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深度剖析美國文化與美國人心理的著作。
在美國,為什麼“殺母”會成為小說、電影等大眾文化中反復出現的經典意象?
性別角色為什麼會出現嚴重危機?
現代文明的困境是什麼?
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後,孫隆基深入考察美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以“殺母”這一看似奇特的意象為中心,對美國文化各個層面進行了剖析;又進一步追尋了這一意象的形成過程,分析了美國大眾心理的變化,將20世紀美國社會的心態逐漸展現于讀者之前。
作者介紹
孫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在臺灣受大學教育,獲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後赴美國深造,于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大學專攻東亞史(期間在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多所大學任教,以《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為國人所熟知,另有《歷史學家的經線》《未斷奶的民族》《新世界史》和The Chinses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著作。
目錄
新版序言
章節簡要
第一章 19、20 世紀之交的美國
第二章 黃色禍害、白色大願和男性危機
第三章 現代文明的困境?
第四章 尼采式超人論與仇母情結
第五章 美國性別的兩極化
第六章 20 世紀中期:美國的性別角色出現嚴重危機
第七章 山雨欲來:“殺母”幻想之前奏曲
第八章 走向60 年代:“殺母”的經典著作時期
第九章 戰後女權意識的初步:殺母
第十章 女性主義如何重建“母親”
第十一章 言不由衷的母女親和論
第十二章 殺父殺母的心理倒影:殺子
第十三章 失去的地平線:愛欲化的人生早期
第十四章 自我疆界之捍衛:殺掉“狂慕者”
附錄一 美國人如何論說中國人的“性”
附錄二 美國人如何論說中國人的“暴力”
附錄三 美國大眾文化裡的“殺父”幻想
附錄四 “殺母”意識滲入美國的犯罪學思維
附錄五 後經典時代“殺母”的成語化(至20 世紀末)
附錄六 後經典時代“殺母”的成語化(進入21 世紀以來)
附錄七 是否也有與“殺母”唱反調的?
跋
章節簡要
第一章 19、20 世紀之交的美國
第二章 黃色禍害、白色大願和男性危機
第三章 現代文明的困境?
第四章 尼采式超人論與仇母情結
第五章 美國性別的兩極化
第六章 20 世紀中期:美國的性別角色出現嚴重危機
第七章 山雨欲來:“殺母”幻想之前奏曲
第八章 走向60 年代:“殺母”的經典著作時期
第九章 戰後女權意識的初步:殺母
第十章 女性主義如何重建“母親”
第十一章 言不由衷的母女親和論
第十二章 殺父殺母的心理倒影:殺子
第十三章 失去的地平線:愛欲化的人生早期
第十四章 自我疆界之捍衛:殺掉“狂慕者”
附錄一 美國人如何論說中國人的“性”
附錄二 美國人如何論說中國人的“暴力”
附錄三 美國大眾文化裡的“殺父”幻想
附錄四 “殺母”意識滲入美國的犯罪學思維
附錄五 後經典時代“殺母”的成語化(至20 世紀末)
附錄六 後經典時代“殺母”的成語化(進入21 世紀以來)
附錄七 是否也有與“殺母”唱反調的?
跋
序
新版序言
還得從《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說起!
我在1983 年出版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它給我帶來了不小的名氣,但後來大家都把我只和這部著作聯繫,其他都被忽略掉。我在某大學為《殺母的文化》出版做演講,聽眾發問仍回歸到《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發問“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我的天!
今日呢?該如何替《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做歷史性歸位元?“國民性”一詞乃陳年古董,我在1983 年已用“深層結構”替代它。令人驚訝者,與“國民性”同為清末民初產品的“東亞病夫情結”至今日仍殘存。2008 年奧運會時仍聽聞“中國人不再是東亞病夫”的言談,異哉!近年華語電影《葉問》《蘇乞兒》《陳真》統統可還原為同一個“霍元甲文本”,還是與外國超強者比武、在敵人屠刀下對決的逆境中克敵制勝那一套濫調。自卑感嗎?被虐狂否?阿Q精神不死?這些毛病嘛,凡人身上都有一點,但從清末至21 世紀頭10 年仍不舍割棄,仿佛深入骨髓的百年毒癮。雖然前面重申不宜做國民性概括的話音猶在,仍不禁要問:這樣的國民是否有問題?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歷久不衰,是否也拜這個徵候群所賜?作家絕無把自己的大作入殮之意,只是不願其淪為另一個“霍元甲文本”。該書自有它的歷史價值。它用“身”和“心”作為基礎單元演繹出一套“文法”結構,從日常生活的寒暄公式到國家對社會的照顧模式,一以貫之,即使在今日結構主義思維已不流行的情形下,該構思仍呈現知識體系學(architectonics)的審美觀。該書的另一洞察恐非讀者所能一目了然,例如把中國式人格比擬“亞細亞生產方式”,即是用還未清算掉原始公社的殘餘就進入歷史時期比擬還未擺脫人生早期就進入成人階段。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成書的1983 年,我在國內看到的盡是這類人格失序的一面。今日這些“表層”現象已淡出,但上述這個深層的設定仍有效。
說世上並無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唯獨資本主義才是“歐羅巴生產方式”亦無不可。在2009 年9 月出版的《殺母的文化:20 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一書中,我已換了一個比1983 年更前沿的方法學去討論同一議題:把美國的國民特徵當作中國人的倒影來看。舊版的總論中即如此說:該書處理的是我從美國人批判中國人“母胎化”引申出來的一個論題,它與中國人之母胎化呈對包角(subtended angle)的互約,“殺母”現象既然是非中國的,自然成為“美國的”,事實上乃是美國人與中國人相互把對方“他者化”的產品,是在同一個話語裡打轉。後結構主義心理學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即說:“言語總是主觀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詳見本書附錄一)
簡言之,該書中所謂“美國人特性”並非是一個懸在真空裡的本質,而是由美國人批判中國人“母胎化”反向建構的一個論域,沒有“中國人”這幅供投射的銀幕,它亦化為烏有。《殺母的文化》一書羅列了一個世紀漫長的美國恐懼,由外交到教育,由心理學到文藝,由大眾文化到犯罪學,由男性雄風到女性平權,盡在透露“個體”對困陷於人生早期的恐懼,流露對人格成長階段不分明、斷裂不徹底的焦慮。因此,從一個“分離”到另一個“分離”成了“個體化”的常軌。“殺母的美國”建立在對人情不信任之上。美國的一個大悖論在於將“異性戀羅曼史”—兩性的性愛—樹立為一個偉大的美利堅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似乎只是為了保證個體的性別與性向的穩定性,但鑒於上述“分離與個體化”邏輯,它同時孵育了“與敵同眠”的被害妄想。
對美國人來說,困陷於人生早期就是人我界限不明朗、自我疆界模糊、主體能動性薄弱、人格趨於被動,而“被動”則是“受害”的同義詞。在性別兩極分化的設計裡,這種人格尤其是男性的致命傷,令他無法撐得起“異性戀羅曼史”這個偉大的美利堅制度,兩性分庭抗禮的對臺戲垮掉了一方,墮落為“母子關係”—而這正是美國人在“中國人”這位反面教員身上瞥見的荏弱身影。美國過去的年代還有“英雄救美”這個歷史陳跡,今日的女性已不再視“被動”為扮演好自身的性別角色,亦直視“被動”為“受害”同義詞,“殺母”遂變奏為“殺夫”。偉大的美利堅制度“異性戀羅曼史”才真正墮落為兩性惡鬥的殺戮戰場。
為避免內容超載,書中已宣佈“殺夫”變奏將是續篇《男性的邪惡王國》的議題。《殺母的文化》其實已經超載,眾多的章節附錄已將一個世紀的美國心態史分佈于“殺父”“殺子”“殺狂慕者”的支流繁衍中,形成一個“殺母文化”的大河流域系統。“殺母”之為主流,乃由於它是斷裂型人格成長過程之基型,是後起人生凡處親密關係皆會引發愛憎雙重情感的本源,是人與人間之“合”只是為了“分”的原始範本。“殺父”則是子承父業,模仿他的性別角色,接收他的地位,是用淘汰方式與他聯結(bonding)。至於以“反權威”作為個體成形這道程式,基本上與歐洲人同,非美國獨有。“殺子”則在“殺父”“殺母”最起勁的戰後嬰兒潮一代中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乃該一代自身抵達為人父母年齡而產生的心理疙瘩,是否乃美國與西歐戰後一代所共有,待考。
……我辨識粉絲恐懼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親恐懼症:母親永遠是兒子的粉絲,兒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濟,在媽媽眼裡總是個“寶”;母子關係是沒有“離婚”這回事的,對“分離與個體化”重於一切的美國個體來說,它符合關係終結仍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為模式。母親對兒子的攀附乃粉絲攀附偶像的原型。傳統婦女除了當妻母外並無其他的人生,而把子女當作自己的人生,這也成為美國驚悚電影中塑造自我被掏空、竊取他人的人生作為一己認同的變態殺人魔之靈感。美國“分離與個體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絕對化乃產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由“殺母”始作其俑。
某美國學者謂中國式“個體”最主要的部分乃在人際關係裡落實,西方式“個體”最主要的部分則是它超越社會的該部分。與美國人相比,中國人比較視倫常關係為天經地義,《殺母的文化》則論證美國人視所有倫常關係都可予以“問題化”。至此,“國民性”說是否借屍還魂?
本書的框限由美國人批判中國人“母胎化”先設定,本書內容是其框限內進行的顛覆,並非天真到認為這就是“客觀存在”的“美國人”,而且是一個都沒少的全體—這只是幼稚實證論的一廂情願。舊版上市後,網路上出現一則讀者的反應,謂:已經移民美國有年,但從未遇到我書中所描述的情形。這好比一位長期居華的老美說:他從來沒見到“割股療親”與“郭巨埋兒”這類事。美國的“殺母”須視作同類的理想。這類人倫慘變的實例在人間社會中極少發生,如按人口比例,美國還不見得是最高的,但這是社會統計學領域的事了。
縱使在將美國人與中國人“互為他者”的相異系統(system of difference)裡,把最後的觀察簡約為“美國人視所有倫常關係都可予以問題化”一句話,亦是一百年歷史的無數線鋸板塊之精心拼圖,且有其時代性。這些拼塊從細節上拼出了20 世紀的歷史性內容,並譜出它的大事年表、辨認出每一個年份的酒,與奢談超歷史的刻板印象以滿足簡單化思維不可同日而語。
2016 年1 月23 日
還得從《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說起!
我在1983 年出版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它給我帶來了不小的名氣,但後來大家都把我只和這部著作聯繫,其他都被忽略掉。我在某大學為《殺母的文化》出版做演講,聽眾發問仍回歸到《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發問“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我的天!
今日呢?該如何替《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做歷史性歸位元?“國民性”一詞乃陳年古董,我在1983 年已用“深層結構”替代它。令人驚訝者,與“國民性”同為清末民初產品的“東亞病夫情結”至今日仍殘存。2008 年奧運會時仍聽聞“中國人不再是東亞病夫”的言談,異哉!近年華語電影《葉問》《蘇乞兒》《陳真》統統可還原為同一個“霍元甲文本”,還是與外國超強者比武、在敵人屠刀下對決的逆境中克敵制勝那一套濫調。自卑感嗎?被虐狂否?阿Q精神不死?這些毛病嘛,凡人身上都有一點,但從清末至21 世紀頭10 年仍不舍割棄,仿佛深入骨髓的百年毒癮。雖然前面重申不宜做國民性概括的話音猶在,仍不禁要問:這樣的國民是否有問題?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歷久不衰,是否也拜這個徵候群所賜?作家絕無把自己的大作入殮之意,只是不願其淪為另一個“霍元甲文本”。該書自有它的歷史價值。它用“身”和“心”作為基礎單元演繹出一套“文法”結構,從日常生活的寒暄公式到國家對社會的照顧模式,一以貫之,即使在今日結構主義思維已不流行的情形下,該構思仍呈現知識體系學(architectonics)的審美觀。該書的另一洞察恐非讀者所能一目了然,例如把中國式人格比擬“亞細亞生產方式”,即是用還未清算掉原始公社的殘餘就進入歷史時期比擬還未擺脫人生早期就進入成人階段。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成書的1983 年,我在國內看到的盡是這類人格失序的一面。今日這些“表層”現象已淡出,但上述這個深層的設定仍有效。
說世上並無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唯獨資本主義才是“歐羅巴生產方式”亦無不可。在2009 年9 月出版的《殺母的文化:20 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一書中,我已換了一個比1983 年更前沿的方法學去討論同一議題:把美國的國民特徵當作中國人的倒影來看。舊版的總論中即如此說:該書處理的是我從美國人批判中國人“母胎化”引申出來的一個論題,它與中國人之母胎化呈對包角(subtended angle)的互約,“殺母”現象既然是非中國的,自然成為“美國的”,事實上乃是美國人與中國人相互把對方“他者化”的產品,是在同一個話語裡打轉。後結構主義心理學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即說:“言語總是主觀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詳見本書附錄一)
簡言之,該書中所謂“美國人特性”並非是一個懸在真空裡的本質,而是由美國人批判中國人“母胎化”反向建構的一個論域,沒有“中國人”這幅供投射的銀幕,它亦化為烏有。《殺母的文化》一書羅列了一個世紀漫長的美國恐懼,由外交到教育,由心理學到文藝,由大眾文化到犯罪學,由男性雄風到女性平權,盡在透露“個體”對困陷於人生早期的恐懼,流露對人格成長階段不分明、斷裂不徹底的焦慮。因此,從一個“分離”到另一個“分離”成了“個體化”的常軌。“殺母的美國”建立在對人情不信任之上。美國的一個大悖論在於將“異性戀羅曼史”—兩性的性愛—樹立為一個偉大的美利堅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似乎只是為了保證個體的性別與性向的穩定性,但鑒於上述“分離與個體化”邏輯,它同時孵育了“與敵同眠”的被害妄想。
對美國人來說,困陷於人生早期就是人我界限不明朗、自我疆界模糊、主體能動性薄弱、人格趨於被動,而“被動”則是“受害”的同義詞。在性別兩極分化的設計裡,這種人格尤其是男性的致命傷,令他無法撐得起“異性戀羅曼史”這個偉大的美利堅制度,兩性分庭抗禮的對臺戲垮掉了一方,墮落為“母子關係”—而這正是美國人在“中國人”這位反面教員身上瞥見的荏弱身影。美國過去的年代還有“英雄救美”這個歷史陳跡,今日的女性已不再視“被動”為扮演好自身的性別角色,亦直視“被動”為“受害”同義詞,“殺母”遂變奏為“殺夫”。偉大的美利堅制度“異性戀羅曼史”才真正墮落為兩性惡鬥的殺戮戰場。
為避免內容超載,書中已宣佈“殺夫”變奏將是續篇《男性的邪惡王國》的議題。《殺母的文化》其實已經超載,眾多的章節附錄已將一個世紀的美國心態史分佈于“殺父”“殺子”“殺狂慕者”的支流繁衍中,形成一個“殺母文化”的大河流域系統。“殺母”之為主流,乃由於它是斷裂型人格成長過程之基型,是後起人生凡處親密關係皆會引發愛憎雙重情感的本源,是人與人間之“合”只是為了“分”的原始範本。“殺父”則是子承父業,模仿他的性別角色,接收他的地位,是用淘汰方式與他聯結(bonding)。至於以“反權威”作為個體成形這道程式,基本上與歐洲人同,非美國獨有。“殺子”則在“殺父”“殺母”最起勁的戰後嬰兒潮一代中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乃該一代自身抵達為人父母年齡而產生的心理疙瘩,是否乃美國與西歐戰後一代所共有,待考。
……我辨識粉絲恐懼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親恐懼症:母親永遠是兒子的粉絲,兒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濟,在媽媽眼裡總是個“寶”;母子關係是沒有“離婚”這回事的,對“分離與個體化”重於一切的美國個體來說,它符合關係終結仍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為模式。母親對兒子的攀附乃粉絲攀附偶像的原型。傳統婦女除了當妻母外並無其他的人生,而把子女當作自己的人生,這也成為美國驚悚電影中塑造自我被掏空、竊取他人的人生作為一己認同的變態殺人魔之靈感。美國“分離與個體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絕對化乃產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由“殺母”始作其俑。
某美國學者謂中國式“個體”最主要的部分乃在人際關係裡落實,西方式“個體”最主要的部分則是它超越社會的該部分。與美國人相比,中國人比較視倫常關係為天經地義,《殺母的文化》則論證美國人視所有倫常關係都可予以“問題化”。至此,“國民性”說是否借屍還魂?
本書的框限由美國人批判中國人“母胎化”先設定,本書內容是其框限內進行的顛覆,並非天真到認為這就是“客觀存在”的“美國人”,而且是一個都沒少的全體—這只是幼稚實證論的一廂情願。舊版上市後,網路上出現一則讀者的反應,謂:已經移民美國有年,但從未遇到我書中所描述的情形。這好比一位長期居華的老美說:他從來沒見到“割股療親”與“郭巨埋兒”這類事。美國的“殺母”須視作同類的理想。這類人倫慘變的實例在人間社會中極少發生,如按人口比例,美國還不見得是最高的,但這是社會統計學領域的事了。
縱使在將美國人與中國人“互為他者”的相異系統(system of difference)裡,把最後的觀察簡約為“美國人視所有倫常關係都可予以問題化”一句話,亦是一百年歷史的無數線鋸板塊之精心拼圖,且有其時代性。這些拼塊從細節上拼出了20 世紀的歷史性內容,並譜出它的大事年表、辨認出每一個年份的酒,與奢談超歷史的刻板印象以滿足簡單化思維不可同日而語。
2016 年1 月23 日
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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