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裡春秋

序
一 眾說紛壇的傳統
二 “統”字解
三 傳統的古典涵義
四 傳統好比人體免疫機制
五 傳統的時空連續性
六 人間沒有不變的傳統
七 傳統三種
八 守傳統與反傳統
九 傳統的力量
一○ 有時間一貫的傳統麼
―一 有空間一致的傳統麼
一二 不通的否定傳統論
一三 傳統與現代的相關度
一四 精神的物化和物化的精神
一五 作為函數的文化
一六 活文化・死文化
一七 文化的類型
一八 區域文化
一九 民族文化
二○ 考古學文化
二一 科學文化
二二 生活文化
二三 學術文化
二四 語言文化
二五 藝術文化
二六 體育文化
二七 宗教文化
二八 比較文化
二九 文化制度
三○ 文化事業
三一 文化運動
三二 系列文化
三三 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
三四 “被現代化”的悖論
三五 主體非總體
三六 正統非全史
三七 觀念和事實
三八 排毒和排外
三九 “國民性”
四○ 文化研究史一瞥
四一 文化超穩定說
四二 黑格爾的一點錯誤
四三 文化國粹論
四四 中國文化世界化與世界文化中國化
四五 文化研究的取向
四六 文化研究的方法
四七 文化研究的層面形成
四八 文化與文明
四九 求真與去偽
五○ 中國文化的特徵
五一 中國文化的結構
五二 中國文化的發展階段
五三 中國文化的空間差異
五四 全貌和細節
五五 分解式研究
五六 整合研究
五七 總體評估
五八 “偏見比無知離開真理更遠”
五九 真孔子和假孔子
六○ 歷史的孔子形象
六一 孔子怎樣看自己
六二 析晚年孔子“行古之道”
六三 再析孔子嚮往的“道”
六四 釋孔子說“文”
六五 “信而好古”的出發點三則
六六 “三世”解
六七 “四教”解
六八 惑《論語》

雖說中國的文明史，走過了多長的歷程，如今還說不清，但有文獻可征的家珍，至少可數到西元前第二千紀，已成史家的共識。

時間的悠久，固然是中國歷史的特色，卻並非唯中國才有的歷史特色。假如追尋中國文明的源頭，眼睛只盯住古華夏族的那些聚落，或者考察中國文化的傳統，注意力僅僅集中在漢族的或漢化的大小王朝的腹心區域，那就無異於忽略了中國歷史更重要的特色，即同時性的相對性。

用不著再次強調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同時生息著眾多的民族，也用不著再次提醒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也屬於歷史的產物。這都早成史家的常識。

問題在於，常識歸常識，我們的史家似乎總擺脫不了中世紀的所謂正統加道統的成見，敘史常見王朝中心論，釋古偏向文化一源說。這都合乎所謂大一統觀念。可是意識的要素在歷史研究中只起從屬的作用，不是在近半世紀以來屢被載入教科書嗎？同一時代，社會形態必呈空間差異，文化傳統必具多元格局，不是曾由各類學術論著提供例證嗎？中華文明從來屬於時空相連續的複合體，不是已受中外研究者日益重視的一個基本史實嗎？

當然，認識並且把握這一基本事實，絕非易事。湯因比晚年重寫《歷史研究》，將卷帙浩繁的原著縮編成修訂插圖本一卷，序言又強調要將人類史當作一個整體來加以考察，其中說道：“為了持有一種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觀點，我們必須拋棄自己的幻覺，即某個特定的國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屬於我們自身，便把它當成中心並以為它比其他文明要優越。對於這樣的歷史學家來說，他的先輩們的立場，出乎意料地成了全面認識這個世界真實景象的障礙。”不論人們怎麼看待湯因比的全球觀點，但他指出的“幻覺”，在我們的史家頭腦裡有沒有呢？似已毋庸舉證。

從時空連續性的角度看待我們的文化史和文明史，還需面對歷史本身的內在要求。王元化先生主編“學術集林”，鑒於學術研究空談成風，一個意向便是要給實證的研究提供一席之地。我深表贊成。那種接受孔德主義而排斥思辨的所謂實證史學，不該同清代漢學的經史考證混作一談。後者講究“實事求是，無征不信”，指的是做學問的態度與方法。儘管18世紀中國的政治環境不容思想自由，那時代的漢學家們仍不否定思辨，並堅持對歷史與文獻的實證研究，來抵制彌漫於意識形態領域的空疏獨斷的學風。倘說重視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的實證研究，應該替現代性的啟蒙運動屢遭顛撲負責，那豈止是于史無知而已。

必須承認，以上所說我們的歷史研究曾經存在的毛病，我都犯過。及至稍悟其非，又經多年力求掙脫思想桎梏的煎熬，自覺對於傳統文化和古近學說，有了較為深入的整體認知，時年已屆“不惑”矣，可謂後知後覺。

劫後餘生，專以治史為日課。只是忝居講席，雖得教學相長之益，也受務廣而雜之累，每感學思有得，指望從容形諸文字，卻常常由於紛至遝來的教書事務而中輟。一晃20世紀到尾聲了，躋身史林眼看接近五十年，依然沒法給自己的學術生涯算總帳。

理由呢？說來也簡單。當年受好奇心驅使，選讀了歷史學科，夢想打破中國古文明的特性是什麼的悶葫蘆。哪知悶葫蘆沒打破，自己反而被越來越洶湧的政治運動浪潮，沖得頭腦昏昏，真正掉進了悶葫蘆。《西遊記》裡的孫悟空，識破妖魔詭計，拔根毫毛變作假葫蘆，換了太上老君的真葫蘆，反將妖魔裝入其中。可惜我輩無此神通，被原產蘇聯的假馬列葫蘆一吸，便在劫難逃，沒有化作膿水，已屬萬幸。只是葫蘆雖假，在裡面待久了，反思歷史就很難超脫昔日成見，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所以，這些年關於中國的歷史文化，講得寫得不算很少，卻覺得疑竇反而更多，怎敢自以為窺史已明究裡，述學尚成系統呢？

意外的是上海文藝出版社以為有必要讓學者們結一結帳，要求海內外若干人文學者自編或由人代編一部選本，擷取各人學術論著的精義，集合成一套叢書。當聞知組稿名單中有我，趕緊敬謝不敏，理由已如上述。但終於難違厚意，只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我向來贊成這樣一種看法，即任何論著，一旦公諸於世，它就不再純屬作者本人。就是說，隨著論著化作公眾讀物，其價值便不能用作者的寫作意向為衡量尺度，因而倘要以節錄的形式進行篩選，也許由他人來作更好。
就這樣，我的幾位學生，便主動向我伸出援手。初稿由廖梅女士與吳通福先生共商體例，並由吳先生編就。拿到初稿，我不禁吃驚。僅靠節錄拙作原文，就構建成邏輯堪稱合理的系統。如果由我自編，不知能否達到這樣的程度。然而我還是希望有時間通校。豈知轉眼三年，在我這裡初稿還是初稿，而叢書仍欠拙作一種，真成了蛇足。其間屢蒙高國平先生督促。於是只好求助張完芳女士，由她校勘拙作並調整結構，使如今呈獻給讀者的這本小書，編得更有點像俗諺所謂文如其人。凡此，叫我真不知怎麼感謝才好。

有必要解釋一下書名。壺者，葫蘆也。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與稻米同時出土的人工馴化植物，就有葫蘆。因此，《詩經》屢次歌頌葫蘆的嫩葉可以下酒，葫蘆的果實可以療饑，而孔子也把“系而不食”看作葫蘆的備荒品格，《孟子》稱道迎王師盛酒漿的器皿由幹葫蘆製成。可見漢以後將葫蘆神化，屬於遙遠的傳統的追憶。同樣人所共知，現存中國最早的編年史，名曰《春秋》。它是否孔子的述作，代有爭議，但中國史家將“春秋”作為史學的通稱，卻已約定成俗。既然自省治史久矣，仍然沒能打破歷史的悶葫蘆，至今日日如坐悶葫蘆中，於是承認現狀，為這本小書取名《壺裡春秋》。

假如這本小書，承蒙讀者一顧並惠予批評，那將是我的榮幸。

朱維錚
2002年2月於復旦北隅破壁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