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選譯
洛陽伽藍記選譯
《洛陽伽藍記》，向來與《水經注》一道被人們譽為中國北朝散文著作的雙璧。《水經注》是一部以記載水道為主的地理性質的著作，而《洛陽伽藍記》則是以記佛寺為綱的具有文學價值的歷史文獻。所以，在介紹這部書之前，有必要簡單談談當時佛教發展與佛寺修建的有關情況。
印度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漢明帝在洛陽建立白馬寺，經過魏晉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繁衍和佛寺的眾多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江南春》中的名句，為我們約略勾畫出當時南朝佛寺的興旺景象，而當時北朝佛寺之多則更為驚人。北魏信佛以建功德求福為主要特征，早在公元五世紀初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時，便已在雲岡大量修建廟宇，雕塑佛像。太和十八年(494)，魏孝文帝為了擺脫鮮卑貴族保守思想的影響，加強對中原人民的統治，把都城從平城遷到洛陽，並以此為契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由于生產力的提高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大量積累，佛教寺院更是大規模興建起來。據史書載，到公元536年東魏分裂、孝靜帝遷都鄴城之前，全國僧尼已達二百萬，佛寺三萬余所，僅洛陽城內外就有佛寺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
北魏統治者興建那麼多寺院，大多盡一切財力物力而為之。一方面，它們是廣大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是莊嚴富麗的建築物與風景優美的園林；另一方面，它們的建成又是當時社會風氣的反映，是北魏中後期社會生活的側影。正如恩格斯所說︰“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北魏中後期佛教的興盛，寺院的大量興建，是跟孝文帝改革帶來的經濟繁榮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所以，當北魏統治階級內部爆發了尖銳矛盾，從建義元年(528)起連續發生大規模戰亂以後，經濟遭受嚴重破壞，佛寺也就蕭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