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潮評論》是以推動和展示對于近代以來尤其是20世紀中國社會思潮的學術研究為宗旨。本輯的主題為自由主義。
分兩個專題︰一是“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歷史”,主要收錄了張世保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中的激進與保守》,章清的《1940年代︰自由主義由背景走向前台——兼論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劉擎《走出啟蒙的歧途︰作為規範的個人自主性》,崔宜明《世界歷史與自由的論域》,蔡志棟《在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蔡元培》。
二是“儒學與自由主義”,主要收錄了陳昭瑛《台灣儒者論儒學的普世價值︰王敏川與徐復觀》,蔡振豐《台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以台灣認同論述為主的討論》,
李淑珍《自由主義、新儒家與195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從徐復觀的視角出發》,高瑞泉《儒家自由主義,還是儒家社會主義?--從\〃平等\〃問題看儒家觀念的新方向》。
目錄
序
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歷史
“拉斯基”還是“哈耶克”?——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中的激進與保守(張世保)
1940年代:自由主義由背景走向前台——兼論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章清)
走出啟蒙的歧途:作為規範的個人自主性(劉擎)
世界歷史與自由的論域(崔宜明)
在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蔡元培(蔡志棟)
儒學與自由主義
台灣儒者論儒學的普世價值——以王敏川與徐復觀為代表(陳昭瑛)
台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以台灣認同論述為主的討論(蔡振豐)
自由主義、新儒家與1950年代台灣自由民主運動——從徐復觀的視角出發(李淑珍)
儒家自由主義,還是儒家社會主義?——從“平等”問題看儒家觀念的新方向(高瑞泉)
論當代儒學
“儒學復興”之管見(許全興)
儒家詮釋學的當代發展(景海峰)
編後記
本輯作者簡介
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歷史
“拉斯基”還是“哈耶克”?——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中的激進與保守(張世保)
1940年代:自由主義由背景走向前台——兼論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章清)
走出啟蒙的歧途:作為規範的個人自主性(劉擎)
世界歷史與自由的論域(崔宜明)
在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蔡元培(蔡志棟)
儒學與自由主義
台灣儒者論儒學的普世價值——以王敏川與徐復觀為代表(陳昭瑛)
台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以台灣認同論述為主的討論(蔡振豐)
自由主義、新儒家與1950年代台灣自由民主運動——從徐復觀的視角出發(李淑珍)
儒家自由主義,還是儒家社會主義?——從“平等”問題看儒家觀念的新方向(高瑞泉)
論當代儒學
“儒學復興”之管見(許全興)
儒家詮釋學的當代發展(景海峰)
編後記
本輯作者簡介
序
編輯《中國思潮評論》最直接的目標,是為了推動和展示對于近代以來尤其是20世紀中國社會思潮的學術研究。
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種進路,“思潮研究”即是其中重要之一途。其原因大約有三:第一,與人物個案、主義或問題之進路相比,“思潮研究”更具有歷史整體性,它要求從現象出發,注意到思想觀念和社會心理變遷之來龍去脈。第二,它不能停留在一般學科史的分隔,須兼顧到學術研究“內在”和“外在”兩個理路,或者說觀念史與社會史的結合。第三,它並不先行確定某一種思想派別擁有最高裁判權,也不認為互相攻訐的思潮完全形同水火,而試圖發現在名言和主義的爭論背面隱蔽著的某些東西。
中國人素有厚古薄今的傳統,經過“五四”所謂“激烈反傳統”以後,據說已經變得一切惟新是求,而時尚之謂“新”常常與紐約、巴黎有關。晚近十年間,風氣又經丕變,“修舊如新”一變而為“修舊如舊”。奇怪的是,這兩樣東西似乎並行而不悖。總而言之,雖然不斷有人宣稱已經勘明了中國文化的最終走向,“古今中西”之類的爭論還是緊緊糾纏著國人。與此相應的是,對于今日中國的崛起,有些外國觀察家以為中國並不可畏,因為缺少堪與西方匹敵的社會理論,他們不明白促成中國崛起的文化動力——現代中國文化之道——可能正隱身在看似紛亂的思潮更替之中。
前清詩人哲學家龔自珍曾說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不過,19世紀中葉的這位預言家對于“聖人”其實已經有點保留。因為他同時又說︰“天地,人所造,眾人白造,非聖人所造。”所以他要通過廣泛的歷史文化批判來追尋中國變革的大道。思潮研究的另一面就是歷史文化批判,這種批判同時是社會批判和文化反省,它同其他追求智慧的進路一樣,也是“為己之學”。中國人之眾,哪一個敢說自己不在某種思潮之中?因此,如果我們有更高的期許,研究眾多中國思潮的消長起落的過程,其實是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一個歷史人口,在這里,同樣有希望進達天人之際、幽明之序。所以,《維摩經》雲︰“能善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動。”
是為序。
高瑞泉
2009年7月16日
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種進路,“思潮研究”即是其中重要之一途。其原因大約有三:第一,與人物個案、主義或問題之進路相比,“思潮研究”更具有歷史整體性,它要求從現象出發,注意到思想觀念和社會心理變遷之來龍去脈。第二,它不能停留在一般學科史的分隔,須兼顧到學術研究“內在”和“外在”兩個理路,或者說觀念史與社會史的結合。第三,它並不先行確定某一種思想派別擁有最高裁判權,也不認為互相攻訐的思潮完全形同水火,而試圖發現在名言和主義的爭論背面隱蔽著的某些東西。
中國人素有厚古薄今的傳統,經過“五四”所謂“激烈反傳統”以後,據說已經變得一切惟新是求,而時尚之謂“新”常常與紐約、巴黎有關。晚近十年間,風氣又經丕變,“修舊如新”一變而為“修舊如舊”。奇怪的是,這兩樣東西似乎並行而不悖。總而言之,雖然不斷有人宣稱已經勘明了中國文化的最終走向,“古今中西”之類的爭論還是緊緊糾纏著國人。與此相應的是,對于今日中國的崛起,有些外國觀察家以為中國並不可畏,因為缺少堪與西方匹敵的社會理論,他們不明白促成中國崛起的文化動力——現代中國文化之道——可能正隱身在看似紛亂的思潮更替之中。
前清詩人哲學家龔自珍曾說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不過,19世紀中葉的這位預言家對于“聖人”其實已經有點保留。因為他同時又說︰“天地,人所造,眾人白造,非聖人所造。”所以他要通過廣泛的歷史文化批判來追尋中國變革的大道。思潮研究的另一面就是歷史文化批判,這種批判同時是社會批判和文化反省,它同其他追求智慧的進路一樣,也是“為己之學”。中國人之眾,哪一個敢說自己不在某種思潮之中?因此,如果我們有更高的期許,研究眾多中國思潮的消長起落的過程,其實是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一個歷史人口,在這里,同樣有希望進達天人之際、幽明之序。所以,《維摩經》雲︰“能善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動。”
是為序。
高瑞泉
200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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