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與信用理論新版序言
自從本書的德文第一版出版以來已經過去了40年。這40年間世界發生了許多變故和災難。而造成這些不幸的政策也影響了各國的通貨體系。穩健的貨幣被逐漸貶值的法定貨幣所取代。如今所有國家都被通貨膨脹所困擾，同時也面臨著通貨完全崩潰這一黯淡前景。
我們需要意識到下面這一事實：世界目前的狀況，特別是目前的貨幣狀況，都是那些能支配當代人思想的理論實施的必然後果。我們如今的嚴重通貨膨脹並非由上帝造成。它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或者更坦白地講，是由政府造成的。目前的通貨膨脹是若干理論的衍生物，這些理論賦予政府以憑空創造財富和通過提高“國民收入”來取悅人民的魔力。
經濟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發掘出通貨膨脹的基本謬論，自從約翰·勞時代至凱恩斯爵士時代，這些謬論就一直困擾著學者和政治家的思想。只要諸如“擴張主義”的優點這類無稽之談仍是官方理論的有機構成部分並指導著國家的經濟政策，那麼貨幣重建和經濟復蘇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經濟學提出的反對通脹主義和擴張主義理論的一切理由都不可能讓蠱惑民心的政客們動搖。因為他們並不關心其政策的長遠後果。儘管他們知道他們所創造的繁榮只是短暫的，並且必然以衰退告終，但是他們仍選擇通貨膨脹和信用擴張政策。他們甚至對自己忽略長期後果的行為引以為傲。他們不斷重複，長期中我們都將死去；我們只需要關注短期後果。
問題是，短期究竟有多長？政治家和政客們似乎高估了短期的持續時間。當前的真實情況是：我們的生存時間超過了短期，現在我們不得不面臨政黨們拒絕考慮的長期後果。事情的發展正如穩健經濟學(被新通貨膨脹學派指責為正統經濟學)所預測的那樣。
在這種情況下，樂觀主義者也許會希望國家能試著瞭解其不久前斷然不顧的事實。也正是這種樂觀的預期促成出版社再次出版該書，並且促使作者在結論中增加有關貨幣重建的論述。參見本書英文版第413—457頁。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1952年6月於紐約■ 萊昂內爾·羅賓斯教授的引言萊昂內爾·羅賓斯教授的引言
在經濟學的各個分支學科中貨幣與信用這一部分也許是研究歷史最長，相關文獻最多的一部分。當其他經濟問題的探討尚未開始時，貨幣數量論的基本理論已經建立。19世紀中期，一般價值理論還未建立起令人滿意的靜態體系，貨幣與銀行的小冊子文獻已經在討論有關經濟動態的更深奧的問題，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功。而在今日，儘管我們的意見存在分歧，但是貨幣與信用理論為政治家和工商界人士在實踐方面所提供的有效幫助，是其他經濟理論都望塵莫及的。
儘管有此成就，但是沒有人對這方面話題的分析和經驗成果加以系統地整理，並與理論經濟學的主要種類產生聯繫。特定的專題論文數以百計。小冊子著作如此之多以至於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完全消化吸收。在講英語的國家中，沒有人對此類研究加以綜合整理，導致凱恩斯在撰寫《貨幣論》(Treatise on
Money)時不得不為此感到惋惜，我們不但缺少對這類研究進行統一安排的傳統，而且缺少一本規模和品質都能與純粹均衡理論核心問題的標準討論相媲美的對這類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真正滿足講英語的學生的要求。本書是維也納的馮·米塞斯教授的《貨幣與信用理論》的譯本，正好可以彌補這種不足。本書系統研究了貨幣與信用理論這一主要命題，並且將經濟分析理論的主體與有關的當時政策的主要問題聯繫起來。作者從貨幣的性質和職能的分析開始，採用一系列高度巧妙的推理，首先討論僅存在一種貨幣而無銀行體系的簡單條件下的貨幣價值，然後分析平行貨幣與外匯現象，接著對現代銀行的經營問題和信用創造對資本結構及經濟穩定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在歐洲大陸範圍內，本書長久以來被看做研究這類主題的標準教科書。我們希望它在講英語的國家能夠發揮類似作用。我認為本書的邏輯連貫性以及現代經濟分析能力很少有著作可以與其並駕齊驅。
……本書首次提出的許多命題已經在現代貨幣理論中大為流行，以至於在本書出版20多年以後才首次閱讀到本書的英國讀者也許會忽略本書對於知識的原創貢獻這一優點——該貢獻是如今我們所探討的最重要問題的根源。在1912年，有誰聽說過強制儲蓄、均衡與貨幣利率的脫節，以及信用不穩定造成的生產品價格與消費品價格之間關係的波動週期？這些觀點都包含於本書之中，本書不像早期著作那樣將這些問題看做是次要問題，而是將它們作為一個組織縝密的理論體系的核心部分——這一體系已經被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首先是一戰後初期的劇烈通貨膨脹，接著是我們今日仍飽受痛苦的經濟蕭條)所證明，這令本書作者在憂慮中有一種滿足感。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本書對貨幣價值理論中非常抽象部分的貢獻。米塞斯教授與馬歇爾以及其他一兩名學者共同將這個理論融入純粹價值理論的一般範疇內，米塞斯在這一融合過程中強調不確定性與現金持有規模之間的關係，以及某些貨幣現象缺乏深謀遠慮，米塞斯較早提出的大部分理論已為最近關於這些問題的研究所證實。儘管貨幣數量論存在轉向機械化形式的趨勢，特別是走向純粹是同義反復的公式疊加的方向，但非常顯而易見的是關於更深奧貨幣現象的解釋的進一步發展很有可能會遵循米塞斯所提示的路徑。
英文譯本是以1924年出版的德文第二版的內容為基礎。一些英文讀者不感興趣的內容已經被刪除，而或多或少專門探討德國爭論的一章則被列入附錄。但是第三編第二十章有關政策評論的內容則保留1924年刊登的原文。除了一個關於時間的次要變化。在第二版中，作者以第三編最後一章的第一部分作為引言，附加一個注釋說明最初寫作時人們閱讀到的這一部分的參考時間大約是1912年。在現在的版本中，即使這個注解重新印刷在英文版第368頁的合適位置，為了防止一些可能的誤解，某些實踐和情況(特別是在第4段至第8段)已經採用過去時加以描述(Cp.
pp.368 n., 377 n., and also 390 n.) 。本書作者在翻譯的每一階段都給予了慷慨的幫助，並特別撰寫一篇序言，概述其1924年以後的見解。附錄的注釋中對表示不同種類貨幣的專業術語做了英德對照，並對沒有準確英文譯詞的德文術語的翻譯，進行了詳細說明。
萊昂內爾·羅賓斯1934年9月於倫敦經濟學院■ 英文版序言英文版序言
銀行和貨幣政策問題的表像逐年逐月都在變化。但是，我們用來研討這些問題的理論工具一直沒有改變。事實上，經濟學的價值就在於它能使我們認識到問題的真正意義，而不考慮其偶然的形態。要掌握某個措施的直接影響往往不需要特別高深的知識，但是經濟學的任務在於預測其更深遠的影響，以使我們避免為了治療目前病症而播下未來可能產生更大疾病的種子。
自本書德文第二版問世以來，已經過去10年了。在這段時間內世界貨幣和銀行問題的表像已經完全改變。但是，更加仔細地研究和揭示目前爭論的根本問題則與當時毫無二致。當時，英國正致力於將英鎊的黃金含量提高至戰前水準。這種行為忽視了英國的物價和工資已經隨貨幣價值下降而調整，也忽略了依照戰前平價重新建立英鎊價值勢必導致物價下降，這種下降會導致英國企業家處境更加困難，進而增加了實際工資與自由市場應付工資之間的差距。當然，儘管重建戰前平價的努力存在很多不容置疑的缺陷，但英國仍存在很多理由來實施這種行為。該決定應當在充分考慮該項政策的優缺點後才能作出。由於採取這項措施前並未將其不可避免的缺點充分告知公眾，所以反對金本位制的呼聲特別高漲。然而，社會各界責難的對象並非來自金本位制的恢復，而是將英鎊的黃金含量穩定在高於英國的物價及工資水準之上。
從1926年至1929年，美國的經濟繁榮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正如信貸擴張造成的歷次繁榮一樣，人們普遍認為景氣會永遠持續下去，因此對於經濟學家的警告則置之不理。1929年經濟形勢的逆轉以及後來發生的嚴重經濟危機，對於經濟學家來說並不意外；儘管他們不能預測危機發生的準確日期，但他們已經預測到了危機的發生。
在目前情況下，值得注意的事情並非我們已經度過一段信用擴張時期以及接下來的經濟衰退，而是政府面對這些情況已經採取以及正在採取的方式。在物價普遍下跌的情況下，社會各界一致採取措施致力於防止貨幣工資下降，一方面利用公共資源來支援那些即將被危機壓垮的企業，另一方面則通過公共工程計畫對經濟加以人為刺激。這項努力的結果正好消除了那些在過去的衰退中影響物價和工資依照當時情況進行調整，進而為經濟復蘇鋪路的各種因素。人們忽略了一項不受歡迎的事實：穩定工資必然意味著失業增加以及導致物價與成本、產出與銷售量的失衡(這些都是危機的徵兆)趨於長期化。
這完全是來自政治方面的考慮。政府不想使依賴工資為生的大量民眾感到不安。他們不敢反對將高工資視為最重要的經濟理想的理論，以及認為工會政策和政府干預在物價下降期間仍足以維持原工資水準的觀點。因此，政府採用各種方法來減少或完全消除環境對工資水準產生的壓力。為了防止工會工資(trade union
wages)的下降，他們對日益增加的失業工人給予失業救濟金，同時防止央行提高利率和控制信貸，以便使危機的治理過程得以自由進行。
當政府認為其無力通過徵稅或借款來應付不可削減的支出時，或者說，當他們無法根據量入為出原則來限制支出時，政府就會採用發行不可兌換銀行券的方法，結果造成貨幣價值下跌，這種情況在歐洲和美國歷史上發生過不止一次。但是最近的貨幣貶值動機都不是來自財政方面。貨幣單位的黃金含量之所以下降，是為了保持國內工資水準和物價水準不變，也是為了使本國工業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有利地位。對這種行動的要求，在歐洲和美國都屢見不鮮。在過去所有例證中(除了少數重要的例外情況)，那些提出如此要求的人都沒有能力保證其實現。但是，在這個例子中，英國從放棄英鎊以前的黃金含量開始。它並未採取提高銀行利率這個傳統且從未失敗的方法來保持英鎊的黃金含量，政府和國會仍將利率保持在4.5%，他們偏好停止銀行券按照以前的法律平價兌現，借此來大幅降低英鎊價值。其目的在於防止英國物價的進一步下跌，顯然，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出現工資必將下降的情況。
很多其他國家都追隨英國的先例，尤其是美國。羅斯福總統降低美元的黃金含量，因為他希望避免美國工資下降，並恢復1926年至1929年經濟繁榮時期的價格水準。
在中歐，首先追隨英國先例的國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一戰後不久，捷克斯洛伐克為了國家的聲望，冒冒失失地採取了一項旨在提高克朗價值的政策，直至它認識到以下事實才停止這項政策：增加貨幣價值便意味著限制國內產品出口、鼓勵外國產品的進口，並會對那些通過銀行信貸獲得一定比例運營資金的企業的償債能力產生損害。但是，在今年的前幾周內，捷克已經降低了克朗的黃金平價，其目的在於減輕借貸企業的壓力，也在於防止工資和物價下降，並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如今世界上每個國家無疑都在激烈地討論貨幣單位的購買力應保持不變還是予以降低。
誠然，人們普遍認為目前所需要的是降低貨幣購買力至以前水準，或者防止其上升至以前水準之上。但是，如果所需的僅止於此，那麼很難確定為何要以1926年至1929年的水準為目標，而不以其他時期(如1913年)的水準為目標。
如果認為指數可以為我們的通貨膨脹的工具提供一個具有堅實基礎，並可使其獨立於政府和政黨的經濟方案變化，那麼也許我可以在本書中表明我對指數的看法……。通過指數手段來計算購買力的方法有很多，這些方法從某些站得住腳的觀點來看，它們中的每一種都是正確的；但是從其他同樣有道理的觀點來看，每一種又都是錯誤的。
由於每種計算方法都將產生與其他方法不同的結果，同時，以每種結果作為實踐的基礎都會增加一些人的利益而損害另一些人的利益，顯然，每個集團的人都會擁護那些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法。如今，控制購買力已被視為通貨政策的合法考慮，購買力應確定為何種水準這一問題將具有最大的政治意義。在金本位制下，貨幣價值的決定依賴黃金生產的利潤。對某些人來說，也許這對他們不利；可以確定的事情是它在經濟活動中引入了一個不可計算的因素。但是，這並未使商品價格因貨幣因素而發生劇烈且突然的變化。在過去的100年時間裡我們經歷的貨幣價值的最大變動，並非來自黃金生產情況，而是來自政府和發行銀行的政策。貨幣價值依賴黃金的生產至少意味著它不受當時政治的影響。
通貨制度脫離確定的、固定不變的黃金平價，使得貨幣價值成為政治的玩物。如今，無論國內還是國際經濟政策，關於貨幣價值的考慮已使其他一切考慮都退居次要地位。我們距離以下狀態已經不遠：“經濟政策”被認為主要是貨幣購買力的影響的問題。我們應該維持貨幣單位目前的黃金含量，還是應採用更低的黃金含量呢？在歐美各國，這個問題均為當前經濟政策的核心議題。也許我們已經展開了降低通貨單位黃金含量的競爭，其目的在於在商業戰爭中獲得短暫收益(而且這項收益是建立在自我欺騙的基礎上)，文明世界的各個國家進行這項戰爭已數十年且越來越激烈，並給民眾的福祉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將這種情況稱為脫離金本位制的束縛是不恰當的。所有在最近幾年“放棄金本位制”的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黃金在國內及國際間作為交易媒介的重要性。實際發生的並非脫離黃金，而是脫離貨幣單位的舊的黃金平價，儘管這項措施的主要目的也許在於謀求名義工資(有時也是物價)最大可能的穩定，但是更重要的是，它通過犧牲債權人利益以減輕債務人負擔。
除了因以上理由而降低通貨的黃金含量的國家之外，還有一些國家拒絕承認以黃金表示的貨幣貶值——它們採用過度擴張國內銀行券流通的政策，而維持其通貨單位仍具有法定黃金含量(或至少超過其真實水準的黃金含量)的想法。為了支持這種想法，它們公佈了外匯管理辦法，要求出口商以法定金價出售外匯，這要遭受相當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賣給央行的外匯數量大幅減少，這一事實幾乎不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說明。於是，這些國家出現了“外匯短缺”。事實上，依照規定價格無法獲得外匯；在非法市場上可以按適當價格進行外匯交易，因為央行拒絕按此價格進行支付，所以央行無法從非法市場取得外匯。這種“短缺”就被作為匯兌困難以及禁止向外國付息和分期償還的藉口。
實際上它使國際信用陷入了停頓狀態。舊債務的付息和還本要麼支付不足，要麼根本不支付，結果，新的國際信用交易就不再繼續成為嚴肅考慮的主題。我們已經接近一種無法對國外放款的情況，因為人們逐漸承認並接受如下事實：任何政府可以在任意時候以“外匯政策”為理由禁止對外國的債務償還活動。這項外匯政策的真正意義本書中有詳盡的討論。此處僅指出該項政策近三年對於國際經濟關係造成的傷害比保護主義在過去50年或60年(包括在一戰期間採取的措施)所形成的損失更大。要想消除國際信用的壓制狀態，必須取消各國政府可以自由裁定的原則，該原則利用其自身行動造成的外匯短缺，停止對外國支付利息，同時也禁止對其國民還本付息……。除非創造出這些條件，否則新的國際信用不可能被允許提供。既然所有國家對國際信用的恢復具有同等利益，如果歐洲沒有因戰爭和革命而越陷越深的話，那麼我們也許可以期待各國能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朝著這一方向努力。但是構成這種未來協定基礎的貨幣制度必然是以黃金為基礎的貨幣制度。黃金並非貨幣制度理想的基礎。
正如所有的人類創造一樣，金本位制並非沒有缺點；但是在目前情況下，要想使貨幣制度不受政黨政治和政府的干預，無論是在目前，或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存在其他途徑。貨幣制度若無法擺脫這些影響，就無法成為信用交易的基礎。那些指責金本位制的人不應忘記：正是金本位制使19世紀的文明傳播到西歐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外的地區，並且使這些國家的財富得以被用於開發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少數歐洲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儲蓄有助於整個世界的現代生產設備的發展。如果債務人國家拒絕支付其現存債務，它們當然可以改善其當前狀況。但是它們是否會同時極大地損害其前途，這一點存在著很大問題。因此在關於通貨問題的討論中探討債權國家(資本充足的國家)與債務國家(資本不足的國家)的利益衝突似乎使人產生誤解。正是那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以發展其自身生產資源的比較貧困國家的利益，使得國際信用的窒息狀態變得特別危險。
如今各國貨幣與信用制度的混亂，並非由於金本位制的不足，這一事實並沒有經常重複出現。我們目前的貨幣制度中飽受指責的(過去五年物價的下跌)並非金本位制的錯誤，而是不可避免的信用擴張的結果，這種結果最終必然導致經濟的崩潰。各方提倡的主要挽救方法也不過是另一個信用擴張而已，這種方法當然可能導致短期繁榮，但最後必然以更嚴重的危機而結束。
貨幣和信用制度的困難只是目前世界所遭遇的巨大經濟困境的一部分。並非只有貨幣和信用制度困難，整個經濟體系都如此。近幾年來，各國的經濟政策都與19世紀建立的各國福利的原則相衝突。現在國際分工被當成一件壞事，並要求恢復遠古時期的自給自足狀態。任何外國商品的進口都被視為災禍，都不計代價地予以避免。有些政治黨派以驚人的熱情大聲宣佈：世界和平不受歡迎，只有戰爭才是進步。他們不僅將戰爭視為國際交往的合理形式，而且建議即使在解決國內政治問題時也要採用武力鎮壓反對者。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盡心竭力避免採取阻礙經濟發展的措施，它將每個生產部門都配置於能夠發揮最大勞動生產率的地方，但是目前，努力將企業建立在生產條件不利的位置被視為值得政府支持的愛國行為。若要求貨幣和信用制度去消除此項錯誤的經濟政策的後果，那麼這個要求未免有失公平。
所有以消除錯誤的經濟和金融政策的後果為目標的建議，若只通過改革貨幣和銀行制度，基本上都是錯的。貨幣只是一種交換媒介，若它能使商品和服務的交換比物物交易更簡單，那麼它就完成了使命。想要從貨幣方面進行經濟改革的努力，除了通過擴張流通而對經濟行為進行的人為刺激之外，沒有其他意義。我們必須重複強調的是，這種努力必然會導致危機和蕭條。經濟危機的重複發生，是政府不顧過去的經驗教訓和經濟學家的警告，通過信用擴張手段來刺激經濟活動的後果。
這種觀點有時被稱為“傳統”觀點，因為它與古典學派經濟學家(他們是英國不可磨滅的榮耀)的理論有關；同時，它與“現代”觀點(與16世紀和17世紀的重商主義觀點相對應)形成對比。我並不認為傳統理論中有什麼令人慚愧的內容。最重要的事情並非理論是傳統還是新穎，而是它是否正確。儘管我的探討得出的結論——信用擴張不能形成資本的替代品——有些人可能會不喜歡，但是我卻不相信有人能夠提出符合邏輯的反證。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1934年6月於維也納■ 德文第二版序言德文第二版序言
當12年前本書第一版出版時，各國及其政府正在為一戰這一悲慘的計畫做準備。他們不僅在兵工廠中積累武器和軍火，而且還很積極地宣揚戰爭的理念。在這種戰爭理念中最重要的經濟要素就是通貨膨脹主義。
本書也討論通貨膨脹主義的問題並且試圖闡述其理論的缺點，本書還指出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威脅我們的貨幣體系的變化。那些為即將來臨的貨幣災難鋪路的人士曾對本書加以無情的抨擊。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很快在政治上得勢，他們可以將其理論付諸實施，在他們的國家進行通貨膨脹主義的實驗。
一般的觀點認為，當面臨戰時及戰後時期的問題時經濟學毫無用處。這種觀點大錯特錯。提出這種觀點的人忽略了經濟理論的文獻，並且將經濟學理論誤認為是以一些發現於歷史—經驗—現實學派的著作檔案中的若干段落為基礎的理論。沒有人比經濟學家更加清楚經濟學的缺點，也沒有人比他們更不滿這些缺陷與失敗。但是過去10年裡，政治家們需要的所有理論指導都能從既有的理論中找到。那些嘲笑且隨便拒絕確定的、廣為接受的科學研究成果，將其稱為“毫無生氣的抽象論”的人士應該責備的是他們自己，而非經濟學。
同樣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近幾年的經歷已使對經濟學的修正成為必然這一觀點是如何提出的。最近經歷的貨幣價值的劇烈且突然的變動對於任何熟悉通貨歷史的人而言都不陌生，貨幣價值的變動及其社會影響，以及政治家對這些現象作出的應對方法，對經濟學家來說，都是老生常談。誠然，對許多國家主義者而言，這些情況很新鮮，這很可能充分證明了這些人自稱深刻瞭解歷史知識的情況並非事實，而只是他們宣傳重商主義的一個幌子。
本書與第一版，儘管本質上沒有改變，但形式略有不同，其主要原因並非在於無法以舊理論解釋新事實。的確，在第一版出版後的12年時間裡，經濟學方面出現了令人無法忽略的進步。而我在交易經濟學的許多問題上也都獲得了與第一版不同的結論。我對利率理論的態度也與1911年時有所不同，儘管在寫作本書時(正如寫作第一版時一樣)，我不得不暫緩關於利率問題(不在間接交換理論範圍內)的討論，但是在本書的某些部分仍會涉及這一問題。同時，我對危機問題的看法也在一些方面發生了改變，我得出如下結論：我提出的用以解釋和補充通貨學派觀點的理論，其本身就是對危機問題的完備解釋，而非我在第一版中提出的是對一種直接交換理論形式的補充解釋。
更進一步，我已經確信，即使在解釋貨幣理論時也不能忽略靜態和動態的區分。在寫作第一版時，為了不引起德語讀者的誤解，我認為應對其略而不談。因為在寫作第一版前不久，艾爾曼(Altman)曾在一本廣泛流傳的專題論文集出版稍前發表了一篇文章，將“靜態”和“動態”概念應用於貨幣理論，其意義與當代美國學派所用的術語有所偏離。See Altmann, Zur deutschen Geld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in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im 19. Jahrhundert, Schmoller Festschrift(Leipzig,
1908).但是與此同時，對於即使不是很緊密關注經濟發展的人們來說，現代理論中靜態與動態的顯著區別也已人所共知。目前可以放心使用這些術語而不必擔心與艾爾曼的術語混淆。為了澄清觀點，我對貨幣價值變化的社會影響這一章的內容進行了部分修正。在第一版中，有關貨幣政策一章包含了冗長的歷史討論；最近幾年的實踐為基礎論點提供了充分的證明，故可將上述討論予以刪除。
第二版加入了目前銀行政策問題的有關論述，其中一章對國家主義者的貨幣理論和政策進行了簡要討論。為了遵從我的若干同事的願望，我又對一篇幾年前曾發表於社會學與社會立法文獻第四十四卷的關於貨幣理論分類的短文進行修正和擴充，並且加入第二版中。
剩下的部分，對於有關貨幣和信用問題的大量新書，我無意多加批判。在科學中，正如斯賓諾莎(Spinoza)所言：“真理同時擁有關於其本質的證據和錯誤的證據。”只有在批判性論述對於形成、解釋本人觀點或為其提供基礎存在必要性的地方，本書才包含這些論述。因為關於這項批判工作最近有兩本卓越的著作出現，本書就很容易地省略了這部分內容。See Dring, Die Geldtheorien seit
Knapp, Ⅰ Aufl(1st ed.) Greifswald, 1921, Ⅱ Aufl(2d ed.) Greifswald, 1922; Palyi, Der Streit um die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Munich and Leipzig 1922(also in Schmollers Jahrbuch, 45.
Jahrgang). 也可以參照G. M. Verrijn Stuart的敏銳探討，Inleiding tot de Leer der Waardevastheid van het Geld, s Gravenhage, 1919。
第三編的第二十章討論信用政策問題，第一版的內容得以重新出版。其觀點針對的是1911年銀行業的情況，但是其理論結論的重要性似乎不必修改。前文所述有關目前銀行政策問題(本書結論部分)的探討可以作為它們的補充。但是即使是在新增的討論中，絕對正確的觀點也難以找尋。其意圖只是表明各方爭論的問題的本質。任何一個個案的所有可能解決方法的選擇取決於對各自優缺點的評價，在它們之間作出決定的是政治，而非經濟學的職能。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1924年3月於維也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