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呈現了小津安二郎（1903 -
1963）生前所寫日記中現存的所有內容。我們這麼做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有助於將來人們對這位具有無與倫比世界性的電影作家進行新的研究。在現存小津的手冊以及筆記本等當中，可以確認是其日記的部分達三十二冊之多，其中既有片斷性的記述，也有兼具日程表性質的內容（但以日記體記錄之外寫成的內容並不包括在內，而且在同一冊日記本中，除日記本身之外，還有日程表上記述的日記性質的內容，在本書中，我們對此加以了區分）。這三十冊日記本中，有二十冊保存在小津家裡，有十二冊於1989年在已故的下河原友雄的家裡被發現，這十二冊日記本後來返還給了小津家。三十二冊日記中，有三十冊（1935年其二、1936年其二除外）使用了各種小型的手賬式的日記本。這些日記本的內容全部收錄進本書。這是現在我們能夠閱讀到的小津安二郎日記的全部。
當然，除此之外，小津日記性質的記述還出現在《蓼科日記》中，這部《蓼科日記》曾經放在野田高梧位於蓼科的山莊——雲呼莊——裡。不過，在以野田高梧為主的一些人參與記述的《蓼科日記》中，小津的記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僅僅將小津的記述部分摘錄出來似乎有點不恰當。因此，本書沒有收錄《蓼科日記》中小津的記述部分，準確地說，本書是現存“小津個人日記”的全部內容。
同時，我們還必須強調，本書只是“現存”小津個人日記的集大成之作。也就是說，據我們推測，小津所寫日記的全部內容可能是不存在的。三十二冊日記本中的記述，自1932年1月1日（小津安二郎滿二十九歲）起，結束於1963年8月14日，相當於其六十年生涯中後半生的時間。然而，在現存的日記中，我們並沒有網羅所有時間裡的記述，其中還有很多空缺。當然，也許小津有一段時間沒有記日記，但我們確信，直至今日，出於某些原因，其日記佚失的情況也大量存在。
此外，有一段時間有傳聞說小津中學時代的日記還保留了下來，但今天我們並不清楚其所在。
1933年以後，日記空缺的情況如下：
1936年。上一年和下一年的日記本都保存了下來，從這種情況來看，這一年作者也極有可能寫了日記。
參軍之前的時期。小津應募參軍是在1937年9月，現存的從軍日記是1938年12月20日以後記錄的。
1939年回到日本至1950年時期。它包括1943年6月前往新加坡至1946年2月回國期間在外國生活的時期。這段時期的日記缺失得非常多。現存的1949年的日記只是在日程表上書寫的備忘錄性質的東西，時間很短。這令我們想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日記的存在。
1957年。這一年的日記只是在日程表上書寫了零星的內容。
1958年。這一年的日記只是在年初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寫了一些內容。這兩年很有可能還有其他的日記本存在。
結合上述日記的空缺情況，我們瞭解到，小津安二郎現存的日記僅相當於其後半生大約一半時間的內容。我們期待能夠發現小津其他空缺部分——無論是哪一部分——的日記。但現實是，我們暫且認為，本書收錄的三十二冊日記本是現存小津所有的日記內容。
話說回來，1932年之前，小津寫日記了嗎？我們沒有任何根據來判斷他究竟寫沒寫。不過，當我們閱讀現存日記最早的1933年年初的部分時，我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小津為開始某種新的工作而產生了一種高漲的情緒。此前，小津也許寫過日記（即便是上述中學時期寫的日記等特殊情況），但我們認為1933年日記的開頭部分具有某種劃時代的意義，十分適合放置在卷首。這一年的日記能夠保存下來真是幸運。
當我們接觸到小津日記時，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閱讀方式，而且必須要有（這種個人的看法或許不久會被遺棄）。但是，在閱讀之前，我們可能會有一個大致的基本時代劃分,也就是說，自然地劃分為戰前、戰時和戰後。在這個分期中，如果我們將日記中的主要空間要素加入進去，劃分得更加細的話，那麼日記的“戰前篇”就由“深川·蒲田篇”（1933 -
1935）和“高輪·大船篇”（1937）構成；“戰後篇”就由“茅之崎·大船篇”和“鐮倉·蓼科篇”組成。如果說戰前的“深川·蒲田”和“高輪·大船”是由一個個鮮明的鏡頭連接起來的話，那麼，戰後的“茅之崎·大船”至“鐮倉·蓼科”就是在跨數年之久的時間裡由緩慢的疊影組成的場景切換。
如果用小津的年譜來彌補日記中空缺的部分的話，我們可以這麼認為，戰前的“高輪·大船篇”自1936年開始，經過“從軍日記”的中斷，一直延續到1943年；或者說，實際上在“茅之崎·大船篇”中插入“新加坡篇”（無論這部分日記實際存在與否，1943 - 1946），一直連接至戰後。
在這些地理空間中加上主題性空間，那麼，隨著時代的不同，小津日記中第二意義的空間就具有了引力，給某個時期賦予新的特徵。例如，在橫濱、湯河原、小田原，或者在野田、在熱海、在田園調布或赤阪等。而且在各個時代都發揮作用的常常是銀座，有時則是松阪。從某種意義上說，小津日記甚至具有跨戰前、戰後時期的周遊紀行性的一面，即遊走在位於東京銀座繁華街區上的各式各樣店鋪裡。此外，與宇治山中學時的校友們終生來往，時不時地讓他想起度過少年時代的松阪。
在日記裡，實際上前前後後記錄了許多人的名字。這些人名從某種意義上講屬於其各自的地域。對小津來說，裡見弴、菅原通濟是鐮倉地區代表性的人物。不論現實生活中小津住在哪裡，電影演職人員以及製片廠的相關人員都與小津在蒲田或大船這樣一個空間相聯繫。與他的電影一樣，在現實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空間成為小津安二郎的主題性要素。據說，拍攝電影時，小津是以地名的稱呼發出移動道具的指令的，這並非偶然。
拋開上述情況不說，僅從形式上來看小津日記的話，每天的記述相對來說比較短，這是日記的特點。這或許是因為小津基本上使用的是小型的手賬大小的日記本，因而受到“空間”條件的限制。但是，正如1935年“其二”的日記那樣，雖然小津使用了大型的日記本，但其記述的內容卻顯得有點少，尤其在“深川·蒲田篇”開始，其記述之短小，似乎是必然的。
小津日記基本上是淡淡的日常生活和行動的記錄（包括“終日無為”這樣的非行動性的記述），但在“深川·蒲田篇”裡，與日常的記述截然不同的思維、形式、內容呈現在紙上。例如，本書開頭的1933年正月的日記，作為日常生活的記錄，我們只能看到他曾下榻在赤倉的高田屋旅館。但實際上此時栗島澄子一行人也曾住在這個旅館，他曾擔當朋友以及栗島的滑雪教練。在日記裡，這一點絲毫沒有記錄。這並非有什麼難言之隱，而是他認為這是沒有必要記述的事情。
小津在開始寫這個日記的時候，或許他並沒有打算如實地記錄下每一天發生的事。這個時期的小津日記，其日常生活、行動的記錄都是有選擇性的，也就是說，記錄下日常生活中能夠引起反顧的心像風景的殘影是他記日記的目的。這也許是他的文學趣味所帶來的結果。或者說是青年氣盛的結果。箴言警句越短越有效果，其表達方式是暗示性的，也是譬喻性的。這些年輕時的力作逐漸向娓娓的事實記述方向發展，小津日記的文體變化成為客觀的記錄體，較之於其後來包含諸多傳記性、年譜性的資訊的通俗易懂的內容，這個時期晦澀難懂的表達方式似乎更多地展現了其內心的狀態。
相形之下，小津戰後的日記更加通俗流暢，他記錄下日常生活中不斷重複的狀況以及緩緩流動的每一天。即便是偶爾發生的一些大事，在記述方面，小津都將它客觀化，我們在日記裡只能看到他心情微微波動的痕跡。小津安二郎的生活和行為空間被呈現在我們眼前，但絲毫沒有溢出日記本狹小的空間。正如他的電影一樣。
本書形成的端倪可以追溯到1989年底。當時正以小津安二郎和下河原友雄為主題創作《為小津安二郎所吸引的男人——美術導演下河原友雄的生與死》的永井健兒在查找參考資料時，于下河原夫人的家中發現了小津日記的一部分。這個過程在永井的那本書（膠片藝術社，1990年出版）的“前言”裡有所交待，這裡不重複敘述了。永井將那部分日記拿到準備出版其著作的膠片藝術社。第二年新年剛過，膠片藝術社的稻川方人跟我聯繫，讓我看看那個日記，判斷一下其資料性價值如何。我們一致認為，將這些日記以公開發表的形式留存後世可能對我們今後研究小津是一種最好的處理方式。於是，在我們將日記返還給小津家屬的時候，我們向小津家提出能否將小津家收藏的小津日記部分一道公開發表。小津的弟媳婦阿浜欣然答應。
我們將現存的小津日記放大複印，進行解讀，由此展開小津日記的整理工作。發表在《電影手冊日本》（Cahiersdu Cinéma
Japan）第0期上的1933和1934年的日記摘抄是我們第一次嘗試發表的內容。我們將整理日記全文的工作交給丹野達彌來做。以獨特的手寫體密密麻麻地寫在小型日記本上的原文，即便你習慣了，閱讀整理起來有時也會遭遇到困難，我們與丹野達彌一道傾注了最大的努力。我們按照凡例中所列的方針，首先要做的是準確地再現原文。整理閱讀難以辨認的文字工作一直持續到校稿結束，但依然還有極少數的文字無法辨認。不過，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在允許的範圍內基本上完成了。當然，最終的責任我應該承擔起來。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們要對以下的人們表示衷心的感謝。他們是：為本書的出版提供了機緣的永井健兒、欣然答應出版本書的小津家屬、果斷出版本書的膠片藝術社的奈良義巳、給我們提供莫大幫助的小津浜、已故的厚田雄春、齋藤良輔、山內靜夫、北川靖記、在校稿階段提供幫助的津田廣志、郡淳一郎、鐮倉文學館、在各個不同的階段提供幫助的人們，當然還有本書的合作者稻川方人、丹野達彌。
不過，對我來說，我與這部日記的交往並沒有結束。本書的目的在於公開發表現存小津日記的全文。但為了理解這部日記，我認為日記中出現的諸多人名、店名、書名以及特殊的表達方式可能都需要加以注釋。關於小津日記的細節部分，我想在不久的將來出版我加注釋的部分。為此，今後如果能夠得到各位的幫助的話，我將感到十分榮幸。
編者 （田中真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