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佛教史地考

潭柘寺創建於西晉永嘉元年
隋藏佛舍利的弘業寺舊址為憫忠寺東部的遼大延壽寺
唐末五代至遼代玉河縣轄界考
遼大昊天寺塔院以及明清隆恩寺千年史事匯考
遼代房山雲居寺刊刻石經史事叢考
遼玉河縣清水院統和十年經幢題記匯考
遼末金初為悟纏在戒台寺內建造的五級密檐僧塔
金元時期遼法均「大乘三聚戒本」在燕京流傳情況考略
金元兩代臨濟宗海雲印簡禪系與竹林寺潭柘寺法脈淵源考尋
金元兩朝燕京大慶壽寺史事通考
金元時期的五華觀與卧佛寺相關史事考略
蒙古汗國時期燕京地區的「大周朝元元年」考略
山西廣靈縣元初臨濟宗道鑒禪師塔銘史事考
元大護國仁王寺舊址及相關問題考察
百花山瑞雲寺蒙古汗國時期通圓懿公禪師遺行碑考
大覺寺內具生吉祥大師薩曷拶室里僧塔考
明代大能仁寺與京西雙泉寺的歷史淵源
清代臨濟宗與萬安山法海寺相關史事綜匯
乾隆時期戒台寺內裕軒、慕堂兩先生祠堂
清道光以來北京梨園行與戒台寺善緣的歷史見證
潭柘寺塔院歷代僧塔形制考述翠微山法海寺史事考記
明代蒯祥親自規划建造萬壽戒台禪寺
遼、元兩代房山谷積山院重要佛教史事考略
京西八寶山金元兩代的崇國寺塔院
北京西山寺院佛教史事鉤沉
妙峰山重要歷史史實新發現（十一則）
金頂妙峰山佛教史實新考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如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着重於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宿於修證。那麼，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着這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於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於實踐門一類；最后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傍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注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注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凈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佛教的信仰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着禪、凈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於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