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篇序言，要從一百多年前的另外一篇序言談起。
為一本書作序，常規的做法不外是發掘一下這本書的優點，尤其當這本書的作者和你是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圈子里的人，不過分吹捧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但凡事總有例外，在光緒二十年，當郭慶藩把自己辛苦編纂而成的《莊子集釋>委托王先謙作序的時候，後者卻令人驚訝地沒有給出任何一句好評。當然，王先謙的牢騷主要發在莊子本人身上，倒不是對郭慶藩有什麼意見——如果有的話，也只是暗示他說︰“對《莊子》這種書沒必要下太大的工夫。”
說起這兩人的關系，王先謙比郭慶藩大兩歲，卻和郭慶藩的伯父，即洋務運動的名人郭嵩燾是學問上的忘年之交，彼此常為對方的著述作序，字里行間從不吝惜最熱情洋溢的褒獎和推崇。從這層關系來看，郭慶藩反而像是王先謙的晚輩，不過後者按說也不該擺出倚老賣老的派頭，因為郭慶藩的這部書里沒少引用“家世父”的話，那可都是郭嵩燾的真知灼見，王先謙好歹也該給個面子。
更何況，當時的郭慶藩也並非伯父羽翼之下的無名小輩。他已經歷任地方要員，官聲赫赫，學問也很拿得出手，是研究文字學的一代名宿。當然，要是論起學問來，王先謙的造詣和聲望都遠在郭慶藩之上，他以經學知名當世，是大清帝國的一面思想文化的大旗。就在收到郭慶藩書稿的時候，王先謙剛剛就任湖南岳麓書院的山長，這是一個無論官、學兩途都很令人尊敬的職位。如此看來，這兩位學者型官僚似乎更應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才是。
郭慶藩看來倒是這麼想的，但誰都沒想到王先謙會寫出這樣一篇反常的序言。
時至今日，郭慶藩這部經過王孝魚先生的點校，被中華書局收錄進了“新編諸子集成”系列，成為我們研究
這篇序言很奇異地忽略了本來最不該忽略的學術問題，從一落筆就是感時傷世的調子，甚至悠悠然有幾分催人淚下的力量︰
“郭君子靜（郭慶藩字子靜）撰成《莊子集釋》．拿給我看，而這一年恰恰發生了東夷之亂，我不由得深深嘆息︰莊子當年也是有一肚子的不得已吧，他生逢亂世，不知道該拿這世界怎麼辦才好，于是精神彷徨于寥廓，辨析小大之無垠，窮究天地之終始，驚懼之下才寫下了這些文字。”
“鄒衍曾說︰‘儒者所謂的中國，只不過是廣袤天下之中的八十一分之一罷了。赤縣神州之外自有九州，都被海水環繞，外面更有大瀛海環繞著它們全部。’惠施也說︰‘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這是—個頗為吊詭的說法，因為以傳統的地理觀念視之，燕在北方，越在南方。）莊子贊許這種說法，自己也說倏與忽鑿死了混沌，簡直就像預見了今天的世界局勢呀。這樣看來，莊子真是一位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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