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的哭泣
世紀的哭泣
這是一部廣泛而全面的新聞調查，以時間為脈絡，詳細地講述了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和獲得性免疫綜合征（AIDS）在美國從發現到擴散的故事，並在其中展現了影響愛滋病的事件及人物，尤其是政府部門、醫療及研究機構、同性戀組織、媒體中的個體。
在以大量事實刻畫人類的懦弱、絕望、自私、貪婪的同時，也以精彩的細節呈現了人類在死亡危機時的勇氣、進取、無私、悲憫。
作者介紹
蘭迪希爾茨（Randy Shilts，1951—1994），1980年代初第一批意識到愛滋病問題的美國記者之一。
1975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新聞專業，但作為出櫃的同性戀者，在當時報社和電視臺的恐同環境下難以找到全職工作。
做了幾年自由記者之後，1981年，他進入《三藩市紀事報》，成為國內新聞記者，也是全職報導愛滋病的首位記者。他一直致力於愛滋病報導，包括醫學、社會、政治影響方面，他的作品因極具敘事性、將個人故事與政治和社會報導交織在一起而備受讚譽，因此，他被譽為“同性戀生活的傑出的編年史作家和同性戀問題的發言人”。
1988年，席爾茨榮獲美國新聞工作者和作家協會頒發的傑出作者獎。
1999年，紐約大學新聞系將席爾茨的1981年至1985年的愛滋病報導評為“美國20世紀新聞作品100強”的第44位。
在服用抗愛滋病藥物AZT幾年後，1994年，死於愛滋病併發症。
1975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新聞專業，但作為出櫃的同性戀者，在當時報社和電視臺的恐同環境下難以找到全職工作。
做了幾年自由記者之後，1981年，他進入《三藩市紀事報》，成為國內新聞記者，也是全職報導愛滋病的首位記者。他一直致力於愛滋病報導，包括醫學、社會、政治影響方面，他的作品因極具敘事性、將個人故事與政治和社會報導交織在一起而備受讚譽，因此，他被譽為“同性戀生活的傑出的編年史作家和同性戀問題的發言人”。
1988年，席爾茨榮獲美國新聞工作者和作家協會頒發的傑出作者獎。
1999年，紐約大學新聞系將席爾茨的1981年至1985年的愛滋病報導評為“美國20世紀新聞作品100強”的第44位。
在服用抗愛滋病藥物AZT幾年後，1994年，死於愛滋病併發症。
目錄
序言
主要人物
主要政府機構
第一部分 且慢，灰白的馬
1. 心靈的盛宴
第二部分 之前：1980 年
2. 光輝歲月 3. 無望者的海灘
4. 預兆 5. 定格
第三部分 鋪路：1981 年
6. 群聚效應 7. 善意
8. 最帥的那個 9.“埋伏”催情劑
10. 科學界的高爾夫球場
11. 惡月升起
第四部分 暗影漸濃：1982 年
12. 時間敵人 13. 零號病人
14. 200周年紀念日的記憶
15. 盜汗 16. 太多的血
17. 熵 18. 徒勞無果
19. 強制撥款 20. 骯髒的秘密
21. 黑暗中起舞
第五部分 烽火戰線：1983 年1月至6月
22. 任血橫流 23. 午夜告白
24. 否認 25. 憤怒
26. 大玉米餅 27. 轉捩點
28. 好人命短 29. 頭號要務
30. 與此同時 31. 請說“艾滋語”
32. 明星氣質
第六部分 例行公事：1983年7月至12月
33. 馬拉松 34. 尋常一日
35. 政治 36. 科學
37. 公共衛生 38. 新聞界
39. 人們
第七部分 光與隧道：1984 年
40. 囚徒 41. 討價還價
42. 心靈的盛宴，第二幕
43. 逼對手亮底牌 44. 叛徒
45. 政治這門學問 46. 下行列車
47. 共和黨和民主黨 48. 陷入尷尬
49. 鬱悶 50. 戰爭
第八部分 屠夫的帳單：1985年
51. 異性戀 52. 流亡
53. 清算 54. 暴露
55. 覺醒 56. 接納
57. 終局
第九部分 尾聲：之後
58. 團聚
59. 心靈的盛宴：第三幕
資料來源
致謝
主要人物
主要政府機構
第一部分 且慢，灰白的馬
1. 心靈的盛宴
第二部分 之前：1980 年
2. 光輝歲月 3. 無望者的海灘
4. 預兆 5. 定格
第三部分 鋪路：1981 年
6. 群聚效應 7. 善意
8. 最帥的那個 9.“埋伏”催情劑
10. 科學界的高爾夫球場
11. 惡月升起
第四部分 暗影漸濃：1982 年
12. 時間敵人 13. 零號病人
14. 200周年紀念日的記憶
15. 盜汗 16. 太多的血
17. 熵 18. 徒勞無果
19. 強制撥款 20. 骯髒的秘密
21. 黑暗中起舞
第五部分 烽火戰線：1983 年1月至6月
22. 任血橫流 23. 午夜告白
24. 否認 25. 憤怒
26. 大玉米餅 27. 轉捩點
28. 好人命短 29. 頭號要務
30. 與此同時 31. 請說“艾滋語”
32. 明星氣質
第六部分 例行公事：1983年7月至12月
33. 馬拉松 34. 尋常一日
35. 政治 36. 科學
37. 公共衛生 38. 新聞界
39. 人們
第七部分 光與隧道：1984 年
40. 囚徒 41. 討價還價
42. 心靈的盛宴，第二幕
43. 逼對手亮底牌 44. 叛徒
45. 政治這門學問 46. 下行列車
47. 共和黨和民主黨 48. 陷入尷尬
49. 鬱悶 50. 戰爭
第八部分 屠夫的帳單：1985年
51. 異性戀 52. 流亡
53. 清算 54. 暴露
55. 覺醒 56. 接納
57. 終局
第九部分 尾聲：之後
58. 團聚
59. 心靈的盛宴：第三幕
資料來源
致謝
序
1985年10月2日，洛克·哈德森去世的那個早晨，一個詞在西方世界家喻戶曉。
愛滋病。
很多人聽說過“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但這聽上去似乎又事不關己，不幸罹患此症的大多是某些階層的棄兒和賤民。可是突然之間，就在1985年的夏天，當一個電影明星被診斷為艾滋患者，報紙上無休止地討論此事時，愛滋病疫情忽然變得觸手可及，而這種威脅無處不在。
突然之間出現了要上學的艾滋兒童，要工作的艾滋勞工，出現了需要經費支援的研究人員，這個國家的公共衛生系統面臨著無法忽視的威脅。最重要的是，人們開始隱約意識到這個陌生的新詞將會包含在未來之中。愛滋病將會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並無可避免地改變我們的生活歷程。
愛滋病的影響要再過幾年才會充分反映出來，但是1985年10月這一天，人們首次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洛克·哈德森首次將美國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致命的新威脅上，他的診斷結果成為一道分水嶺，將美國歷史分為艾滋前時代與艾滋後時代。
然而這一認知的時間點反映了愛滋病疫情發展過程中蘊藏的一個無法改變的悲劇：當美國人注意到這種疾病時，已經來不及採取行動了。病毒已在全國肆虐，遍及北美大陸的每個角落。橫掃美國的死亡之潮後續也許會放慢速度，但已無法阻止。
當然，愛滋病最初出現在生物學領域時，尚屬萌芽階段，幾十年來問題一直在惡化。1980年代後期，死亡人數並沒有出現驚人的新增長，不過是多年前就已經預測到的事實。這種苦難一度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然而到了1985年，時機已然喪失。事實上，當洛克·哈德森的死訊公諸于世時，有1.2萬美國人已經或即將死於愛滋病，還有數十萬人感染了病毒。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點，好像也根本沒人在乎。
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是，愛滋病並不是平白無故在美國蔓延的，而是由於一干政府部門沒有盡職盡責地保護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體制缺陷帶來了不必要的苦難，令西方世界此後幾十年飽受困擾。
如果一種致命的新疫情蔓延，國家在那一刻沒有任何理由推卸責任。因為當時，美國號稱擁有世界上最成熟的醫療技術和最廣泛的公共衛生體系，其目標正是將這一類疫病從民眾生活中清除。愛滋病毒出現的時候，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設有的經費充足的科研機構——它們有的隸屬於政府醫療部門，有的設在科研院所內——其職責就是研究新疾病並迅速予以控制。而監督政府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部門是否盡職的，正是世界上最不受約束也最富攻擊性的媒體，大眾的“看門狗”。此外，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同性戀團體此時也建立了基層政治組織，尤其是在疾病最先發生、情勢最為兇險的城市。這些團體的領袖紛紛就位，時刻關注同性戀團體的健康和生存的福祉。
然而，自從1980年一位獨居的同性戀男子首次罹患這種前所未聞的奇怪病症以來，迄今已過去將近五年。在危險剛剛降臨時，所有機構——醫療、公共衛生、聯邦及私人科研機構、大眾傳媒以及同性戀團體的領袖——都沒有採取應有的措施。愛滋病在美國流行的第一個五年，是一個全民皆輸的局面，其背後是無謂的死亡。
他們死了，是因為雷根政府無視來自政府機構的科學家的呼籲，沒有為愛滋病研究劃撥足夠的經費，直到愛滋病蔓延全國才採取措施。
他們死了，是因為科學家認為研究因同性戀造成的疾病並無建樹可言，所以沒有在疫情初期予以適當的關注。即使是在這種忽視逐漸消失後，他們的死，也與一些科學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國政府部門工作的科學家脫不了干係，這些人更在乎跨國研究工作中的競爭而非合作，其關注點和精力根本沒用在疾病本身。
他們死了，是因為公共衛生當局和領導它們的政治領袖，將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淩駕于公共衛生之上，拒絕採取必要但艱難的措施來控制疫情蔓延。
他們死了，是因為同性戀團體的領袖拿愛滋病當政治籌碼，將政治教條置於救助人命之上。
他們死了，沒人當回事，也因為大眾傳媒不願報導同性戀的事，對涉及同性性行為的報導尤其謹小慎微。報紙與電視盡力避免討論愛滋病，直到死亡人數高到無法忽視，且患者也不再只是社會邊緣人物。媒體不履行公共監護人的職責，那麼其他人只能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或者不處理）愛滋病。
在疫情初期，聯邦政府將愛滋病視為預算問題，地方公共衛生部門的官員則視其為政治問題；同性戀團體的領袖認為愛滋病是公共關係問題，而新聞媒體認為它是一個其他任何人都不感興趣的同性戀問題。其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真正去挑戰愛滋病這個深重的醫療危機。
對這種制度上的冷漠發起反抗的是一小群各有其使命的英雄。在美國和歐洲的一些研究中心，孤立無援的科學家團隊冒著失去聲譽乃至工作的危險，成為早期愛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醫生和護士對感染者的看護遠遠超越了職責的要求。一部分公共衛生官員拼盡全力爭取疫情得到妥善處理。少數同性戀團體的領袖力排眾議，極力主張同性戀團體對這種疾病做出明智的應對，並遊說議員為研究提供了第一筆關鍵的資金。還有許多愛滋病感染者與排斥、恐懼、孤立以及自身的致命預後1抗爭，以幫助公眾瞭解病情，關心病情。
正因為這些人的努力，這個關於政治、民眾以及愛滋病蔓延的故事，最終成為關於勇氣與懦弱、悲憫與偏狹、奇思妙想與唯利是圖、救贖與絕望的傳奇。
這是一個值得講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會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
愛滋病。
很多人聽說過“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但這聽上去似乎又事不關己，不幸罹患此症的大多是某些階層的棄兒和賤民。可是突然之間，就在1985年的夏天，當一個電影明星被診斷為艾滋患者，報紙上無休止地討論此事時，愛滋病疫情忽然變得觸手可及，而這種威脅無處不在。
突然之間出現了要上學的艾滋兒童，要工作的艾滋勞工，出現了需要經費支援的研究人員，這個國家的公共衛生系統面臨著無法忽視的威脅。最重要的是，人們開始隱約意識到這個陌生的新詞將會包含在未來之中。愛滋病將會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並無可避免地改變我們的生活歷程。
愛滋病的影響要再過幾年才會充分反映出來，但是1985年10月這一天，人們首次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洛克·哈德森首次將美國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致命的新威脅上，他的診斷結果成為一道分水嶺，將美國歷史分為艾滋前時代與艾滋後時代。
然而這一認知的時間點反映了愛滋病疫情發展過程中蘊藏的一個無法改變的悲劇：當美國人注意到這種疾病時，已經來不及採取行動了。病毒已在全國肆虐，遍及北美大陸的每個角落。橫掃美國的死亡之潮後續也許會放慢速度，但已無法阻止。
當然，愛滋病最初出現在生物學領域時，尚屬萌芽階段，幾十年來問題一直在惡化。1980年代後期，死亡人數並沒有出現驚人的新增長，不過是多年前就已經預測到的事實。這種苦難一度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然而到了1985年，時機已然喪失。事實上，當洛克·哈德森的死訊公諸于世時，有1.2萬美國人已經或即將死於愛滋病，還有數十萬人感染了病毒。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點，好像也根本沒人在乎。
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是，愛滋病並不是平白無故在美國蔓延的，而是由於一干政府部門沒有盡職盡責地保護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體制缺陷帶來了不必要的苦難，令西方世界此後幾十年飽受困擾。
如果一種致命的新疫情蔓延，國家在那一刻沒有任何理由推卸責任。因為當時，美國號稱擁有世界上最成熟的醫療技術和最廣泛的公共衛生體系，其目標正是將這一類疫病從民眾生活中清除。愛滋病毒出現的時候，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設有的經費充足的科研機構——它們有的隸屬於政府醫療部門，有的設在科研院所內——其職責就是研究新疾病並迅速予以控制。而監督政府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部門是否盡職的，正是世界上最不受約束也最富攻擊性的媒體，大眾的“看門狗”。此外，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同性戀團體此時也建立了基層政治組織，尤其是在疾病最先發生、情勢最為兇險的城市。這些團體的領袖紛紛就位，時刻關注同性戀團體的健康和生存的福祉。
然而，自從1980年一位獨居的同性戀男子首次罹患這種前所未聞的奇怪病症以來，迄今已過去將近五年。在危險剛剛降臨時，所有機構——醫療、公共衛生、聯邦及私人科研機構、大眾傳媒以及同性戀團體的領袖——都沒有採取應有的措施。愛滋病在美國流行的第一個五年，是一個全民皆輸的局面，其背後是無謂的死亡。
他們死了，是因為雷根政府無視來自政府機構的科學家的呼籲，沒有為愛滋病研究劃撥足夠的經費，直到愛滋病蔓延全國才採取措施。
他們死了，是因為科學家認為研究因同性戀造成的疾病並無建樹可言，所以沒有在疫情初期予以適當的關注。即使是在這種忽視逐漸消失後，他們的死，也與一些科學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國政府部門工作的科學家脫不了干係，這些人更在乎跨國研究工作中的競爭而非合作，其關注點和精力根本沒用在疾病本身。
他們死了，是因為公共衛生當局和領導它們的政治領袖，將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淩駕于公共衛生之上，拒絕採取必要但艱難的措施來控制疫情蔓延。
他們死了，是因為同性戀團體的領袖拿愛滋病當政治籌碼，將政治教條置於救助人命之上。
他們死了，沒人當回事，也因為大眾傳媒不願報導同性戀的事，對涉及同性性行為的報導尤其謹小慎微。報紙與電視盡力避免討論愛滋病，直到死亡人數高到無法忽視，且患者也不再只是社會邊緣人物。媒體不履行公共監護人的職責，那麼其他人只能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或者不處理）愛滋病。
在疫情初期，聯邦政府將愛滋病視為預算問題，地方公共衛生部門的官員則視其為政治問題；同性戀團體的領袖認為愛滋病是公共關係問題，而新聞媒體認為它是一個其他任何人都不感興趣的同性戀問題。其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真正去挑戰愛滋病這個深重的醫療危機。
對這種制度上的冷漠發起反抗的是一小群各有其使命的英雄。在美國和歐洲的一些研究中心，孤立無援的科學家團隊冒著失去聲譽乃至工作的危險，成為早期愛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醫生和護士對感染者的看護遠遠超越了職責的要求。一部分公共衛生官員拼盡全力爭取疫情得到妥善處理。少數同性戀團體的領袖力排眾議，極力主張同性戀團體對這種疾病做出明智的應對，並遊說議員為研究提供了第一筆關鍵的資金。還有許多愛滋病感染者與排斥、恐懼、孤立以及自身的致命預後1抗爭，以幫助公眾瞭解病情，關心病情。
正因為這些人的努力，這個關於政治、民眾以及愛滋病蔓延的故事，最終成為關於勇氣與懦弱、悲憫與偏狹、奇思妙想與唯利是圖、救贖與絕望的傳奇。
這是一個值得講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會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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