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界之選擇“文學史”而不是“文苑傳”或“詩文評”,作為文學研究的主要體式,明顯得益于西學東漸大潮。從文學觀念的轉變、文類位置的偏移,到教育體制的改革與課程設置的更新,“文學史”逐漸成為中國入耳熟能詳的知識體系。作為一種兼及教育與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學史”在20世紀的中國,產量之高,傳播之廣,蔚為奇觀。從晚清學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提倡新知與整理國故終于齊頭並進,文學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發展。
在此過程中,北大課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1904)還只是首開記錄,接踵而來者更見精彩,如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和《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吳梅的《詞余講義》(後改為《曲學通論》)、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和《白話文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游國恩的《楚辭概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