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口筆譯研究,對于同時代的政治和倫理道德問題,一向采取回避態度,因為這些問題必然會使該領域從事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人員注意到譯者面臨的道德困境和責任。之前,人們堅持一種天真的理念,以為翻譯,尤其是口譯,是完全中立而純粹的語碼轉換,不存在譯者個人思想的介入。相信譯者對現實的敘述能夠“完好無損”地傳遞語言及其他符號信息。于是,研究者在“模糊了真相的”理論模式和個案研究中投人大量時間和精力,認為這樣就能逐步化解口筆譯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麻煩,甚至能撫平其造成的心理創傷。直到近些年,這種認識才有所改變。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越來越多的翻譯研究開始關注譯者與政治文化的關聯,但大體上關注的主要還是文學翻譯以及歷史個案研究。終于,到了21世紀初,譯界開始關注非文學口筆譯中反映的同時代的政治問題。相關學術著作——如Inghilleri(2007/2010,2008,2009),Rafael(2007/2010,2009),Stahul-jak(2000/2010),Kahane(2007)和Salama-Carr(2007);龐大的研究項目,如“戰爭中的語言”;系列論文集與專利,如2010年的專利《翻譯與暴力沖突》(Inghilleri
and Harding 2010)等——表明譯界已經意識到,翻譯對當今全球政治的影響,翻譯學科有義務持續研究這類課題。我本人的著作,如Baker 2007,2008,2009,2010a,2010b,尤其是這本書,都力求對此有所作為。
本書現由趙文靜教授譯成中文,我對此甚感欣慰。希望中文版能使更多的翻譯學界同仁意識到,翻譯領域的政治和倫理道德是多麼錯綜復雜。雖然我本人對中文一無所知,但我了解文靜——她曾跟我讀博,也是我的摯友同仁。相信文靜一定會準確流暢地轉達我本人的思想和心聲——這恐怕是原作者對譯作所能寄予的最高期望。
Mona Baker(蒙娜‧貝克)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