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

第一部
第二部 十三年以后
第三部
尾聲

一、《牛虻》如何來中國？

在老一輩中國民眾的記憶中，20世紀50年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火紅的年代」。在那個轟轟烈烈的歲月里，為了跟上日新月異的革命形勢的發展，同時也為滿足懷抱宏偉理想、熱血澎湃的青年讀者的閱讀要求，中國出版界連續不斷地推出一大批蘇聯的革命讀物，其品種之齊全，發行量之巨大，幾乎是史無前例的，也造就了中國出版史上一道神奇的景觀。

在這一波堪稱為「紅色經典出版熱」的浪潮中，有一位名叫李（亻良）民的青年譯者也參與其中。他曾經翻譯並出版過描寫蘇聯衛國戰爭英雄的作品《卓婭與舒拉的故事》，以及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為傳主的傳記《奧斯特洛夫斯基傳》。早在30年代，李先生就對當時已然風靡的革命成長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爛熟於心，並對主人公保爾-柯察金被其他人物稱為「牛虻同志」這一細節感到大惑不解，由此而產生了一探「牛虻」究竟為何義、牛虻究竟為何人、《牛虻》一書究竟為何書的念頭。於是，他設法在舊書攤上找來由蘇聯兩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兩種不同版本的《牛虻》俄文譯本，在比照閱讀之后，他發現兩個譯本對原書內容刪改甚多，且鍇譯漏譯層出不窮。於是，李先生決定參照原書作者埃塞爾·莉蓮·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1960）的英文原著，將《牛虻》全書忠實地翻譯成中文，以饗熱情期待中的廣大中國讀者。

未料，此書的出版卻一波三折。年輕的譯者最先把《牛虻》譯成中文的信息報告給當時一家頗有影響力的國家級出版社，不久印收到出版社拒絕出版的通知，原來當年的出版計划已經排滿。正當《牛虻》譯者對該書的出版事宜深陷絕望之際，出版部門卻收到為數可觀的讀者來信，在這些來信中，人們紛紛要求出版社盡快出版《牛虻》中譯本，以滿足他們迫切的閱讀需求。於是出版社不得不再次聯系譯者，並要求譯者對譯稿進行重譯和改寫。1953年7月，北京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所出版了小說《牛虻》的第一個中譯本。此書一經面世，就引發了轟動性的閱讀效應。在1953—1959年短短幾年的時間內，該書的發行量很快就突破了一百萬冊大關。

就這樣，小說《牛虻》在那個火紅的年代里來到中國，並從此在中國讀者的心目中扎下了根。李（亻良）民先生按照英文原著補譯的全譯本《牛虻》也於1994年和讀者見面。如今，伴隨着中國翻譯和出版事業的蓬勃發展，各地方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不同譯者、不同翻譯風格的《牛虻》新譯本。除了我們面前的這本南京譯林出版社古緒滿的譯本外，比較常見的還有: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蔡慧譯本，漓江出版社慶學先的彩色插圖本，上海三聯出版社馬亞靜的英漢對照本，北京燕山出版社李彭恩譯本等。這些不同風格譯本的出現，無疑為讀者提供了多樣化的閱讀空間。另外，近年來電視連續劇版《牛虻》和話劇版《牛虻》上上映和演出，也在觀眾中引起不同程度的反響，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小說《牛虻》所蘊含的藝術感召力。

二、《牛虻》作者與中國

就在《牛虻》首個中文譯本問世兩年后，從遙遠的太平洋彼岸也傳來了《牛虻》作者的相關消息。

1955年，有兩位在北京某高校任教的美國專家夫婦（其中一位是作家的遠親）專門寫信給著名文藝家鳳子，信中告知:《牛虻》一書的作者、愛爾蘭女作家埃塞爾·莉蓮·伏尼契已經年逾九十，依然健在。多年前，她與曾經是流亡革命家的丈夫一起漂洋過海，在美國紐約定居。后來，從事古舊書販售業的丈夫離開了人世，只留下老婦人孤苦無依，僅依靠舊日的秘書和友人資助度日。美國專家在信中婉轉地建議鳳子向郭沫若先生求教，如何幫助困境中的女作家。他們的看法是:既然蘇聯和中國出版的《牛虻》擁有成千上萬的讀者，中國的出版社能否以支付版稅的方式，給身處困境中的《牛虻》作者一點切實可行的經濟上的幫助？

經過領導批示，中國青年出版社很快通過瑞士銀行輾轉寄給《牛虻》作者伏尼契一筆五千美元的稿費，並附上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時至今日，人們也無從揣測，當年收到來自陌生的東方國度的稿酬和感謝信的時候，僑居異國的年邁的伏尼契會是怎樣的一種心境。不久之后，中國青年出版社就收到女作家親筆簽名的回信，信中對其作品能在中國翻譯出版表達了由衷感謝，並將在遙遠的中國擁有無數《牛虻》的知音作為一生中無尚的榮耀。

埃塞爾·莉蓮·伏尼契是一位頗有傳奇色彩的愛爾蘭女性。她生於愛爾蘭科克市。父親喬治·蒲爾是個數學家。她幼年喪父，隨母親由愛爾蘭遷居倫敦謀生。1882年，她得到親友的一筆遺贈，只身前往德國求學；1885年畢業於柏林音樂學院；其間曾在柏林大學旁聽過斯拉夫學課程。

1887年學成歸國，在倫敦結識了一批流亡在此的外國革命者。其中俄國民粹派作家克拉甫欽斯基對她影響最大。在其鼓勵下，她曾前往俄國旅游，兩年間和彼得堡的革命團體有過不少交往和接觸。她曾利用自己擔任某沙俄將軍家庭教師和外僑的特殊身份，出入於沙皇的監獄，為愛國志士遞送衣物和信件。1892年，她和一個從流放地逃到倫敦、並對她一見鍾情的波蘭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結婚。夫婦倆一起積極參與俄國流亡者組織的政治活動。莉蓮·伏尼契擔任了流亡者主辦的《自由俄羅斯》雜志的編輯，還出版了《俄羅斯幽默文集》，翻譯並介紹了果戈理和劇作家亞·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他們還結識了普列漢諾夫、赫爾岑等俄國著名進步人士，並曾一起到革命導師恩格斯家里做客。

1897年，伏尼契的革命小說《牛虻》出版。此后伏尼契還創作過其他一些作品，但影響力遠遠不及她的這部處女作。據悉，伏尼契晚年僑居紐約期間，蘇聯文學界人士曾於1958年到她的寓所訪問，並架設放映機，為她放映根據小說《牛虻》改編的電影。

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紐約寓所去世，享年九十六歲。

尤為令人感動的是，1945年，伏尼契的孫子韓丁受《西行漫記》的影響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並面向西方讀者寫出了介紹中國革命的著名紀實作品《翻身》。1948年，伏尼契的孫女、原先在美國參與原子彈研制工作的科學家寒春及其后來的夫婿陽早，受宋慶齡基金會之邀來到中國，先后在延安、北京等地任教、工作，后專職從事農業科技和奶牛業的研發。這位伏尼契的后人僑居中國逾六十年，2004年寒春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綠卡，成為第一位獲得中國綠卡的外國友人。雖然伏尼契本人無緣踏上中國的土地，但是韓丁和寒春——這兩位《牛虻》作者的后人，卻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三、對「牛虻」原型的分析

長期以來，《牛虻》的讀者常常為小說中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高尚完美的英雄人物、強烈的理想主義和奉獻精神所深深感染；同樣，讀者也會驚嘆於書中濃烈的傳奇色彩和大量富於悲劇性的動人情節，如:狂熱的宗教熱情和隨之而來的背叛，親人的遺棄和欺瞞，旁人的白眼，戀人的誤解，愛情的追求與幻滅……所有這些，最后都可以歸結到對「牛虻」一詞的理解。因為「牛虻」既是體現全書主旨的書名，又是小說后半部中已經變身為革命領袖的主人公的名字。可以說，「牛虻」是小說的核心意象和文學原型。一旦弄清楚「牛虻」一詞為何義，那麼，牛虻其人為何人、《牛虻》一書為何書等一系列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臨刑前，牛虻曾留給瓊瑪一首小詩:「無論我活着，或者是死亡，我永遠都是，快樂的牛虻。」這首小詩，正是提供給人們解開「牛虻之謎」的一把鑰匙。

牛虻一典，最早源自希臘神話中河神之女伊俄的故事。萬神之主宙斯愛上河神之女，由於懼怕天后赫拉的報復，便將美女伊俄化身為一只白牛放逐於天河之濱。嫉妒成性的天后化身為一只牛虻去攻擊牛犢，使她顛沛流離。最后受盡磨難的伊俄來到非洲埃及，才恢復了人形。這里由天后化身的「牛虻」無疑充滿着「嫉妒與復仇」的意味，這暗合了小說的主旨，以及故事發展過程中「嫉妒與復仇」的相關情節:

早年身為大學學生的亞瑟出於對瓊瑪的男友、同為革命同志的渡拉的嫉妒，在向神父懺悔愛情時，泄露了革命黨人的秘密而鑄成了終身大錯。同樣，「牛虻」一喻也隱含着后來的革命者牛虻以一系列頗為極端的方式，猛烈地攻擊曾經對他隱瞞真實身份的生父蒙泰尼里神父、出賣過他的天主教會，以及因誤解而拋棄他的女友瓊瑪，以報復當初所遭受的蒙騙和侮辱，並重新找回早先失去的個人尊嚴。

同時，「牛虻」的神話或多或少蘊含着一系列「變形」的母題，與此相呼應，在小說《牛虻》中，早先年輕英俊的亞瑟，十三年后變身為面目恐怖的神秘人物牛虻，無論是他的外表還是內心都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另外，他在海外流亡的歲月里不斷改變職業和身份；在回到意大利以后，他不斷喬裝改扮自已，以投身於各種充滿風險的地下革命活動。這種化身和變形，不僅使敵人對他真假莫辨，而且他當年的愛人和親人有時也無從分辨。這一系列包含在小說中的富有神秘性和悲劇感的浪漫情節，不能說不是「牛虻」這一文學原型所賦予主題的應有之意。

或許，人們更多的是願意采用另一種「牛虻」的寓意來解釋作品，這就是蘇格拉底的「牛虻」。身為「西方哲學之父」，蘇格拉底也是一位著名的街頭演說家，他常常以一種十分奇特的方式向人們提問，以誘發人們自身所蘊含的知錯和糾錯能力，印理性。這無疑對當時的雅典統治者構成了一種實際的威脅。於是，當局以「褻瀆神和毒害青年」兩項罪名，將這位七十歲高齡的麻煩制造者送上法庭。面對五百人的龐大法庭，蘇格拉底發表了最后的申辯。他說:人們之所以願意與他交談，是因為神說他最有智慧。他的智慧來自於內心的某種聲音。你要把它說成是神的聲音，那也未嘗不可。他進而為自己辯解道:如今，雅典如昏睡中的駿馬，他就是一只不斷叮咬它、使它警醒的牛虻！無論他走到哪里，不提出質疑，他就活不下去。因為沒經過省思的生活不值得過。

審判的結果眾所周知，雅典這匹「昏睡中的駿馬」既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諒蘇格拉底這只奮不顧身、充滿智慧的「牛虻」。雅典人最終判處他死刑。

通讀《牛虻》，人們不能不說，小說主人公其實就是一只蘇格拉底式的「牛虻」。在他身上，不僅體現出智慧、勇氣和飛蛾撲火般的執著，更體現出一種深沉的、甚至在普通人看來多少有點另類的愛國主義情懷。而這些特點，恰好構成后世西方知識分子最基本的品質，那就是:忠實干自我，獻身於真理，把知識當成美德，甚至不惜用生命加以踐行！在小說的結尾，主人公牛虻的慷慨就義，點燃了人們向往英雄主義激情的導火線；這和當年蘇格拉底的從容赴死一樣，構成了「牛虻」這一文學原型內在的一致性。

當初蘇格拉底在獄中還告訴勸其逃亡的人們說:為活而活並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目的。在他看來，知善者必能行善——只要人們具有了正確的見解，必能采取正確的行動。所以他最終從容赴死、毫無眷戀地離開這個世界:讓我去死，讓你們去活。誰的去路好，只有神知道！同樣，在《牛虻》中，作為英勇的革命者，受盡一切酷刑、面臨死亡威脅的牛虻，在遺書里寫道:

我心里十分清楚:那幫陷入泥淖的家伙，迫不廈待地要秘密審訊，秘密處決我，這不僅使他們自己處於被動地位，而且還給我們一個有利的轉機。我還十分清楚:你們留下來的同志緊密團結，猛烈地打擊他們，你們就一定會大有作為。至於我，我會像一個即將出門度假的孩子那樣，高高興興地走向院子。我已經做了自己的本職工作，他們對我判處死刑，證明我完全盡了自己的責任。他們殺害我，是因為他們怕我。一個人能活到這樣，他還能再有什麼心願呢？

面對行刑的劊子手，他嘲笑般吼道:「一旦到了懲罰你們的時候，我們用的不是這六支破舊的卡賓槍，而是大炮。」第一排槍沒有將牛虻打死，他又對那些劊子手喊道:「槍法太糟，弟兄們，再打一次！」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場面和氣沖霄漢的英雄氣魄，深深地感動着讀者。

當然，誠如某位翻譯家所提醒的，今天的讀者同樣不應忽視下面與原型相關的三個問題:一是書中所描寫的宗教儀式、所渲染的宗教氣氛，其實都是作者用來表現人物心理的一種手段，不應僅視其為游離或半游離的成分而加以忽略；其次，「牛虻」和蒙泰尼里都是神學研究者，他們在言談中引用《聖經》原文，不僅是表達思想的一種手段，也是唇槍舌劍、相互交鋒中的一種利器，因此盡可能找出這些宗教典故的出處，明白其確切的含義，也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牛虻」是英雄，但畢竟還有不少缺點，那也只能隨他去，不要怕有損於他的形象。只有這樣，我們看到的牛虻才是一個真實的「牛虻」。

馮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