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衛星的陰影下︰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與冷戰中的美國

引言
第一部分 序曲:在蘇衛一號之前
第1章 美國的公共科學，1863—1945年
第2章 技術懷疑論的起源，1945—1950年
第3章 在杜魯門任內為朝鮮戰爭而動員科學，1950—1952年
第4章 艾森豪威爾任內的科學與國家安全體制，19521957年
第二部分 艾森豪威爾、蘇聯衛星與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的興起
第5章 艾森豪威爾、蘇聯衛星與總統科顧委的創立，1957年
第6章 總統科顧委與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問世，1957—1960年
第7章 軍事技術，19571960年
第8章 謀求核禁試，1957—1960年
第9章 大科學政治，1957—1960年
第10章 艾森豪威爾任內有關科學政策的政治，1957—1960年
第三部分 技術懷疑論的政治
第11章 肯尼迪“新邊疆”的科學，1960—1963年
第12章 回應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1962—1963年
第13章 檢驗局限性，1961—1963年
第14章 “科學家支持約翰遜”，1964年
第15章 總統科顧委、越南戰爭與反彈道導彈爭論，1964—1968年
第16章 尼克松任內的技術異議政治，1969—1973年
跋
結語
附錄
注釋中的縮略語
資料索引和參考書目
索引

作為一名改革開放時期的出國留學生，我很高興本書的中文版能與讀者見面。盡管這本書講的是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PSAC，以下簡稱“科顧委”）在冷戰中的歷史，但我希望它能對國內探索科技體制改革有所借鑒。我在本書中想要闡明的是，在今天，像在冷戰中一樣，在美國的公共政策制定上仍然需要像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那樣的能對技術的潛力和局限性作出專業的、獨立的和批判性評估的科學家，因為在任何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里，自由的討論、允許不同的聲音是制定明智的科學、技術、環境、教育政策的關鍵所在。關于這一點，書中已有大量的討論，讀者自然會作出自己的判斷，這里就不贅敘，只是在此對英文版寫作的緣起以及出版之後美國科技環境政策的演變作一簡單的補充。

這本書是根據我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1994年所完成的博士論文修改擴充而成的。當時之所以選擇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的歷史為論文題目，一方面是受到我的導師、美國科學史家和物理學史家勞倫斯‧貝旦什（Lawrence Badash）教授的影響，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在國內求學時，尤其是1982—1985年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中國科學史家、愛因斯坦研究專家許良英攻讀物理學思想史碩士學位期間，一直對科學與社會、科技政策有濃厚的興趣。對我來講，是想通過對美國總統科顧委的歷史考察，來回答兩個問題，一個是歷史的，另一個是政治的︰在不同的文化和國家背景下，在歷史上是什麼塑造了科學家與國家的關系？在一個民主社會里科學的正當角色應當是什麼？

在我開始著手博士論文研究時，與總統科顧委有關的資料尚未全部解密（有一些資料迄今仍處于保密狀態），然而，已經有足夠的資料被公開，使得我們可以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至少拼出一幅有關這個委員會歷史的最初草圖。此外，在1990年代早期，貝旦什教授把我介紹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格蘭‧西博格（Gleen T．Seaborg），來幫助他撰寫他從1961年到1971年任職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主席十年期間的回憶錄。盡管西博格博士尚未完成這部回憶錄就于1999年過世（他在兒子埃里克幫助之下寫成的一部自傳于2001年面世了），但他非常慷慨地允許我閱讀他的文稿和日記，這使得我從一個委員會成員和～個主要聯邦機構的首腦那里，獲得了有關總統科顧委的一個獨特視角。

利用所有這些可以獲得的資料來源以及采訪一些總統科顧委前任成員及職員的機會，我藉此開始了我自己理解總統科顧委和在冷戰中的美國的科學政治的旅程，其成果就是這本書。我覺得這項研究最有意義的一個發現是︰總統科顧委最重要的貢獻不是它就技術能做些什麼、而是它就技術不能做什麼給政府所提供的建議。我相信，在我們現在所處的全球性技術樂觀主義時代，如果我們要避免技術濫用、技術狂熱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蘇衛一號的陰影，我們依然需要這種技術懷疑論（technoiogical skepticism）的意識。

當本書英文版在2008年8月問世的時候，正好趕上美國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狀態。最後，在11月4日大選日，民主黨候選人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擊敗共和黨候選人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成為美國第44任總統，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非洲裔總統。毫無疑問，奧巴馬的當選得益于少數民族選民，包括非裔、拉丁裔和華裔以及其他啞裔選民的大力支持，而且他們也都為奧巴馬的當選感到歡欣鼓舞。但有一個團體對奧巴馬的支持至少不亞于上述選民，而且他們對他的當選至少感到同樣歡欣鼓舞，這個團體就是美國的科學家共同體。在小布什八年總統任期，很多科學家們都不滿他的共和黨政府以政治和意識形態歪曲、壓制科學研究，在干細胞、全球變暖、進化論教學等問題上屢次發生沖突。雖然麥凱恩試圖在很多方面與布什劃清界限，但科學家們顯然更為奧巴馬旗幟鮮明的支持科學探索自由的立場而吸引。在競選中，奧巴馬曾發表下列有關科技政策的競選宣言︰

我們只有重振我們對科學、技術、和創新的承諾，才能實現我們的重大國家目標。對科技的投入會振興經濟發展，創造數百萬高技術、高薪資的工作機會，讓美國工人領先全球經濟；會讓所有美國人都改善生活質量；並會鞏固我們的國家安全。節能技術能幫助我們結束對外國石油的依賴，並減緩全球變暖。生物醫學研究上的進展能夠診斷、預防、治療疾病，從而提供救治生命的途徑。美國經驗的精髓就表現在一種深入探索未知、擴展人類知識邊疆的渴望……，我們需要結束布什政府對科學的戰爭——他們用意識形態壓制科學探索，用政治取代專家意見。

到選舉前夕，有76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包括華裔科學家崔琦和錢永健）聯名簽署了一份公開信，公開支持奧巴馬並呼吁選民投票支持他。在信中，科學家們表示贊賞奧巴馬重振美國科技的決心，並特別提到他強調要建立一個“無偏見的獲得科學咨詢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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