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的上海,是一個高度復雜的國際化場域。新舊矛盾彼此交織,詭譎多變,其中有經濟角力,有觀念與權益之爭,有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有明爭,有暗戰,有不屈,也有陰謀與背叛,可以說,在二戰中的上海,展開的是一場全球僅見的微型世界大戰。
周武主編的這本《二戰中的上海》搭建了一個宏大的學術框架,收集了大量史料,圖文並茂地全景展示了二戰中的上海,對抗戰和上海城市史都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也頗具可讀性。
周武,1989年畢業於華東師范大學,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變遷、上海城市史研究,兼及中國學。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近代上海史創新型學科首席專家、《上海學》集刊主編,兼任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副會長等職。已出版《中國遺書精選》《上海通史•晚清社會》《張元濟:書卷人生》《聖約翰大學史》(主編)等著作,另有《從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興起與都市文化的衍變》《歷史視域中的上海城市轉型之路》《西語世界的上海敘事》等論文數十篇。部分論著被譯為英、俄、日等國文字。
目錄
前言
上篇
第一章 淞滬抗戰
一、「一•二八」抗戰
二、「八一三」淞滬會戰
三、戰火中的城市與民眾
第二章 孤島歲月
一、烏雲遮蔽下的上海城
二、過山車上的上海經濟
三、非常時期的日常生活
第三章 日軍占領下的上海
一、日本為何要占領公共租界
二、「大東亞上海」:日本占領下的「敵性國」及其僑民
三、「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日偽政權及其上海代理人
四、租界:在「交還」的背面
五、日偽統制下的社會相
六、日偽勢力的窮途末路
中篇
第四章 大內遷
一、國民政府、民族資本家與工廠內遷
二、國立與私立之間:抗戰時期的上海高校內遷
第五章 城市抵抗運動
一、洋旗報:孤島上的文化抗戰
二、韌性抵抗:中共與上海淪陷後民眾的「日常反日斗爭」
第六章 戰時上海的難民危機與救援
一、難民的數量及其變化
二、難民的流動:輸入與輸出
三、難民營的設立與運行
四、避難與危機:死亡、疾病與飢餓
百、結語
第七章 鋤奸記:戰時上海的政治謀殺與恐怖主義
一、恐怖主義的傳統:「南京十年」的命案與政治謀殺
二、戰時恐怖主義的起源
三、針對政治人物的謀殺案件
四、通敵者的恐怖活動
五、政治謀殺的高潮
六、命案與政治謀殺的數量變遷
七、死者的身份與命案的屬性
八、結語
第八章 戰時上海出版業
一、書業黃金時代的終結
二、孤島時期的上海出版業
三、淪陷時期的上海出版業
四、商務的命運:戰時上海出版業的縮影
下篇
第九章 勝利慶典
一、「天亮」前後:民間自發的歡慶狂潮
二、傾城狂歡:勝利慶典的籌備、舉辦與余波
三、勝利以後:歷史的另一種選擇
第十章 上海審判
一、戰後審判的緣起
二、國民政府所屬上海軍事法庭對El審判
三、在華美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
第十一章 大遣返
一、遣返准備
二、日俘日僑集中區
三、日俘日僑的管理及各種政策
四、日俘日僑的教育
五、日俘日僑的遣返
六、其他敵性國及有關地區的遣返
七、結語
第十二章 戰後日本對華賠償
一、日本賠償的方案及實施
二、上海所見的日本賠償軍艦的接收
三、上海所見的日本賠償物資接收
四、結語
後記
上篇
第一章 淞滬抗戰
一、「一•二八」抗戰
二、「八一三」淞滬會戰
三、戰火中的城市與民眾
第二章 孤島歲月
一、烏雲遮蔽下的上海城
二、過山車上的上海經濟
三、非常時期的日常生活
第三章 日軍占領下的上海
一、日本為何要占領公共租界
二、「大東亞上海」:日本占領下的「敵性國」及其僑民
三、「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日偽政權及其上海代理人
四、租界:在「交還」的背面
五、日偽統制下的社會相
六、日偽勢力的窮途末路
中篇
第四章 大內遷
一、國民政府、民族資本家與工廠內遷
二、國立與私立之間:抗戰時期的上海高校內遷
第五章 城市抵抗運動
一、洋旗報:孤島上的文化抗戰
二、韌性抵抗:中共與上海淪陷後民眾的「日常反日斗爭」
第六章 戰時上海的難民危機與救援
一、難民的數量及其變化
二、難民的流動:輸入與輸出
三、難民營的設立與運行
四、避難與危機:死亡、疾病與飢餓
百、結語
第七章 鋤奸記:戰時上海的政治謀殺與恐怖主義
一、恐怖主義的傳統:「南京十年」的命案與政治謀殺
二、戰時恐怖主義的起源
三、針對政治人物的謀殺案件
四、通敵者的恐怖活動
五、政治謀殺的高潮
六、命案與政治謀殺的數量變遷
七、死者的身份與命案的屬性
八、結語
第八章 戰時上海出版業
一、書業黃金時代的終結
二、孤島時期的上海出版業
三、淪陷時期的上海出版業
四、商務的命運:戰時上海出版業的縮影
下篇
第九章 勝利慶典
一、「天亮」前後:民間自發的歡慶狂潮
二、傾城狂歡:勝利慶典的籌備、舉辦與余波
三、勝利以後:歷史的另一種選擇
第十章 上海審判
一、戰後審判的緣起
二、國民政府所屬上海軍事法庭對El審判
三、在華美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
第十一章 大遣返
一、遣返准備
二、日俘日僑集中區
三、日俘日僑的管理及各種政策
四、日俘日僑的教育
五、日俘日僑的遣返
六、其他敵性國及有關地區的遣返
七、結語
第十二章 戰後日本對華賠償
一、日本賠償的方案及實施
二、上海所見的日本賠償軍艦的接收
三、上海所見的日本賠償物資接收
四、結語
後記
序
中國的近代歷史是在戰爭中度過的,以戰爭始,以戰爭終。戰爭帶來的死亡、恐懼、倉皇、離亂,以及其他種種苦難艱辛和生存焦慮,是那個年代最深刻的共同記憶。上海則稍有不同,因為租界的存在,上海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遠離戰火與動盪,於神州板盪中保持着一隅的繁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上海不但未能幸免於難,而且首當其沖,慘遭侵華日軍的狂轟濫炸,成為「二戰中被摧毀的第一個世界大都會」(魏斐德語)。此后,華界和租界相繼淪陷,這座亞洲頭號的世界之都在日偽的高壓統制下變成「步步荊棘的恐怖世界」。在這段史上最黑暗最艱辛的可怕歲月中,上海城市的命運被徹底改寫。
開埠以來,上海一直保持着強勁旺健的城市活力和發展態勢,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更因緣際會,進一步發展成為集航運、外貿、金融、工商業、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多功能經濟中心和集教育、出版、電影、廣播、藝術、娛樂等為一體的多功能文化中心,並躋身國際性大都市的行列,成為與倫敦、巴黎、紐約、柏林並駕齊驅的世界第六大城市,整個亞洲最繁華和最國際化的大都會。據美國學者白魯恂研究,抗戰爆發前夕,商務印書館一年的圖書發行數量相當於整個美國出版業的發行總量,當年商務印書館及上海出版業的圖書生產能力和銷售能力於此可見一斑。其實,不僅商務印書館和出版業,上海的貿易、航運、金融、工商業、房地產、信息等行業也都步人各自的「黃金時代」。1934年5月,法蘭西科學院院長查理•芮切教授曾根據當時上海一系列工農業、人口的動態數據預測:照此發展下去,十年后(即1944年),上海的重要性將超過倫敦、巴黎、柏林,從當時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躍為僅次於紐約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但是,日本發動的「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摧毀了上海近百年累積起來的現代化基礎,扼殺了上海成為世界第二大都會的前景和可能性,上海的「黃金時代」因此被終結。
據國民政府中央統計局發表的數字,在「一•二八」事變中,上海直接損失高達15.6億元,被難人數約80萬人,約占華界總人口的45%。戰區內半數以上的工廠被毀,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壞,大中小學校受災200多所。地處交戰區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總廠及東方圖書館即在事變中被毀。時任日本駐華公使的重光葵后來在回憶錄中說:《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上海治安已經恢復,日本陸軍不久從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復原狀」。事實卻是,閘北、吳淞、江灣等地直到半個世紀之后也未能「恢復原狀」,而像東方圖書館這樣的文化公益機構則永遠地消失了。
與「一•二八」事變相比,侵華日軍繼「七七」事變之后發動的「八一三」事變,對上海的破壞更近乎毀滅性。據《申報年鑒》記載,當時有4,998家工廠、作坊的設備被毀壞,戰火最集中的閘北一帶,工業損失100%,虹口和楊浦損失70%,南市稍輕亦達30%。由於華界大片居民區被毀,上百萬走投無路的難民像「森林中的生靈逃避天降大禍一般」從四面八方涌進僅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茫茫人海中尋覓落腳之處,幾乎每個角落都擠滿了男女老幼,成千上萬的難民只能睡在辦公樓的走廊、商品貯藏室、廟宇、同鄉會、娛樂場所、倉庫,甚至棺材店。雖然上海各界在租界地區設立了眾多的難民收容所,其中獨臂神父饒家駒在毗鄰法租界的南市區創辦的「饒家駒安全區」即安置了近30萬難民,使他們免於疾病和凍餒,但仍有大批難民無處棲身,露宿街頭或廢墟,病死、餓死、凍死者比比皆是,單1937年歲末處理的屍體即多達101,000具。事變中,閘北再遭滅頂之災,被難情形最慘不忍睹。幾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廠均被摧毀殆盡,戰前最繁盛的恆豐路、共和路、大統路悉成焦土,全區僅剩蘇州河畔的幾間殘缺不全的住宅和一個裕通路的四安里(俗稱三層樓)。另據統計,閘北華界地區全毀於「八一三」事變的里弄即達295條。閘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業區和「自治模范區」,被譽為中國邁向工業時代的一面旗幟,戰后已變成滿目瘡痍、魍魎出沒的一片荒郊野外。一位曾在那里安家的美國人說:「即使我見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也沒有被破壞得如此徹底的。」
1937年11月日軍占領華界后,隨即展開瘋狂的經濟掠奪,那些在戰火中幸存下來的華商工廠企業再度遭到洗劫。「其未被炮火所毀廠房,內存鐵質器具,上自構造復雜之大機器,下至零件,甚至連虹口招商碼頭等堆棧地上鋪的鐵板,皆被敵人撬走了」。日軍宣布對占領區內的工業物資進行「軍管理」,總共76家中國企業被管制。短短幾個月,日軍通過巧立名目,強取豪奪,控制了上海絕大多數的煤、鐵、鹽、電、航運、鐵路、煙草等軍事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質生產,並「以上海為據點,確立帝國向華中方面經濟發展的基礎」。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蘇州河南岸租界雖已成「一座孤島,一片為荒涼、恐怖和野蠻圍困的綠洲」,但仍相對安全,華界工商業遂迅速向租界集中,大批難民的涌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因此,租界工商業不減反增,一度出現所謂「畸形繁榮」。據統計,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廠僅442家,1938年底激增至4,707家,1939年又新增1,705家。其他諸如進出口業、百貨業、金融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營造業等也大都呈擴張之勢,獲利倍蓰。
……
然而,上海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即使在這樣艱難、危險的處境下,上海雖然也出現過「投敵者」,以及「為了單純的生存欲望而忍受的種種妥協」,但更多的是不屈的抗爭。華界淪陷之后,日本人就開始迫不及待地尋找所謂「合作者」,但他們在當時的精英階層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人,負責占領區民間事務的日本特務部只得去台灣招徠幾個惡棍到上海市偽政府里充數,並從冒險家、秘密社會和犯罪團伙中發展勢力。汪偽漢奸就曾企圖說服鄭振鐸出任主持文化工作的偽職,並送上巨額支票加以收買,鄭痛斥游說他的漢奸,將支票當面撕毀;現代出版巨擘張元濟寧可賣房鬻書度日,也決不與敵偽勢力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歷史學家呂思勉凜然面對日偽利誘恐嚇,並以「夜貓」、「六庸」等筆名發表《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跡》等文論,以明心跡;1942年夏,日本憲兵先后數次逮捕中華職業教育社留滬負責人姚惠泉,企圖破壞抗日地下組織及文化界人士的抗日活動,姚惠泉受盡折磨,卻始終不屈;抗戰時期輾轉滬港兩地的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蓄須明志,靠賣畫甚至質典度日,漢奸褚民誼親至梅宅相逼,梅蘭芳不惜自損身體,也堅決不為日偽當局演出;日偽當局逼迫圓瑛法師出任中日佛教會會長,遭拒絕后,日軍對圓瑛法師毒打利誘,法師專心打坐念佛,使日軍毫無辦法;1945年4月19日李健吾被捕,在獄中被折磨成「一個哀求着死亡的肉體」,但始終「拒絕說出任何名字」。類似的事例,在當年的上海可謂不勝枚舉。這說明上海雖淪陷,但道德正氣無所不在。這是與戰場上兵戎相見不同的另一種形式的抗戰,一種不屈服於厄運的堅忍抵抗,這種抗爭一直堅持到日本無條件投降。
二戰中的上海,是一個高度復雜的場域。自開埠以來,上海一市三制,各方之間的利益博弈從未停止過。「一•二八」事變,特別是「八一三」事變后,隨着上海所處的政治環境與國際關系格局的劇烈變遷,上海又形成許多新的尖銳矛盾。據魏斐德的研究,這些新的矛盾主要有六對,包括西方列強(英、美、法)與日本的矛盾,西方列強與中國關於治外法權的矛盾,西方僑民與在滬日僑的矛盾,日本軍隊與中國游擊隊的矛盾,上海本地犯罪組織與來自朝鮮和台灣地區犯罪組織的矛盾,分別忠於重慶和汪政權的特工之間的矛盾。此外,至少還有軸心國內部的爾虞我詐。這些新的矛盾,再加上既有的矛盾,彼此交織,詭譎多變,使上海的這段歷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有經濟角力,有觀念與權益之爭,有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有明爭,有暗戰,有不屈,也有陰謀與背叛,可以說二戰中的上海展開的就是一場全球僅見的微型世界大戰。
本書分上中下三篇講述二戰中的上海,就是希望從更深廣的角度認識和理解這種復雜性,以及上海這座國際都市在二戰中的特殊命運。
開埠以來,上海一直保持着強勁旺健的城市活力和發展態勢,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更因緣際會,進一步發展成為集航運、外貿、金融、工商業、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多功能經濟中心和集教育、出版、電影、廣播、藝術、娛樂等為一體的多功能文化中心,並躋身國際性大都市的行列,成為與倫敦、巴黎、紐約、柏林並駕齊驅的世界第六大城市,整個亞洲最繁華和最國際化的大都會。據美國學者白魯恂研究,抗戰爆發前夕,商務印書館一年的圖書發行數量相當於整個美國出版業的發行總量,當年商務印書館及上海出版業的圖書生產能力和銷售能力於此可見一斑。其實,不僅商務印書館和出版業,上海的貿易、航運、金融、工商業、房地產、信息等行業也都步人各自的「黃金時代」。1934年5月,法蘭西科學院院長查理•芮切教授曾根據當時上海一系列工農業、人口的動態數據預測:照此發展下去,十年后(即1944年),上海的重要性將超過倫敦、巴黎、柏林,從當時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躍為僅次於紐約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但是,日本發動的「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摧毀了上海近百年累積起來的現代化基礎,扼殺了上海成為世界第二大都會的前景和可能性,上海的「黃金時代」因此被終結。
據國民政府中央統計局發表的數字,在「一•二八」事變中,上海直接損失高達15.6億元,被難人數約80萬人,約占華界總人口的45%。戰區內半數以上的工廠被毀,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壞,大中小學校受災200多所。地處交戰區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總廠及東方圖書館即在事變中被毀。時任日本駐華公使的重光葵后來在回憶錄中說:《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上海治安已經恢復,日本陸軍不久從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復原狀」。事實卻是,閘北、吳淞、江灣等地直到半個世紀之后也未能「恢復原狀」,而像東方圖書館這樣的文化公益機構則永遠地消失了。
與「一•二八」事變相比,侵華日軍繼「七七」事變之后發動的「八一三」事變,對上海的破壞更近乎毀滅性。據《申報年鑒》記載,當時有4,998家工廠、作坊的設備被毀壞,戰火最集中的閘北一帶,工業損失100%,虹口和楊浦損失70%,南市稍輕亦達30%。由於華界大片居民區被毀,上百萬走投無路的難民像「森林中的生靈逃避天降大禍一般」從四面八方涌進僅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茫茫人海中尋覓落腳之處,幾乎每個角落都擠滿了男女老幼,成千上萬的難民只能睡在辦公樓的走廊、商品貯藏室、廟宇、同鄉會、娛樂場所、倉庫,甚至棺材店。雖然上海各界在租界地區設立了眾多的難民收容所,其中獨臂神父饒家駒在毗鄰法租界的南市區創辦的「饒家駒安全區」即安置了近30萬難民,使他們免於疾病和凍餒,但仍有大批難民無處棲身,露宿街頭或廢墟,病死、餓死、凍死者比比皆是,單1937年歲末處理的屍體即多達101,000具。事變中,閘北再遭滅頂之災,被難情形最慘不忍睹。幾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廠均被摧毀殆盡,戰前最繁盛的恆豐路、共和路、大統路悉成焦土,全區僅剩蘇州河畔的幾間殘缺不全的住宅和一個裕通路的四安里(俗稱三層樓)。另據統計,閘北華界地區全毀於「八一三」事變的里弄即達295條。閘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業區和「自治模范區」,被譽為中國邁向工業時代的一面旗幟,戰后已變成滿目瘡痍、魍魎出沒的一片荒郊野外。一位曾在那里安家的美國人說:「即使我見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也沒有被破壞得如此徹底的。」
1937年11月日軍占領華界后,隨即展開瘋狂的經濟掠奪,那些在戰火中幸存下來的華商工廠企業再度遭到洗劫。「其未被炮火所毀廠房,內存鐵質器具,上自構造復雜之大機器,下至零件,甚至連虹口招商碼頭等堆棧地上鋪的鐵板,皆被敵人撬走了」。日軍宣布對占領區內的工業物資進行「軍管理」,總共76家中國企業被管制。短短幾個月,日軍通過巧立名目,強取豪奪,控制了上海絕大多數的煤、鐵、鹽、電、航運、鐵路、煙草等軍事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質生產,並「以上海為據點,確立帝國向華中方面經濟發展的基礎」。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蘇州河南岸租界雖已成「一座孤島,一片為荒涼、恐怖和野蠻圍困的綠洲」,但仍相對安全,華界工商業遂迅速向租界集中,大批難民的涌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因此,租界工商業不減反增,一度出現所謂「畸形繁榮」。據統計,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廠僅442家,1938年底激增至4,707家,1939年又新增1,705家。其他諸如進出口業、百貨業、金融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營造業等也大都呈擴張之勢,獲利倍蓰。
……
然而,上海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即使在這樣艱難、危險的處境下,上海雖然也出現過「投敵者」,以及「為了單純的生存欲望而忍受的種種妥協」,但更多的是不屈的抗爭。華界淪陷之后,日本人就開始迫不及待地尋找所謂「合作者」,但他們在當時的精英階層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人,負責占領區民間事務的日本特務部只得去台灣招徠幾個惡棍到上海市偽政府里充數,並從冒險家、秘密社會和犯罪團伙中發展勢力。汪偽漢奸就曾企圖說服鄭振鐸出任主持文化工作的偽職,並送上巨額支票加以收買,鄭痛斥游說他的漢奸,將支票當面撕毀;現代出版巨擘張元濟寧可賣房鬻書度日,也決不與敵偽勢力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歷史學家呂思勉凜然面對日偽利誘恐嚇,並以「夜貓」、「六庸」等筆名發表《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跡》等文論,以明心跡;1942年夏,日本憲兵先后數次逮捕中華職業教育社留滬負責人姚惠泉,企圖破壞抗日地下組織及文化界人士的抗日活動,姚惠泉受盡折磨,卻始終不屈;抗戰時期輾轉滬港兩地的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蓄須明志,靠賣畫甚至質典度日,漢奸褚民誼親至梅宅相逼,梅蘭芳不惜自損身體,也堅決不為日偽當局演出;日偽當局逼迫圓瑛法師出任中日佛教會會長,遭拒絕后,日軍對圓瑛法師毒打利誘,法師專心打坐念佛,使日軍毫無辦法;1945年4月19日李健吾被捕,在獄中被折磨成「一個哀求着死亡的肉體」,但始終「拒絕說出任何名字」。類似的事例,在當年的上海可謂不勝枚舉。這說明上海雖淪陷,但道德正氣無所不在。這是與戰場上兵戎相見不同的另一種形式的抗戰,一種不屈服於厄運的堅忍抵抗,這種抗爭一直堅持到日本無條件投降。
二戰中的上海,是一個高度復雜的場域。自開埠以來,上海一市三制,各方之間的利益博弈從未停止過。「一•二八」事變,特別是「八一三」事變后,隨着上海所處的政治環境與國際關系格局的劇烈變遷,上海又形成許多新的尖銳矛盾。據魏斐德的研究,這些新的矛盾主要有六對,包括西方列強(英、美、法)與日本的矛盾,西方列強與中國關於治外法權的矛盾,西方僑民與在滬日僑的矛盾,日本軍隊與中國游擊隊的矛盾,上海本地犯罪組織與來自朝鮮和台灣地區犯罪組織的矛盾,分別忠於重慶和汪政權的特工之間的矛盾。此外,至少還有軸心國內部的爾虞我詐。這些新的矛盾,再加上既有的矛盾,彼此交織,詭譎多變,使上海的這段歷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有經濟角力,有觀念與權益之爭,有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有明爭,有暗戰,有不屈,也有陰謀與背叛,可以說二戰中的上海展開的就是一場全球僅見的微型世界大戰。
本書分上中下三篇講述二戰中的上海,就是希望從更深廣的角度認識和理解這種復雜性,以及上海這座國際都市在二戰中的特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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