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與中外關系”是世人非常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在今天仍然有著獨特的現實意義。在鴉片戰爭之前,基督宗教與中外關系主要屬于中西交通史、中外關系史研究的範疇,側重于文化交流。盡管清初曾出現過“中國禮儀之爭”,使基督宗教與中外關系觸及政治層面,並引起相應的政治後果;但從整體來看,這種以基督宗教為媒介的中外關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它較為正常地推動了中外文化的雙向交流和相互溝通。然而,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這種基督宗教交織其內的中外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質。從此,中國人對“鴉片”的認識與西方人尤其是西歐人迥異。中國近代史以“鴉片戰爭”為標志而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段屈辱史,人們對“鴉片”的認識也加進了因這段歷史而帶來的感情色彩。當一些人強調宗教是“鴉片”時,人們會普遍認為這是對宗教的否定和負面評價;而一些人堅決反對以“鴉片”來喻宗教,則正是希望撥亂反正,能夠客觀、公正地評價宗教,消除對宗教的負面、消極和否定性印象。由于“鴉片戰爭”,中國人對鴉片深惡痛絕,“鴉片”的蘊含在此已不只是傳統上所理解的“麻醉劑”、“止痛劑”等藥品意義,而滲入了中華民族近代歷史上的屈辱、磨難和痛苦。中國人說起鴉片就有切膚之痛,這與19世紀的歐洲人所論鴉片乃是截然不同的。
鴉片戰爭後,基督宗教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憑著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而在中國普遍傳教,與之相關的中外關系則是強大的西方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之間的不平等關系,是西強華弱、西進華退的關系,是西方侵略、奴役、凌辱中國的關系。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基督宗教的形象在中國民眾的心目中被惡化,基督宗教的“洋教”標簽與“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掛上了鉤,其歷史陰影迄今仍未消散。對于這一段歷史和由此帶來的復雜中外關系,雙方並沒有徹底、認真、系統、深入的反思,基督宗教也沒有真正丟體悟其復雜蘊涵及必然後果。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認為基督宗教在華處境的根本改觀和改善,不僅在于教會自身在中國本色化、中國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離不開中西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的根本改善。在中西冷戰、中美對抗的觀念意識及現實局勢中,基督宗教在華很難根本“脫敏”,其融入中國社會及中國文化之途亦會為步履維艱的漫長跋涉。
在全球化的時代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基督宗教在中國的重新活躍及其在中外關系發展中新的生存處境和所應扮演的角色,重新引起了人們的觀察、關注和研究、探討。人們所關心的是,基督宗教在新的形勢下能否走出以往的歷史窘境、擺脫其“洋教”陰影,其在改善、推動中外關系發展中能夠起到或發揮啊種作用。為此,我們組織了“基督宗教與中外關系——從利瑪竇到司徒雷登”學術研討會,旨在對之加以專門探討,其視域乃從明未來華傳教的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一直延伸到1949年離開中國的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新教傳教士司徒雷登。我們希望能以學術研討的形式從學理上疏理清這段復雜歷史,解開這一歷史死結。2010年是利瑪竇在北京逝世四百周年的紀念年,明年(2012年)則是司徒雷登逝世五十周年(其卒年為1962年)。四百多年的基督宗教在華傳教歷史帶給了人們太多的思考、太多的反省。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遷回杭州安葬,象征著這位“籍貫浙江,生長杭州,祖墓在西湖”之中美特殊人物的“落葉歸根”。2010年,北京、上海、南京、廣東等地舉行了各種紀念利瑪竇的學術及文化活動,尤其是由中國國家文物局出面與意大利大使館合辦的“中外交流的使者——利瑪竇圖片展”受到中外媒體和中國公眾的青睞。這些最新發展,使我們對與之相關的探究亦有了必要感和緊迫感。
當然,與以往辦會傳統相餃接,我們的研討會以“基督宗教與中外關系”為重點,卻又不僅僅局限于這一議題,而有著更為廣泛的研討內容和豐富多彩的學術論題。這樣,我們吸納了眾多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希望帶來深入、廣泛的探究。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辦,合辦單位則包括加拿大維真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教育基金會。對于上述單位的積極支持和熱心參與,我們特此表示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