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原字鶴卿，後改仲申，號民友，又改孑民。浙江紹興人，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紹興府山陰縣。17歲考取秀才，18歲設館教書。青年時期，連續中舉人、取進士、點翰林、授編修。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深感清廷腐敗，漸生反清之志；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思以教育救國，遂棄官從教，初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1902年，與章太炎等組織中國教育會並任會長，創立愛國學社、愛國女學，均曾被推為總理；1904年組織光復會，1905年參加同盟會；1907年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研讀哲學、心理學、美術史等。武昌起義後回國，1912年1月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後，立即取消清朝欽定的教育宗旨，認為“忠君于共和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提出了軍國民教育（軍事體育）、實利主義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德育）、世界觀教育、美育的教育方針，召開了全國臨時教育會，主持制定與頒發了“壬子癸丑學制”。不久，因不滿袁世凱的專制而辭職，再赴德、法等國學習和考察。1915年與李石曾等在法國組織勤工儉學會，次年與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提倡勤工儉學。1916年回國，次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為中國學術開創了一個新紀元，自蔡元培以個人人格與學術自由融合主持北大，將中國大學風氣推向頂端之後，迄今人們還只能在對蔡氏北大的懷念中摸索大學的建設。1921年，法國里昂大學、美國紐約大學，分別授予他文學、法學博士榮譽學位。在1924、1926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人選中央監察委員會。1927年，除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監察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外，並倡議成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被任為大學院院長。1928年辭去各行政職務，專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還兼任交通大學、中法大學、國立西湖藝術院（後改為杭州藝專）等多所高等學校校長、院長以及故宮博物院理事長、北平圖書館館長等職。1932年，同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推為副主席。晚年，為抗日救亡事業奔波，努力促成國共合作。1938年，被推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名譽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學作為事業的支柱，為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功績卓著，影響深遠。對于蔡元培，原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贊其“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毛澤東則稱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中國倫理學史》是中國第一本倫理學史著作，也是蔡元培在學術方面的代表作，此書用西方倫理學的模式和理論來敘述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蔡元培對于撰述《中國倫理學史》具有相當的情感，他說︰“吾國夙重倫理學，而至今尚無倫理學史，邇及倫理界懷疑時代之托始，異方學說之分道而輸入者，如風如燭，幾有互相衡突之勢，苟不得吾民族固有之思想體系以相為衡準，則益將彷徨于歧路，蓋此事之亟如此。”因此，在留德期間，他以木村鷹太郎、久保得二兩個日本學者的著述為主要參考，作成《中國倫理學史》。

書中把中國倫理學史分為先秦創始時代、漢唐繼承時代、宋明理學（展開、深入）時代三個階段，將三個時代的倫理學家的思想分別加以論列。蔡元培認為，中國的倫理學以先秦最為繁榮，是倫理學的極盛時期，其後從兩漢以迄宋明，雖然思想家輩出，但其學說均未超出先秦倫理學思想的範圍。就《中國倫理學史》所列人物而言，從先秦至于宋明，其間思想家大多得到歷史公認；唯在該書關于清儒倫理思想的附錄中提出三個人，黃宗羲與戴東原亦為其他學者所重視，但俞正燮則是蔡元培首先提出來的。蔡元培以為他們三個人“已漸脫有宋以來理學之羈絆，是殆為自由思想之先聲”，他們的言論與清末民權、女權主張有所暗合。

蔡元培以為從先秦肇始，中國思想家關注倫理領域，注重人的道德存在，而“以儒家為倫理學之大宗”，是中國倫理學的主流。儒家以為在精神思考領域，一切皆是倫理學的範圍；在儒家以外，自成一家之言者有八家，而以墨、道、名、法為主的各派別均以倫理思想為主。

《中國倫理學史》在先秦儒家思想的闡釋中，有幾點值得注意；（一）它認為從堯舜禹三代以至孔子、《中庸》、孟子，以“中”為其倫理思想之主干；（二）對儒、墨、道、法等各家倫理思想的差異，注重從地理文化環境的根源上來加以分析，以道家屬于南方思想，儒家屬于北方思想，而法家則被視為折中南北、儒道之學；（三）將韓非看作先秦儒道法三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不是將荀子看作集大成者；（四）根據功利論與動機論的比較，書中認為儒家與各派相比，采取了折衷主義立場，故成為了中國倫理思想史的主流。

在書中，蔡元培認為漢唐倫理思想屬于“繼承”時代，無甚創見，確為定論。比如兩漢時期，對于先秦儒學的“繼承”，體現為粗鄙的神學比附論。不過，對于兩晉以及唐朝玄學與佛學的意義，似乎有所忽視。書中注意到漢唐以迄宋明，倫理學家們常常以宇宙本體論上的建構為其倫理思想的基礎，表明天道觀（本體論）與人道觀（倫理學）的問題，在傳統倫理學為主的思想發展中，彼此之間具有復雜的關系。

而宋明理學作為先秦儒學的深化與展開，《中國倫理學史》主要是指儒學在其經過兩漢晉唐“繼承”之後，最終完成為“儒教”。在評價朱熹倫理思想的意義時，蔡元培認為︰“蓋孔子之道，在董仲舒時代，不過具有宗教形式，而至朱晦庵時代，始確立宗教之權威也。”漢武帝時因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言，儒已然具有教之性質與形式，但離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社會心理尚有諸多距離，只有通過宋明理學，以朱熹、王陽明為代表，講學授徒，尤其朱熹著作經由政府頒布為考試標準，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日益深遠，最終成為一般群眾的社會心理與習慣，儒由此而正式成為教。

總體上，兩漢以迄宋明，倫理思想的範圍沒有突破先秦的藩籬，中國倫理學思想在相當長時間內沒有取得發展。個中原因，蔡元培分析認為有四點︰其一，沒有自然科學作為基礎；其二，沒有邏輯學作為倫理思考的手段；其三，政治與宗教的結合阻礙了倫理思想的創造；其四，沒有足夠影響力的其他國家、民族的倫理思想做比較。

綜上所述，《中國倫理學史》雖然作為“第一本倫理學史”，不可避免地帶有草創特征，但從今天中國倫理學史研究的實際來看，蔡元培這本奠基之作仍然具有極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