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追尋︰以近世中國為視域

一、文化史何為？一種研究省思
整體性強調與“以文化解釋文化”之策略
文化史研究的三個層面及其深度追求
“文化史事件”及其他
二、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
觀念的“社會”化把握與“概念史”實踐
知識的反思性考掘與信仰的本真性揭示
“人文”化的學術追尋與多學科的問題對話
三、“話語”分析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話語”、“話語分析”的由來與內涵
引入中國近代史研究︰“話語”分析的積極面向
困惑與批評︰概念“自明”性問題和“‘想象’本質主義”
四、“概念史”和“一般思想史”短論二題
（一） “概念史”視野與五四研究
（二） “選擇”的意義︰學者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漫說
五、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
——對美國“新清史”的一種回應
問題意識的由來與滿人“中國認同”之確認
認同與再造︰內涵及特征分析
清末滿人的現代民族自覺與“中國認同”之演進
變與不變的“中國性”︰多重認同的統一
六、乾隆朝《口英咭�國譯語》的編撰與“西洋館”問題
《口英咭�國譯語》的編撰緣起與時間略考
編撰者、有關內容及其“廣東英語”之特征
乾隆的語言興趣、中西交往和“西洋館”問題辨析
七、集中國古代園林文化之大成
——鼎盛時期圓明園的文化特征及其成因
小引
中西園林文化和造園藝術交融的“博覽會”
園林建築藝術透視︰一種集大成的典型
萃珍無數的特殊“博物院”和“圖書館”
皇家文娛中心及其園林文化成因略說
八、晚清壽陽祁氏之文化
從考古到經世︰開邊疆史地學研究之新風
祁氏詩歌與晚清“宋詩”旨趣
發揚“帖學”的藝術︰祁氏書法遺產及其他
九、清末民初現代“文明”“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運用
中西“文明”、“文化”概念的早期接觸與對應
甲午戰後現代“文明”概念的流行與維新、革命之關系
狹義“文化”概念的形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結語
十、大義與私意︰羅家倫“上書”趕辜鴻銘“下課”
——一件新發現的北京大學檔案之解讀
羅家倫“上書”北大校方的正文及其背景
激于“大義”與“私憤”的雙重沖動
“上書”的正式遞交與校方的最初反應
兩個老師之間的“競爭”︰胡適因素蠡測
辜鴻銘在北大的英文教學效果之他證
晚年羅家倫對辜鴻銘之“論定”
十一、畸變的歷史︰近代中國“黃色”詞義變異考析
傳統語境下“黃色”一詞內涵的基本傾向及近代延展
“黃色新聞”與“黃色工會”︰西方貶義的黃色概念傳入中國考
“黃色”一詞淫穢含義的生成、擴散與定型
何以致此？“黃色”詞義雙重變異的成因分析

自踏入歷史學門檻以來，我一直都在追尋所謂“文化史”。1998年，我受命編輯第一本學術自選集時，便欣然題名為“文化史的視野”。就個人而言，我從未經歷過什麼“文化轉向”，文化史之于我，始終只是一個專門方向、一種研究視角而已，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從來沒有超過“社會史”，也絲毫不優越于“經濟史”和“政治史”。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性之所近，“文化史”好像更為有趣，對我更有吸引力罷了。

但有一種轉向——所謂“語言學轉向”，我則似乎有所經歷。

大約是受到郭沫若、陳旭麓先生的影響，我較早就對研究近代中國的新名詞問題發生興趣，並試圖去揭示其整體的思想文化史蘊涵。為此，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就陸續搜集了一些有關的資料。1997年，意大利漢學家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書出版，使我深受觸動。我在根據積累的資料對其成果進行評介的同時，也正式展開了自己有關的專題研討。2000年，我所申請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形成、傳播與學術文化的現代轉型》得到批準，從此，我就與有關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而語言的社會文化史意義究竟如何認知與把握，歷史學者為何要研究新名詞、又如何才能使其研究體現出有別于語言學的歷史學學科特色和認知優勢，也隨之成為了困擾自己十余年的理論和方法問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不得不進而去思考“文化史”和“思想史”本身，于是又逐漸接觸到西方的“新文化史”，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話語分析”、“概念史”等等“新”事物。可以說，我這方面的理論興趣逐漸增強，某種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起初，它與哲學意義的“語言學轉換”，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偶合。

2003年至2004年，我有機會到美國訪學，仍帶著上述問題去進一步找尋理論資源和研究參照。在那里，我強烈感受到“文化史”的熱度，尤其是“新文化史”的時髦情形，這與當時國內史學界“社會史”一頭獨大的絕對強勢，構成明顯的反差。盡管“文化史”或“社會史”都只不過是一種名義，在這些名義下所從事的研究各不相同、且相互交叉，但對于我這個多少有些“文化史”情結的人來說，目睹西方在“文化史”名義下的有關研究正如火如荼地開展，還是激發出一點上進的信心，並因此增進了追尋文化史的熱腸。

在美國，我接觸到德國學者柯史萊克(Reinhart Koselleck)等所開創的“概念史”，這是當時美國“新文化史”正受歡迎的重要研究取向和方法之一。“概念史”的路徑很符合新名詞研究的需要和自己的口味，于是很自然地被我所吸納。本書所收入的關于清末民初現代“文明”、“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運用，以及作為淫穢含義使用的“黃色”概念在中國形成的兩篇論文，就是這方面較為自覺的嘗試。此外，我還討論了“概念史”視野與深化五四研究的關系等問題。但願這些探討，對于豐富戊戌思潮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認知，對于理解近代中西文化的關系及傳統文化的命運，能夠有一點切實的啟發。近年來，我這一類的研究相對較多，一般都與近代中國新名詞的總體探討聯系在一起，我的方法是︰將新名詞作為詞匯、概念和話語的結構性整體來加以綜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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