學講師,又重回到美國哈佛修醫學系課程。當時,他以John Lange等筆名寫了十本的驚悚小說,不但付清了昂貴的醫學院學費和生活費,也得到了驚悚小說重要的愛倫坡獎。
醫學課程結束以後,克萊頓反而全力投入了寫作。以本名出版的作品中,包括《剛果》、《侏儸紀公園》、《旭日東昇》等等,充分結合了他的專業訓練(人類學和醫學)。包括近年受國內觀眾歡迎的『急診室的春天』影集,就是他作品中的典型特色。
侯文詠的創作企圖是可觀的。但是,這樣的企圖不是純文學的,而是提供國內讀者更具閱讀樂趣的小說。雖然,以克萊頓為標準來說,也許《白色巨塔》離這樣大師級的大眾小說還有一段距離;但是,就國內的大眾小說而言,侯文詠卻是跨出了一大步。
侯文詠,也許是明日台灣的克萊頓,關於這點,國內的讀者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