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生的這部著作,立意十分明確,就是以南宋初期詩壇為研究對象,以兩宋之際的思想文化與文學的互動關系為研究重點,側重從思想文化視域考察南渡時期詩歌的發展演變,通過動態地考察思想史及詩歌史的事件和現象,梳理出思想、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並結合思想文化總體格局的變化、尤其是理學走向繁榮的過程,全面考察詩壇走向中興之前的發展歷程,從而揭示促進詩壇中興的詩學動力和思想史動機。這個思路,由于抓住了促進詩壇發展的深層次原因,而且找到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就避免了停留于一般泛泛的現象考察。
建生讀書非常勤奮,除了宋代詩歌文獻,還讀了大量的史書和思想史原典,而且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在我們商量博士研究課題的過程中,正是考慮建生閱讀廣泛、讀書心細、思考深入的特點,我建議他采取將南宋詩歌發展置于思想史背景中去考察的思路。建生在這個大思路確定之後,又在大量閱讀和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將重點放在了南渡初到詩壇中興這一時段的詩歌史考察。實際上,這一時段,歷史的發展紛繁復雜。時局從動亂到偏安;文化從無暇顧及到重新整合、逐步振作;士人從流亡奔波到逐步安定;要從大量原始文獻中把這一時期各方面的情況都梳理清楚,具有相當大的難度。能夠嘗試挑戰這個難題,體現了建生在學術上追求卓越的努力,而將政治文化史、士大夫精神發展史、思想史、文學史作整體觀照的思考模式,更體現了敏銳的問題意識和追求原創研究的自覺。總之,本書所采取的從思想文化視域切入的研究角度,打破了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史研究的局限,在拓展研究空間方面,做了成功的嘗試。
角度決定視野。由于采取了從思想文化視域切人,本書在考察南渡初期詩壇時,所看到的問題就和局限在文學史視域中不一樣,往往能發現在一般文學史視域中不容易看到的現象。比如,作者考察了南渡初朝廷確立“最愛元佑”的政治文化政策,認為這是南宋思想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初年的這一文化導向,確立了文學中興的使命和發展方向。這一結論揭示了南宋思想文化發展的深層語境,深化了對南宋詩歌創作走向中興的歷史動機的認識。本書還重點考察了理學在南渡時期的發展進程及其對詩人的影響,著重考察詩人對理學新文化的主動接受與發揚,討論了理學思想通過哪些途徑影響詩人,詩人接受理學後如何平衡詩、道關系等問題。在理學和文學的關系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牢牢抓住理學、文學中共有的話題,如“君子”、“活法”、“悟人”等,從時代精神的角度來把握內在關聯;而理學與文學的內在關聯,也正是文人對心性修養的重視。明白了這一點,對南渡詩壇上的一些命題,如“余事及文章”、“胸中之活法”、“靜觀”、“孔顏樂處”、“不俗”,等等,都可以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給予合理的解釋。事實上,元佑典範人物的問題、“君子”理想及人格的問題,等等,也都導源于此。本文用了三章的篇幅闡發理學與文學的關系,在行文中,有些話題、材料看似陳舊,但角度是新的,因此見解也是新的。此外,本書還從思想學術的角度探討了南渡詩壇和北宋文化傳統的關系,作者認為,在詩壇走向中興的道路上,南渡詩人上承元佑、下啟中興,他們遠紹元佑之學,繼承中原文化傳統,重視理學修養,踐履君子人格,拓展詩歌寫作空間等等,都為詩壇中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些論述,不僅新穎,而且深刻,較好地揭示了從南渡初走向中興的詩歌發展的歷程,並為乾、淳詩壇繁盛局面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刻的闡釋。而這一切,都得力于視角的調整。
目錄
序
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
二、研究思路與方法
三、基本內容
第一章 南渡初“最愛元佑”語境下的學術文化重建
第一節 “最近元佑”︰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導向
第二節 文化統緒的承續
第三節 對元佑典範人物的褒揚
第二章 南渡士人的“君子”理想與人格追求
第一節 南渡初年士人的“行義以達道”
第二節 紹興和議後朝堂與山林之士的思想分歧
第三節 “山林之士”的人格踐履
第三章 理學的發展及其對詩人的影響
第一節 南渡初理學的新態勢
第二節 詩人對理學的接受與發揚;以呂本中、朱松為例
第三節 理學思想影響下的詩學理論
第四章 理學觀念滲透下的詩歌寫作
第一節 理學觀念或立場的明確表達
第二節 “孔顏樂處”的追尋
第三節 詠物詩寫作中格物理論的滲入
第五章 詩人與詩與學人之詩的共同指向
第一節 “不俗”之人與“不俗”之待
第二節 中正平和的詩學宗尚
第三節 師法自然
第六章 南渡文人的中興情結及其抒寫
第一節 流亡奔波與亡國反思
第二節 京洛追憶與中興想象
結語 開啟中興詩壇的大門
一、從南渡詩人到中興詩人的代際傳承
二、從南渡詩壇到中興詩壇的不變與變
附錄一︰《龜山墓志銘》考辨
附錄二︰《與高抑崇書》作者考辨
參考文獻
後記
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
二、研究思路與方法
三、基本內容
第一章 南渡初“最愛元佑”語境下的學術文化重建
第一節 “最近元佑”︰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導向
第二節 文化統緒的承續
第三節 對元佑典範人物的褒揚
第二章 南渡士人的“君子”理想與人格追求
第一節 南渡初年士人的“行義以達道”
第二節 紹興和議後朝堂與山林之士的思想分歧
第三節 “山林之士”的人格踐履
第三章 理學的發展及其對詩人的影響
第一節 南渡初理學的新態勢
第二節 詩人對理學的接受與發揚;以呂本中、朱松為例
第三節 理學思想影響下的詩學理論
第四章 理學觀念滲透下的詩歌寫作
第一節 理學觀念或立場的明確表達
第二節 “孔顏樂處”的追尋
第三節 詠物詩寫作中格物理論的滲入
第五章 詩人與詩與學人之詩的共同指向
第一節 “不俗”之人與“不俗”之待
第二節 中正平和的詩學宗尚
第三節 師法自然
第六章 南渡文人的中興情結及其抒寫
第一節 流亡奔波與亡國反思
第二節 京洛追憶與中興想象
結語 開啟中興詩壇的大門
一、從南渡詩人到中興詩人的代際傳承
二、從南渡詩壇到中興詩壇的不變與變
附錄一︰《龜山墓志銘》考辨
附錄二︰《與高抑崇書》作者考辨
參考文獻
後記
序
王建生博士的著作《通往中興之路︰思想文化視域中的宋南渡詩壇》即將出版,這是令人高興的事,建生來找我寫序,我不能推辭。且將我讀本書的心得以及我所知道的本書寫作中的一些情況,介紹如下,供讀者參考。
元初方回《後進詩跋》曾說︰“近世之詩,莫盛于慶歷、元佑,南渡猶有乾、淳。”(《桐江集》卷三)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詩壇興盛繁榮,出現了“中興四大家”陸游、楊萬里、範成大、尤袤為代表的眾多杰出詩人,上承北宋慶歷、元佑時期的詩歌傳統,形成了宋詩發展的又一個高峰。從宋室南渡,到乾、淳時期詩壇中興局面的形成,經歷了宋高宗紹興時期三十多年艱難曲折的歷程。要深入認識南宋中興詩壇創作興盛的由來,不能不深人考察南渡初期數十年的詩學發展情況。解釋詩壇中興的原因,答案正蘊藏在南渡初到紹興末年的艱難歷程中。不過,在宋詩研究領域,南宋中興詩壇一直是研究的重點,而紹興時期詩壇受到的關注則相對少得多,雖然近年來也有錢建狀著《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組與文學新變》和白曉萍著《宋南渡初期詩人群體研究》等一些著作或博士論文問世,但仍然留下了許多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王建生的這部著作,立意十分明確,就是以南宋初期詩壇為研究對象,以兩宋之際的思想文化與文學的互動關系為研究重點,側重從思想文化視域考察南渡時期詩歌的發展演變,通過動態地考察思想史及詩歌史的事件和現象,梳理出思想、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並結合思想文化總體格局的變化、尤其是理學走向繁榮的過程,全面考察詩壇走向中興之前的發展歷程,從而揭示促進詩壇中興的詩學動力和思想史動機。這個思路,由于抓住了促進詩壇發展的深層次原因,而且找到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就避免了停留于一般泛泛的現象考察。
建生讀書非常勤奮,除了宋代詩歌文獻,還讀了大量的史書和思想史原典,而且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在我們商量博士研究課題的過程中,正是考慮建生閱讀廣泛、讀書心細、思考深入的特點,我建議他采取將南宋詩歌發展置于思想史背景中去考察的思路。建生在這個大思路確定之後,又在大量閱讀和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將重點放在了南渡初到詩壇中興這一時段的詩歌史考察。實際上,這一時段,歷史的發展紛繁復雜。時局從動亂到偏安;文化從無暇顧及到重新整合、逐步振作;士人從流亡奔波到逐步安定;要從大量原始文獻中把這一時期各方面的情況都梳理清楚,具有相當大的難度。能夠嘗試挑戰這個難題,體現了建生在學術上追求卓越的努力,而將政治文化史、士大夫精神發展史、思想史、文學史作整體觀照的思考模式,更體現了敏銳的問題意識和追求原創研究的自覺。總之,本書所采取的從思想文化視域切入的研究角度,打破了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史研究的局限,在拓展研究空間方面,做了成功的嘗試。
角度決定視野。由于采取了從思想文化視域切人,本書在考察南渡初期詩壇時,所看到的問題就和局限在文學史視域中不一樣,往往能發現在一般文學史視域中不容易看到的現象。比如,作者考察了南渡初朝廷確立“最愛元佑”的政治文化政策,認為這是南宋思想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初年的這一文化導向,確立了文學中興的使命和發展方向。這一結論揭示了南宋思想文化發展的深層語境,深化了對南宋詩歌創作走向中興的歷史動機的認識。本書還重點考察了理學在南渡時期的發展進程及其對詩人的影響,著重考察詩人對理學新文化的主動接受與發揚,討論了理學思想通過哪些途徑影響詩人,詩人接受理學後如何平衡詩、道關系等問題。在理學和文學的關系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牢牢抓住理學、文學中共有的話題,如“君子”、“活法”、“悟人”等,從時代精神的角度來把握內在關聯;而理學與文學的內在關聯,也正是文人對心性修養的重視。明白了這一點,對南渡詩壇上的一些命題,如“余事及文章”、“胸中之活法”、“靜觀”、“孔顏樂處”、“不俗”,等等,都可以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給予合理的解釋。事實上,元佑典範人物的問題、“君子”理想及人格的問題,等等,也都導源于此。本文用了三章的篇幅闡發理學與文學的關系,在行文中,有些話題、材料看似陳舊,但角度是新的,因此見解也是新的。此外,本書還從思想學術的角度探討了南渡詩壇和北宋文化傳統的關系,作者認為,在詩壇走向中興的道路上,南渡詩人上承元佑、下啟中興,他們遠紹元佑之學,繼承中原文化傳統,重視理學修養,踐履君子人格,拓展詩歌寫作空間等等,都為詩壇中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些論述,不僅新穎,而且深刻,較好地揭示了從南渡初走向中興的詩歌發展的歷程,並為乾、淳詩壇繁盛局面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刻的闡釋。而這一切,都得力于視角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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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方回《後進詩跋》曾說︰“近世之詩,莫盛于慶歷、元佑,南渡猶有乾、淳。”(《桐江集》卷三)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詩壇興盛繁榮,出現了“中興四大家”陸游、楊萬里、範成大、尤袤為代表的眾多杰出詩人,上承北宋慶歷、元佑時期的詩歌傳統,形成了宋詩發展的又一個高峰。從宋室南渡,到乾、淳時期詩壇中興局面的形成,經歷了宋高宗紹興時期三十多年艱難曲折的歷程。要深入認識南宋中興詩壇創作興盛的由來,不能不深人考察南渡初期數十年的詩學發展情況。解釋詩壇中興的原因,答案正蘊藏在南渡初到紹興末年的艱難歷程中。不過,在宋詩研究領域,南宋中興詩壇一直是研究的重點,而紹興時期詩壇受到的關注則相對少得多,雖然近年來也有錢建狀著《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組與文學新變》和白曉萍著《宋南渡初期詩人群體研究》等一些著作或博士論文問世,但仍然留下了許多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王建生的這部著作,立意十分明確,就是以南宋初期詩壇為研究對象,以兩宋之際的思想文化與文學的互動關系為研究重點,側重從思想文化視域考察南渡時期詩歌的發展演變,通過動態地考察思想史及詩歌史的事件和現象,梳理出思想、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並結合思想文化總體格局的變化、尤其是理學走向繁榮的過程,全面考察詩壇走向中興之前的發展歷程,從而揭示促進詩壇中興的詩學動力和思想史動機。這個思路,由于抓住了促進詩壇發展的深層次原因,而且找到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就避免了停留于一般泛泛的現象考察。
建生讀書非常勤奮,除了宋代詩歌文獻,還讀了大量的史書和思想史原典,而且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在我們商量博士研究課題的過程中,正是考慮建生閱讀廣泛、讀書心細、思考深入的特點,我建議他采取將南宋詩歌發展置于思想史背景中去考察的思路。建生在這個大思路確定之後,又在大量閱讀和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將重點放在了南渡初到詩壇中興這一時段的詩歌史考察。實際上,這一時段,歷史的發展紛繁復雜。時局從動亂到偏安;文化從無暇顧及到重新整合、逐步振作;士人從流亡奔波到逐步安定;要從大量原始文獻中把這一時期各方面的情況都梳理清楚,具有相當大的難度。能夠嘗試挑戰這個難題,體現了建生在學術上追求卓越的努力,而將政治文化史、士大夫精神發展史、思想史、文學史作整體觀照的思考模式,更體現了敏銳的問題意識和追求原創研究的自覺。總之,本書所采取的從思想文化視域切入的研究角度,打破了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史研究的局限,在拓展研究空間方面,做了成功的嘗試。
角度決定視野。由于采取了從思想文化視域切人,本書在考察南渡初期詩壇時,所看到的問題就和局限在文學史視域中不一樣,往往能發現在一般文學史視域中不容易看到的現象。比如,作者考察了南渡初朝廷確立“最愛元佑”的政治文化政策,認為這是南宋思想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初年的這一文化導向,確立了文學中興的使命和發展方向。這一結論揭示了南宋思想文化發展的深層語境,深化了對南宋詩歌創作走向中興的歷史動機的認識。本書還重點考察了理學在南渡時期的發展進程及其對詩人的影響,著重考察詩人對理學新文化的主動接受與發揚,討論了理學思想通過哪些途徑影響詩人,詩人接受理學後如何平衡詩、道關系等問題。在理學和文學的關系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牢牢抓住理學、文學中共有的話題,如“君子”、“活法”、“悟人”等,從時代精神的角度來把握內在關聯;而理學與文學的內在關聯,也正是文人對心性修養的重視。明白了這一點,對南渡詩壇上的一些命題,如“余事及文章”、“胸中之活法”、“靜觀”、“孔顏樂處”、“不俗”,等等,都可以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給予合理的解釋。事實上,元佑典範人物的問題、“君子”理想及人格的問題,等等,也都導源于此。本文用了三章的篇幅闡發理學與文學的關系,在行文中,有些話題、材料看似陳舊,但角度是新的,因此見解也是新的。此外,本書還從思想學術的角度探討了南渡詩壇和北宋文化傳統的關系,作者認為,在詩壇走向中興的道路上,南渡詩人上承元佑、下啟中興,他們遠紹元佑之學,繼承中原文化傳統,重視理學修養,踐履君子人格,拓展詩歌寫作空間等等,都為詩壇中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些論述,不僅新穎,而且深刻,較好地揭示了從南渡初走向中興的詩歌發展的歷程,並為乾、淳詩壇繁盛局面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刻的闡釋。而這一切,都得力于視角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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