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觀察與諫言

前言
序章 經濟改革的命脈在哪里？

上篇 十三五思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

第一章 創新與監管
十三五時期防范系統性風險的認知和思路
互聯網金融的創新與監管
經濟形勢判斷與調控技術的討論
「三期疊加」背景下的中國金融開放
金融機構不要昧着良心賺錢

第二章 困境和對策
當前的經濟困境及應急對策
對話金融界：縱論中國經濟的15個問題
如何思考當前的金融改革
經濟轉型要堅持市場出清的原則
如何加快落實「改革決定60條」

中篇 改革大邏輯（十八大召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期間）

第三章 戰略與預期
對上海自貿區的認識與建設
國家戰略及其策略實施
中國增長與地方債務
穩住經濟局勢，合理引導預期，堅定不移地推進結構調整
關於城鎮化問題的研究

第四章 談頂層設計
中國經濟改革：邏輯與行動框架
如何思考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問題
金融改革為什麼滯后？
頂層設計：原則、內容與方法

下篇 中國路線圖（十八大之前）

第五章 形勢和思路
當前的經濟局勢與政策
人民幣區域化的路徑與相關建議
2020：中國金融戰略的主要思考
房市調控，路在何方？
中國的主要結構問題是什麼？
在維護復蘇趨勢中，着力「消費主導」的結構調整

第六章 失衡與平衡
G20后的中國路線圖
從全球通脹到美國危機
論經濟失衡：以政策組合拳遏制中國宏觀經濟的「三過」
中國外匯儲備最優應為7000億美元
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

附錄
化解四大國有銀行風險的一攬子建議
防范和化解我國系統性風險的可行性和策略選擇

中國改革開放37年中，國民經濟可以說經歷了三個長周期。從亞洲金融危機沖擊、1999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6%，2007年上升到14.2%，到2015年GDP增長下滑到6.9%（下行仍在過程中），為第三個長周期。正是在這一周期中，中國經濟「超級繁榮」，逐年趕超「工業七國」（可以說超美國，只是世界銀行按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美國由1998年的48.7%降到2014年的20.5%，中國由1998年的15.96%上升到35.9%。在這一周期中，中美兩國的貢獻度幾乎顛倒過來。

也正是在這一「超級繁榮」的背后，中國積累了大量問題：收入分配不公，農民工生存問題，房地產泡沫，產能嚴重過剩，企業與政府債務巨高，金融系統性風險集聚，經濟已不可持續；生態全面破壞；官場腐敗嚴重，社會倫理被沖擊……中國又一次到了「不改革死路一條」的境地。

從純經濟角度講，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有過「超級繁榮」，現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老大（美國）危機一下，我們就不可持續原有的增長趨勢了？為什麼曾經增長中的興奮、歡笑，似乎頓時收斂，一下子進入要強調信心，不能沮喪、不能唱空的情景？這里，肯定有經驗，更是有沉痛的教訓。盡管歷史不會重演，但如果認真研究這一期間政策制度的演變、決策的過程、學者的不同聲音，不是也許，而是肯定對以后中國歷史的走向，是大有益處的。人類社會就是在歷經這樣持續不斷的自覺和不自覺的反思、總結中，才得到延續並發展。

基於此目的，本書集結了筆者在這一時期對中國經濟觀察與諫言的文章、內部報告及公開演講。為使讀者有現實感，全書文稿的排序，是由近漸遠，划分為三個時期。首先，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文稿；其次，是十八大召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期間的文稿；最后，是十八大之前的文稿。且，每篇文稿有一個簡短的背景交代：當時國民經濟的背景和經濟政策研究界的輿論傾向是什麼？筆者是怎麼思考的、建言的？在文稿編輯中，除就個別標點符號、文字做了糾正之外，對思想、觀點和政策建議，一律忠實原意，保持原貌。

作為諫言者，筆者始終將自己定格為政策經濟學者而非理論經濟學者。追求的目標與任務是，自己的思考、觀點，應該能從一國經濟的發展、政策制度的演變史中找到影子，能見證歷史、影響歷史。這是政策研究者的使命。因此，面對鮮活的經濟世界，政策經濟學者的研究，必須要強調原創性，絕不「嚼人家已經嚼過的骨頭」，說人家已說過的觀點。

其任務也絕對不是拿當代世界主流經濟學理論簡單地去解釋、去描述活生生的經濟世界，更不是去一味地「捧場」，詮釋領導的「講話」。而是應該：第一，發現問題，即思路敏銳，見微知着，察青蘋之末，不斷捕捉與提出經濟運行中的新矛盾、新問題。第二，准確判斷，政策研究要真正經世濟用，面對每天變化的經濟現象，必須能透過現象抓本質，准確判斷經濟大勢發展中的新特征。不簡單停留於對某一觀點進行實證分析、論證。第三，政策研究不能僅限於回答「應該怎麼辦」，也不能僅是浮光掠影地去評論、批評，而是應重點提出「具體怎麼辦」的可操作性措施。以上，是筆者長期做政策研究的心得和心願。也是本書每篇文章、內部報告、演講所想體現的特征。但事實是否如此，只能由讀者、由歷史去評判了。

同時，借寫序機會，想給讀者交代，筆者重點強調經濟政策研究的目標、任務和要求時，絲毫不意味着輕視理論經濟學的重要性。恰恰相反，當今中國，理論經濟學的創新，同樣至關重要，恰逢其時。因為從世界歷史看，當今世界正處於大國興衰更替的長歷史周期。在此時期，主流傳統理論的解釋力已頻現乏力，理論創新的土壤漸厚，時機已經到來。從經濟學演變看，英國工業革命和英國的崛起，導致產生了古典經濟學。

資本主義最初發跡中的各種矛盾、困惑，推動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產生和邊際學派的出現，在馬歇爾手中完成了由古典向新古典經濟學的演變。20世紀美國的崛起，使漢密爾頓經濟思想和制度學派曾一度在美國盛行。德國的崛起，始終伴隨着歷史學派的演進和其在德國的學術統治地位的確立。當今，中國的崛起，毋庸置疑，沖擊了原有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如何解釋當前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重大變化？如何探索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和不穩定因素，提出改善和建立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模式，已成為經濟學界理論創新面臨的首要課題。然而，迄今的新古典綜合和經濟發展理論似乎又難以揭示體現國別經濟或者是全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普遍的、抽象的規律。經濟學理論急需創新。這也是2015年我和復旦大學韋森教授發起並成立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的初衷。

純理論創新，有其自身的「實現經濟學研究目標的知識路徑」（卡爾•門格爾）。經濟學說史上曾發生過卡爾•門格爾和古斯塔夫•施默勒之間的「方法論大論戰」。依筆者之陋見，其實奧地利學派和歷史學派爭議的實質已跨越經濟學，涉及了經濟學背后哲學意義上的認識論沖突。奧地利學派強調的經濟學規律或經濟科學不是斯密時代古典學派所認為的「類似於物理學和化學之類的學科」（卡爾•門格爾語。以下奧地利學派的引語均為卡爾•門格爾語），而是「將國民經濟視為一個有機體，它的規律類似於解剖學和生理學中的規律」。經濟科學的出發點是在「研究國民經濟的歷史的、理論的還是實踐的學科」，這三者中理論部分的經濟學，是「探究經濟現象的一般性質和一般聯系」，而不是探究被卡爾•門格爾批判的歷史學派的理論缺陷，是研究「具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規律。然而，此爭議似乎又不在一個焦點上。歷史學派強調的研究對象恰恰就是「國家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的規律，研究經濟發展中不同歷史階段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在卡爾•門格爾看來是經濟學中「歷史的、理論的、實踐的」三者中的經濟史學和應用經濟的研究。由此，經濟學史上「方法論大論戰」，除去在人類獲取知識的方法論上存有爭議之外，似乎給予我們后人啟示：什麼是理論？一種可行的經濟理論在解釋經濟現象時是否有時空邊界？即是否有局限性？或者說，存在一定的相對時空局限性但是確實又能解釋一定條件下經濟現象因果關系的邏輯知識，是否就不能叫理論？對此，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

回顧經濟學史上的「方法論大論戰」，當今中國學人想從經濟學理論上總結抽象改變國際經濟格局、秩序和變化趨勢的30多年「中國奇跡」，要格外的小心。首先要明確，你是研究一般經驗意義上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還是研究普適於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理論」？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因為經驗的歸納和闡述，可能不僅僅限於經濟科學的概念體系和研究范式，其往往還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文化、法律等非經濟因素。

如果不按經濟科學研究范式研究，僅是想闡述和實證中國經濟崛起的歷史過程，那是屬於經濟史的研究。當然，也許不能排除，在「一般理論」研究范式下，基於國民經濟經驗的、歷史的研究基礎，去抽象一定時空條件下的理論。如，對轉軌理論、經濟發展理論的內涵及外延的爭議等。不管怎麼說，以中國奇跡與世界變化為背景，是研究國別的「一般經驗」，經濟史學還是按照經濟科學規范去創新發展當代經濟學，改善和豐富經濟理論科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作為經濟學人，在研究之初，需要有非常明確的立意，否則容易做「無用功」，起碼不易為國際經濟學術界所承認。

講到這里，需要順便對讀者說幾句。看一個經濟學家的言論，要學會辨別：其是在做政策研究還是在做理論研究？或兩者都不是，只是依據某一經濟理論在做時政經濟評論、批評？對研究「中國模式」者，要學會辨別：其是在總結理論規律、豐富經濟科學？還是在總結一般的經濟發展經驗包括非經濟的因素，或者是在研究闡述國別、主體經濟史？了解了這些，在某種意義上恐怕就能理解為什麼「10個經濟學家有12種觀點」。

37年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的豐富實踐，其中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客觀上已經構成了宏大的經濟知識源寶庫。筆者認為，只要誰能去努力挖掘，不管對於進一步了解經濟學說史上的方法論之爭，還是對經濟史學的研究、純經濟理論的研究和分領域的應用經濟政策制度的研究，都是大有好處的。

最后要特意致謝的是，在本書出版過程中，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先生，中信出版社資深策划編輯黃維益女士，把我幾近七零八落的文稿及演講稿，按適應讀者及出版的需求，重新進行了有邏輯的編輯。對此，筆者早已向他們多次表示了感謝。依照出版習慣，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