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壟斷行業規制與競爭實證研究

序
第一篇 輸配電網分離的定量研究
第一章 理論基礎
第一節 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第二節 輸配電網縱向經濟來源
第三節 縱向經濟的度量及經濟含義
第二章 研究設定
第一節 數據及情景設定
第二節 成本函數和生產效率損失
第三節 需求函數和社會福利損失
第三章 成本效率損失模擬
第一節 成本函數估計結果
第二節 縱向經濟損失模擬
第三節 雙重加價損失模擬
第四章 社會福利損失模擬
第一節 需求函數估計結果
第二節 價格變動與社會福利損失
第五章 研究結論
附錄一 數據整理
附錄二 拉姆齊（Ramsey）定價方程推導
附錄三 復合成本函數設定
附錄四 分省縱向經濟損失表
參考文獻
第二篇 競爭市場中多產品移動通信資費優化實證研究
第六章 導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第二節 研究思路
第三節 研究框架
第七章 非線性定價下的用戶需求理論研究
第一節 國內外電信產業定價實踐
第二節 用戶效用函數設定
第三節 用戶的最優業務消費量
第四節 用戶最優消費區域解釋
第五節 用戶最優消費量解釋
第六節 用戶的事前資費選擇行為
第七節 用戶需求分析小結
第八章 非線性定價下的用戶需求實證研究
第一節 模型數據說明
第二節 結構計量模型設定
第三節 模型識別與估計
第四節 模型估計結果與解釋
第五節 用戶需求實證結果小結
第九章 個人屬性對用戶需求影響的模擬研究
第一節 模型參數的邊際效應和彈性
第二節 個體屬性對資費選擇的影響模擬
第三節 個體屬性對企業收入的影響模擬
第四節 個體屬性對用戶需求的影響總結
第十章 移動企業資費優化政策的模擬研究
第一節 資費結構的反事實政策模擬
第二節 資費數量優化的反事實模擬
第三節 資費優化模擬研究結果小結
第十一章 本篇結論及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模型實證研究結論
第二節 資費優化研究結論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附錄一 非線性定價下的用戶需求理論推導
附錄二 個體屬性變化的政策影響模擬
附錄三 資費結構變化的政策影響模擬
參考文獻
第三篇 互聯網骨干網互聯與結算研究
第十二章 骨干網互聯模式與國外管制經驗
第一節 骨干網互聯模式的演變歷史
第二節 當前骨干網互聯的主要模式
第三節 國外對骨干網互聯與結算的認識
第四節 骨干網互聯與結算的趨勢
第十三章 骨干網網間互聯的結算理論
第一節 互聯網的經濟特性
第二節 完全競爭下的骨干網結算理論
第三節 不完全競爭下的骨干網結算理論
第四節 骨干網運營商的競爭策略
第五節 對骨干網結算問題的基本認識
第十四章 我國骨干網互聯與結算現狀與問題
第一節 我國骨干網市場結構與互聯架構
第二節 我國骨干網結算政策
第三節 當前骨干網互聯與結算面臨的主要問題
第四節 造成上述問題的關鍵原因
第十五章 解決骨干網互聯與結算問題的建議
第一節 網間互聯與結算管制的原則
第二節 解決網間互聯與結算問題的措施
參考文獻
第四篇 中國銀行卡交易定價機制研究
第十六章 研究背景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主要研究內容
第十七章 銀行卡交易定價理論
第一節 銀行卡產業基本經濟特征
第二節 交換費在銀行卡產業中的作用
第三節 最優交換費的確定
第四節 交換費定價機制的爭議及評述
第十八章 模型的設定與估計
第一節 建模方法
第二節 數據說明
第三節 模型與估計結果
第十九章 國外POS交易和ATM定價機制發展現狀
第一節 反壟斷和政府監管對信用卡定價機制產生的影響
第二節 借記卡的崛起及對信用卡產生的影響
第三節 國外ATM交易定價經驗的借鑒意義
第二十章 我國銀行卡交易定價機制的評價與改革建議
第一節 是否應對信用卡和借記卡采取統一定價
第二節 是否應對利潤不同的商家采取區別定價
第三節 轉接費是否應該按照交易金融定價
第四節 是否應該向發卡機構和收單機構收取轉接費
第五節 收單收益如何定價
第六節 ATM收單行直接向持卡人收費是否可行
第七節 ATM查詢收費是否具有可行性
第二十一章 主要結論
參考文獻
第五篇 企業並購申報制度研究
第二十二章 引言
第二十三章 企業並購申報制度的國際比較
第一節 各國企業並購申報制度概況
第二節 各國企業並購申報標準設計
第二十四章 企業並購申報制度的實證分析
第一節 企業並購申報機制選擇分析
第二節 企業並購申報門檻估計
第二十五章 中國企業並購申報制度設計
第一節 現有規定的合理性
第二節 並購申報標準設計的幾點考慮
第三節 並購申報標準設計建議
第四節 對建議方案的解釋
附表
附表
參考文獻

中國的壟斷行業改革始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改革主要是為了解決這些行業普遍面臨的窘迫的財務問題，但是並沒有觸動最根本的管理體制問題。電信、電力、民航、鐵路等幾大壟斷行業的大規模根本性改革始于90年代中期，並在21世紀初達到高潮。密集的改革部署意味著，在此期間這些行業的基本發展戰略是以改革帶動發展，改革是這些行業發展的主旋律。

在這之後，壟斷行業的改革趨于平穩，基本上沒有再出現重大的革命性改革。這當然不是因為改革的任務已經完成或者接近完成，或者改革的邊際遞減規律已經發揮作用，而是基本發展戰略已經在悄然發生變化，更確切地講，以改革帶動發展的發展思路，逐步被以發展帶動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所取代，發展正成為壟斷行業的主旋律。

在壟斷行業改革仍然任重道遠的情況下，為什麼改革的艱巨任務讓位于發展的硬道理？這當然與中國經濟這些年來的發展形勢有關。隨著中國經濟的悄然崛起，一些人開始沾沾自喜于現有的發展成就，由此引發一種思維，認為關乎中國經濟所有的存在似乎都是合理的，甚至將改革尚未完成的體制和機制安排誤讀為發展的始因，而完全忽略了已經完成的改革對于壟斷行業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這顯然是一個荒唐的邏輯。

但我想要強調的是，一個更深刻的原因還在于，改革背後的學術思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改革實踐。從根本上講，市場化改革的基本指南是現有的市場經濟理論，但非常遺憾的是，這些理論解構的只是市場經濟體制，但並沒有解決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轉型國家所面臨的轉型問題。壟斷行業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眾所周知，縱觀世界壟斷行業改革實踐的經驗，壟斷行業主要經歷了三大根本性改革，即產權改革、經濟自由化、規制改革，這些重大改革依據的主要是現有的市場經濟理論，但無論是基本的市場經濟理論，還是由拉豐和蒂羅爾等經濟學家開創和發展的現代規制理論，都沒有從本質上直面轉型環境下的壟斷行業改革問題。

可以說，中國的壟斷行業改革走了一條比較獨特的路徑。首先表現在壟斷行業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上。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並沒有對這些領域的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的產權私有化，雖然在有些領域，比如對電信企業，為了改善治理結構，通過將電信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市，在極小範圍內引入了資本多元化，但是國有控股的基本格局沒有變。實際上，政府已經非常明確，將對這些壟斷行業保持國家控制力，而且保持控制力的主要方式是國有控制，這意味著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壟斷行業的產權改革不會有重大突破。

非常有意思的是，近年來，伴隨著壟斷行業國有企業的總體經營績效的改善，有關國有企業的爭議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曾幾何時，國有企業糟糕的經營績效是國企產權改革的主要動因，由此決定了國有企業的命運充其量是抓大放小。但目前國有企業的強勁表現，又為壟斷行業產權制度改革的爭議注入新的談資，一些壟斷企業的過高收益甚至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

對于目前國有企業的強勁表現，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思路︰一是所謂的新國有企業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在一定條件下，尤其是在轉型條件下，國有企業是有效率的；而另一種主要基于自由主義理論的思路認為，國有產權是無效的，國有企業的經營環境實際上掩蓋了其不良表現。應該說，無論是基于理論還是基于實證的思辨，關于壟斷行業產權改革的爭議基本處于對峙的狀態，還沒有在本質上決出勝負，這主要是因為，現有的產權理論並沒有也無法回答國有產權的問題，更不用說可靠的實證研究所面臨的巨大困難。

理解有關國有企業的爭議，有必要簡要回顧一下產權理論的發展，因為盡管很多人認為，主流的私有產權理論近乎完美，很多結論已經成為常識，但必須強調的是，主流產權理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國有產權的性質問題，也沒有回答什麼情況下會出現國有產權的問題。實際上，正如哈特所指出的那樣，現有的產權理論雖然可以完美地解釋私有產權制度安排，但不能解釋國有這種特殊的產權制度安排。

有關私有產權和國有產權的爭議，不禁讓人聯想到有關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論戰。阿羅、德布魯等人的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告訴我們，在非常一般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可以達到有效的資源配置結果，或者說有效的資源配置結果可以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獲得。這是一個偉大的結果，這個結果徹底地解決了市場經濟與效率目標的關系問題。但在爭論的另一邊，計劃經濟的代表朗格同樣證明了計劃經濟也可以達到有效的配置結果。從這個意義講，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爭議似乎沒有定論。但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以及這些年經濟理論的發展，特別是機制設計理論的發展，我們知道了雖然計劃經濟可以達到最優配置，但是經濟決策所需要的信息是分散的，在經濟決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無法以激勵相容的方式得到這些信息，因此也就談不上資源配置結果的最優。正是由于計劃經濟所面臨的難以逾越的信息障礙，人們一般認為計劃經濟並不可行。由此，在這場論戰中，市場經濟最終取得全面勝利，市場經濟理論成為改革的聖經。

雖然可以認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論戰已經結束，但同樣的結論並不適用于私有產權和國有產權的論戰，這主要是因為，人們還沒有像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論戰中那樣，從根本上解釋國有產權的性質，或者說揭示國有產權的致命弊端。

無論是私有產權還是國有產權，產權制度安排的核心是控制權的問題，在信息分散的情況下．行使控制權面臨的主要障礙是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激勵問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可以在兩個不同層面，通過不同方式解決控制權或者激勵問題︰一是在機制的層面，通過合同的方式，比如通過合同規定達到的經營目標，或者資源配置效率結果，來實現有效的控制權。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明確的合同或機制以外，還需要有一個保證執行合同的司法系統。也就是說，在很多情形，國有企業的機制安排可以復制私有企業，這也正說明，現有的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二是在制度的層面，通過制度安排的方式，比如通過明晰的私有產權制度，解決控制權或激勵問題。

容易理解，如果所有的控制權或者激勵問題都可以通過合同的方式詳細予以規定，那麼一個完備的合同再加上保證合同執行的司法系統，就可以解決控制權問題或激勵問題，因而根本不需要制度層面的安排，制度安排完全等價于機制設計，換句話說，無論是私有產權安排，制度安制度，如果不考慮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議，在完全合同的框架內，產權制度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完備合同或者說存在不完全合同的問題，因此存在剩余控制權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合適的產權制度安排，這是不同產權制度安排之爭的基本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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