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 父與子

前夜
父與子

在世界文學中，也許很少有人像屠格涅夫那樣，作為一個小說家，卻不愧為抒情詩人；而作為抒隋詩人，他又是現實主義者。他的詩神，溫文爾雅，但卻不是高居于奧林帕斯山上，不食人間煙火。他的筆端傾瀉的不只是“愛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自由的熱烈頌歌、生之歡樂的陶醉”；而主要是“飛馳中”的社會生活的重大現象，是這些現象的藝術反映。

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俄國，正處于資本主義關系逐漸茁壯和封建農奴制面臨崩潰的時代。與這個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貴族活動家已喪失其歷史作用，代替他們，民主主義平民知識分子出現在社會舞台的前景。屠格涅夫在這段時期的創作，正好是當時歷史的紀錄。他以反農奴制傾向的特寫集《獵人筆記*進入文學之林，接著他以《羅亭》宣告了貴族知識分子成為“多余的人”的判決，又以《貴族之家》唱出了貴族階級“黃金時代”消逝的挽歌。在這以後，社會上在等待著，屠格涅夫下一部小說將以什麼人為主人公呢？果然，屠格涅夫不負所望，在自己新作中，塑造了平民知識分子的“新人”形象，反映了當時社會運動由新的活動家來推動的歷史趨向。這就是放在我們面前的《前夜》（1859）和《父與子》（1861）。就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來說，兩者可算是他創作中的雙璧。

遵循形象思維的藝術規律，以生活為“藝術的永恆淵源”，是屠格涅夫的創作原則。他從不“從觀念出發”來“創造形象”，總要有“活人來做依據”，但又不是依樣葫蘆，而是把生活“升華為詩的理想”。他力求把握生活的“運動規律”，透過“偶然性的變幻”捕捉到時代的典型。《前夜》中英沙羅夫的原型，是一個姓卡特拉諾夫的保加利亞愛國者，他曾在莫斯科大學讀書，一個少女愛上了他，跟他一起去保加利亞，後來他們一度回到俄國，不久他在威尼斯病故。屠格涅夫從友人那里得到關于他的記載，敏銳地從他身上看到自己“要找尋的主人公”，自己在構思中的那個“對自由懷著朦朧而又強烈的渴望的葉琳娜願意為之委身的主人公”。那是在一八五五年。但只有到了農奴制改革的“前夜”，當他在俄國生活中看到英沙羅夫那樣的人物的時候，才在作品中塑造他的形象，使之成為“新時代的預言者”。
下邊談談《前夜》和《父與子》寫作時期的作者的思想狀況。屠格涅夫屬于貴族自由主義者，這是眾所周知的。貴族自由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化了的貴族，在四十年代剛出現時尚有其進步的意義。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在消滅農奴制問題上，他們同民主主義者還是基本一致的。一八五五年以後才開始發生了變化。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暴露了俄國專制農奴制度的腐朽。于是，“被活埋了的俄國”“睜開眼楮”從墳墓里走了出來（斯塔索夫語），社會上各個階層都感到改革的必要，農民起義的浪潮也日益高漲。新皇亞歷山大二世被迫宣布準備實行農奴制改革，並且稍稍放寬書刊的審查。社會上出現了空前活躍的氣氛，當時輿論的大膽曾使剛從流放回來的謝德林感到驚奇。但是，如果說在尼古拉一世（他死于一八五五年）的高壓統治下，自由主義者對沙皇政府還抱著對抗的情緒，那麼現在，在表面上“自由”的氛圍中，在新的革命形勢下，卻漸漸趨向同政府妥協了。面對農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的問題，他們同革命民主主義者產生了分歧。革命民主主義者主張把土地無償地分給農民，寄希望于農民革命。自由主義者雖然也同意分配土地，卻要收取大量贖金，他們害怕革命，擁護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農奴制改革法令頒布，其欺騙性質暴露以後，兩派“越來越清楚地、明確地、堅決地分開”，形成了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而自由主義者也開始變成一種保守的以至反動的力量了。這個歷史的交界，也是屠格涅夫思想創作的轉折點。

一般說來，屠格涅夫的思想演變同自由主義者可說是亦步亦趨的。但是正像個性不能完全包括于共性一樣，屠格涅夫也不能完全歸結為自由主義者。而且作為作家，他在創作中所表現的思想又有其矛盾的地方。的確，屠格涅夫像有人指出的那樣，具有啟蒙者的某些特點。例如，“強烈仇視”農奴制，“熱烈擁護”全盤歐化，“衷心相信”農奴制廢除“就會有普遍幸福”並“促進這一事業”。但是，屠格涅夫只是“溫和的啟蒙者”，他的出發點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他只是同情人民而不是站在人民一邊，帶有明顯的人道主義雙重性。一方面，在他看來，農奴“應該享有人權”（加里寧語），他同情農奴制下農奴備受欺壓的無權地位，揭露壓迫農奴的貴族地主，包括自由主義者（從《獵人筆記》到《前夜》、《父與子》），另一方面，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在談到改革前夜需要的英雄人物時，特地拄明“不是指的人民”，他認為革命的因素不存在于人民身上，而“只存在于有教養階級的少數人之中”。一方面，他“真誠地”希望農奴制改革與一般自由主義者不同，他看到貴族地主在“表面上情願（改革）的後面隱藏著極度頑固——既恐怖又吝嗇”，他慶幸農奴制改革“不會後退”，他憂心忡忡，唯恐貴族農奴主阻撓改革，希望通過科學和文學喚起俄國進步力量支持政府實現這個“皇上的高尚意圖”；另一方面，他畏懼農民革命，深恐“革命發生，全部貴族都將被絞死”，認為“我們不應通過這條道路前進”。思想立場上的這些矛盾，終于導致了他同革命民主主義者及其刊物Ⅸ現代人》的徹底決裂。

《前夜》和《父與子》正好寫成于作家思想創作轉折的前夕，從這里可以看到他當時的思想矛盾的折射。一般認為，屠格涅夫在《父與子》里取得現實主義的勝利，但這也只是因為他的矛盾的思想中積極因素佔了上風。作為作家，屠格涅夫不同于他的文學界自由主義的友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包特金等人。他們都受過別林斯基的燻陶。德魯日寧等人在五十年代，早就成為純藝術的鼓吹者；而屠格涅夫，特別在創作中，仍然基本上遵循別林斯基的遺教，忠實地反映客觀現實。固然，在一八六二年以後，屠格涅夫也有過唯美主義的傾向（如《夠了》和《幻影》），也公開誹謗過革命民主主義者（如《煙》），但他的立場是動搖的、矛盾的。他始終沒有陷入反動陣營，也沒有像皮謝姆斯基、岡察洛夫、列斯科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卷入“反虛無主義小說”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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