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正源新論》是作者的一個文集,包括少量的訪談與講話。
在我們民族面臨新的文明跨越的歷史轉折時期,重讀我們的文明歷史,找準我們的文明正源,以新的價值理念尋求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就變得十分重要與迫切。中國文明向前發展,方向何在?從國家高層到每個公民,每個人都面臨著“我是誰,我要到哪里去”的嚴峻拷問。全書從我們的文明史意識、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戰國之興亡反思、戰國人物論、文明散記等幾個方面進行了闡述。
孫皓暉,曾任西北大學法律系教授,獲國務院首批特殊津貼的專家。1993—1997年,基于對中國原生文明的思考,歷時16年創作了長篇小說《大秦帝國》,共6部11卷,504萬字。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現秦帝國時代的長篇歷史小說。
目錄
[代序]走出中國歷史意識的沼澤地
上篇
第一編 我們的文明史意識
突破史障 尋求中國文明正源
確立中國文明的繼承原則
我們的整體困境 世界文明的沼澤期
文化霸權與文明衰落
第二編 大秦帝國︰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
秦帝國是中國統一文明正源
祭秦論︰中國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
中華民族必須擁有強大的文明話語權
歷史主義是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
——就《大秦帝國》創作理念答十年批評群
文明開掘——《大秦帝國》的精神本位
文明視野 歷史文學創作的深化
附錄︰散記
太行巍巍話長平
追夢大秦︰溯洄游之 道阻且長
雪意把酒話秦風
萬古秦風︰關于秦人的時間簡史
下篇
第三編 戰國之興亡反思——新六國論
亡韓論︰忠直術治而亡 天下異數哉
亡趙論︰烈亂族姓亡強國 不亦悲乎
亡燕論︰迂闊固守王道的悲劇
亡魏論︰緩賢忘士 天亡之國也
亡楚論︰故楚亡楚皆分治
亡齊論︰戰國之世偏安忘戰 奇也
第四編 戰國人物論
布衣赴難 中國文明史最絢爛血花
秦孝公嬴渠梁 政治天宇的太陽
吳起 為變法死難的第一個布衣巨子
墨子墨家 被歷史速凍的烈焰利劍
呂不韋 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最高峰
荀子 戰國最具獨立品格的思想家
韓非《孤憤》 戰國法家的命運預言書
趙雍 戰國最為英雄浪漫的國王
趙佗 嶺南文明的第一座豐碑
[跋]積微深掘 理我文明
上篇
第一編 我們的文明史意識
突破史障 尋求中國文明正源
確立中國文明的繼承原則
我們的整體困境 世界文明的沼澤期
文化霸權與文明衰落
第二編 大秦帝國︰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
秦帝國是中國統一文明正源
祭秦論︰中國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
中華民族必須擁有強大的文明話語權
歷史主義是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
——就《大秦帝國》創作理念答十年批評群
文明開掘——《大秦帝國》的精神本位
文明視野 歷史文學創作的深化
附錄︰散記
太行巍巍話長平
追夢大秦︰溯洄游之 道阻且長
雪意把酒話秦風
萬古秦風︰關于秦人的時間簡史
下篇
第三編 戰國之興亡反思——新六國論
亡韓論︰忠直術治而亡 天下異數哉
亡趙論︰烈亂族姓亡強國 不亦悲乎
亡燕論︰迂闊固守王道的悲劇
亡魏論︰緩賢忘士 天亡之國也
亡楚論︰故楚亡楚皆分治
亡齊論︰戰國之世偏安忘戰 奇也
第四編 戰國人物論
布衣赴難 中國文明史最絢爛血花
秦孝公嬴渠梁 政治天宇的太陽
吳起 為變法死難的第一個布衣巨子
墨子墨家 被歷史速凍的烈焰利劍
呂不韋 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最高峰
荀子 戰國最具獨立品格的思想家
韓非《孤憤》 戰國法家的命運預言書
趙雍 戰國最為英雄浪漫的國王
趙佗 嶺南文明的第一座豐碑
[跋]積微深掘 理我文明
序
一
世界各個文明民族、文明國家,都有自己獨有的歷史意識。
這種歷史意識,主要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自身文明歷史所擁有的基本共識。這些共識,至少包括四個基本方面︰1.該國文明成熟定型,或達到高峰(原生文明)的歷史時期;2.該國文明成熟定型時代的最主要歷史坐標——代表人物、重大事件、重大思想體系等;3.該國文明歷史在成熟定型之後的演變脈絡,文明發展主要的歷史階段;4.該國文明形成發展的主要歷史經驗、主要歷史教訓等基本評判。是否具有這種歷史意識,以及這種歷史意識是否清晰,是判斷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自我認識方面所達到高度的重要標準。歷史意識決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走向未來的歷史過程中是否心中有底,是否具有清醒的歷史方向感。
我們不能說,世界所有文明國家,都具有清晰明確的歷史意識。但是我們可以說,世界最重要的一些文明國家,都具有這種清醒的歷史意識。
在世界文明大國中,只有中國民族的歷史意識是一片沼澤地,煙霧泥濘、重重交織。在表現為上述四個基本方面的歷史意識中,我們沒有一個方面是清楚的。不是說所有人都不清楚,而是說,我們在上述四個基本方面,缺乏最基本的社會共識。我們的問題事件、問題人物、問題時代層出不窮。譬如,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依據現代文明理念評判,是我們的原生文明高峰期,是我們的原典時代,是我們的文明聖土;可是,兩千余年來的二二十五史,卻一直在咒罵指斥這三個時代,當今社會也對這種陳腐的咒罵指斥有著廣泛的共鳴。譬如對秦始皇帝,譬如對孔夫子及其儒家,等等,我們都還陷在最基本的長期爭論之中。在俄國,指斥彼得大帝的人,絕對是極少數。在美國,指斥華盛頓的人,也絕對是極少數。可是在中國,指斥秦始皇帝的人,絕對不會是極少數,甚或可以說是普遍的。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們民族要走出歷史意識的沼澤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世界現存國家中,我們這個國家太過古老。惟其古老,惟其漫長,也就必然會有許許多多“老年病”。在1840年鴉片戰爭來臨的時候,我們的“老年病”幾乎導致了我們文明的滅亡。那時候,我們成了世界列強的一塊歷經漫長歲月腌制的豐厚的“古老肉”,任人宰割,任人鯨吞。時間過去170余年,我們的城市生存方式,已經在表面上跨入了當代物質生活水平的前列。可是,我們的文明發展程度,依然是農業文明的根底,種種嚴重問題上下頭疼。我們廣大的農村世界的大部分,更是“淘洗正未有窮期”的殘農業文明生存狀態。我們的整個社會,陷入了沉渣已經被攪起,但是卻沒有過濾方法的嚴重困境。
中國文明向前發展,方向何在?
從國家高層到中國公民,每個人都面臨著“我是誰,我要到哪里去”的嚴峻考問。
歷史給不給我們時間,並不由我們決定。
但是,我們願不願意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卻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二
我們這個國家,陷入嚴重的歷史意識沼澤地,有著種種深刻的歷史現實原因。
就既往傳統說,主要有兩個基本原因。
其一,我們蓬勃多元的思想體系,在西漢武帝時期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
這個重大轉折,是中國驟然由多元化(百家爭鳴)的不同思想形態,轉入了宗教式的一家“獨尊”,轉入了一元化形態。由于被“獨尊”的儒家,是誕生于春秋時代的一個堅定的復古學派,對當時社會的種種新潮變革,持強烈的否定與反對態度,對當時社會種種偏離王道禮治的新變化,也持強烈的否定立場;因此,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在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變成了時代潮流的棄兒。
這一深刻的歷史原因,導致儒家學派對遺棄自己的三大文明高峰時代懷有極深的偏見。在此後佔據文化霸權的歷史條件下,儒家對三大時代進行了全方位的攻擊與否定。這種攻擊與否定,伴隨著對三大時代社會求變創造精神的否定,伴隨著教化人民恭順服從皇權統治的保守內斂思想,而這些思想卻被歷代皇權政治奉為圭臬。于是,對三大時代的否定,與皇權制度對儒家保守思想體系的需要相結合,就漸漸演變為濃厚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歷史評判。自此,我們的歷史意識出現了第一個巨大的歷史斷裂一實際繼承了中國統一文明的框架,理論上卻徹底否定了誕生中國統一文明的時代,形成了歷史意識沼澤地的畸形生態。
其二,自“獨尊”時代開始,我們的修史大權,就被儒家全面掌控了。
自司馬遷的《史記》開始,修史的評價選擇權,就是儒家思想了。我們尊重以司馬遷為代表的儒家學人對中國文明歷史的系統整理;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儒家以孔子的“春秋筆法”為修史模式,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各領域專史等,都僅僅以儒家價值觀衡量取舍,並進行直接評價。由于儒家的文化霸權,這種評價與取舍,迅速演化為官方標準,又迅速演化為入仕的取舍標準。及至科舉制出現,這一標準又演變為國家制度與文化政策。自此,學人研究歷史、陳述思想,必須以儒家標準為標準,否則只能被國家遺棄。
那麼,儒家的歷史價值觀,是否具有現代文明可以繼承的基本面呢?
如果有,當然萬幸了。可惜的是,儒家的歷史價值觀非但與現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即便與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相比,也是陳腐的。簡單舉例說,《史記》有先秦人物傳記28篇,涉及人物數百。舉凡對文明發展有重大貢獻,對國家社會敢于負責、敢于犧牲的英雄偉人,《史記》都給予了種種批評。譬如對文仲、吳起、商鞅、呂不韋、蒙恬、秦始皇帝等,都是如此。與此同時,《史記》對明哲保身、身在國家卻不敢臨難負責的人物,卻作出了高度褒揚。譬如對範蠡、趙良、蔡澤、張良等,都是如此。趙良說商鞅的說辭,蔡澤說範雎的說辭,都充滿了保守萎縮的逃避主義,《史記》卻大篇幅記錄,全面並正面評價。此後的史書,更是充滿了此種類型的儒家式評價。
……
世界各個文明民族、文明國家,都有自己獨有的歷史意識。
這種歷史意識,主要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自身文明歷史所擁有的基本共識。這些共識,至少包括四個基本方面︰1.該國文明成熟定型,或達到高峰(原生文明)的歷史時期;2.該國文明成熟定型時代的最主要歷史坐標——代表人物、重大事件、重大思想體系等;3.該國文明歷史在成熟定型之後的演變脈絡,文明發展主要的歷史階段;4.該國文明形成發展的主要歷史經驗、主要歷史教訓等基本評判。是否具有這種歷史意識,以及這種歷史意識是否清晰,是判斷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自我認識方面所達到高度的重要標準。歷史意識決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走向未來的歷史過程中是否心中有底,是否具有清醒的歷史方向感。
我們不能說,世界所有文明國家,都具有清晰明確的歷史意識。但是我們可以說,世界最重要的一些文明國家,都具有這種清醒的歷史意識。
在世界文明大國中,只有中國民族的歷史意識是一片沼澤地,煙霧泥濘、重重交織。在表現為上述四個基本方面的歷史意識中,我們沒有一個方面是清楚的。不是說所有人都不清楚,而是說,我們在上述四個基本方面,缺乏最基本的社會共識。我們的問題事件、問題人物、問題時代層出不窮。譬如,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依據現代文明理念評判,是我們的原生文明高峰期,是我們的原典時代,是我們的文明聖土;可是,兩千余年來的二二十五史,卻一直在咒罵指斥這三個時代,當今社會也對這種陳腐的咒罵指斥有著廣泛的共鳴。譬如對秦始皇帝,譬如對孔夫子及其儒家,等等,我們都還陷在最基本的長期爭論之中。在俄國,指斥彼得大帝的人,絕對是極少數。在美國,指斥華盛頓的人,也絕對是極少數。可是在中國,指斥秦始皇帝的人,絕對不會是極少數,甚或可以說是普遍的。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們民族要走出歷史意識的沼澤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世界現存國家中,我們這個國家太過古老。惟其古老,惟其漫長,也就必然會有許許多多“老年病”。在1840年鴉片戰爭來臨的時候,我們的“老年病”幾乎導致了我們文明的滅亡。那時候,我們成了世界列強的一塊歷經漫長歲月腌制的豐厚的“古老肉”,任人宰割,任人鯨吞。時間過去170余年,我們的城市生存方式,已經在表面上跨入了當代物質生活水平的前列。可是,我們的文明發展程度,依然是農業文明的根底,種種嚴重問題上下頭疼。我們廣大的農村世界的大部分,更是“淘洗正未有窮期”的殘農業文明生存狀態。我們的整個社會,陷入了沉渣已經被攪起,但是卻沒有過濾方法的嚴重困境。
中國文明向前發展,方向何在?
從國家高層到中國公民,每個人都面臨著“我是誰,我要到哪里去”的嚴峻考問。
歷史給不給我們時間,並不由我們決定。
但是,我們願不願意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卻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二
我們這個國家,陷入嚴重的歷史意識沼澤地,有著種種深刻的歷史現實原因。
就既往傳統說,主要有兩個基本原因。
其一,我們蓬勃多元的思想體系,在西漢武帝時期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
這個重大轉折,是中國驟然由多元化(百家爭鳴)的不同思想形態,轉入了宗教式的一家“獨尊”,轉入了一元化形態。由于被“獨尊”的儒家,是誕生于春秋時代的一個堅定的復古學派,對當時社會的種種新潮變革,持強烈的否定與反對態度,對當時社會種種偏離王道禮治的新變化,也持強烈的否定立場;因此,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在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變成了時代潮流的棄兒。
這一深刻的歷史原因,導致儒家學派對遺棄自己的三大文明高峰時代懷有極深的偏見。在此後佔據文化霸權的歷史條件下,儒家對三大時代進行了全方位的攻擊與否定。這種攻擊與否定,伴隨著對三大時代社會求變創造精神的否定,伴隨著教化人民恭順服從皇權統治的保守內斂思想,而這些思想卻被歷代皇權政治奉為圭臬。于是,對三大時代的否定,與皇權制度對儒家保守思想體系的需要相結合,就漸漸演變為濃厚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歷史評判。自此,我們的歷史意識出現了第一個巨大的歷史斷裂一實際繼承了中國統一文明的框架,理論上卻徹底否定了誕生中國統一文明的時代,形成了歷史意識沼澤地的畸形生態。
其二,自“獨尊”時代開始,我們的修史大權,就被儒家全面掌控了。
自司馬遷的《史記》開始,修史的評價選擇權,就是儒家思想了。我們尊重以司馬遷為代表的儒家學人對中國文明歷史的系統整理;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儒家以孔子的“春秋筆法”為修史模式,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各領域專史等,都僅僅以儒家價值觀衡量取舍,並進行直接評價。由于儒家的文化霸權,這種評價與取舍,迅速演化為官方標準,又迅速演化為入仕的取舍標準。及至科舉制出現,這一標準又演變為國家制度與文化政策。自此,學人研究歷史、陳述思想,必須以儒家標準為標準,否則只能被國家遺棄。
那麼,儒家的歷史價值觀,是否具有現代文明可以繼承的基本面呢?
如果有,當然萬幸了。可惜的是,儒家的歷史價值觀非但與現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即便與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相比,也是陳腐的。簡單舉例說,《史記》有先秦人物傳記28篇,涉及人物數百。舉凡對文明發展有重大貢獻,對國家社會敢于負責、敢于犧牲的英雄偉人,《史記》都給予了種種批評。譬如對文仲、吳起、商鞅、呂不韋、蒙恬、秦始皇帝等,都是如此。與此同時,《史記》對明哲保身、身在國家卻不敢臨難負責的人物,卻作出了高度褒揚。譬如對範蠡、趙良、蔡澤、張良等,都是如此。趙良說商鞅的說辭,蔡澤說範雎的說辭,都充滿了保守萎縮的逃避主義,《史記》卻大篇幅記錄,全面並正面評價。此後的史書,更是充滿了此種類型的儒家式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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