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文獻研讀

《先秦文學元典研讀叢書》總序
導言
第一章 《楚辭》基本問題研究
第一節 “楚辭”指稱
第二節 “楚辭”淵藪
第三節 “楚辭”的流傳與結集
第二章 《楚辭》作家研究
第一節 屈原
第二節 宋玉
第三節 屈宋關系
第四節 唐勒與景差
第三章 《楚辭》作品研究（上）
第一節 《離騷》
第二節 《九歌》
第三節 《天問》
第四章 《楚辭》作品研究（中）
第一節 《九章》
第二節 《遠游》
第三節 《卜居》《漁父》
第五章 《楚辭》作品研究（下）
第一節 《九辯》
第二節 《招魂》
第三節 《大招》
第六章 《楚辭》要籍版本與提要
第一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楚辭類》
第二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提要
第三節 部分今人楚辭著作概要
第七章 《楚辭》研究方法論
第一節 《楚辭》研究史述略
第二節 從《楚辭》研究方法論的歷史發展看趙逵夫先生《楚辭》研究的方法論原則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元典”屬于文化學範疇，是哲學“元點”思維與文獻“原典”史料的完美結合，更強調人類精神文化的源頭意義、超越時空的典範意義和民族精神的建構意義。故我們所說先秦文學“元典”是指那些先秦時期寫作並流傳至今的、具有原創性意蘊的、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長期發揮精神支柱作用的重要書籍。因此，在當代大學中文系本科生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甚至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史、中國哲學諸專業的碩士生、博士乍的學位課程教學過程中，注重引導他們研讀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源頭——先秦文學“元典”性作品，它體現出一種“原始要終”（《周易‧系辭下》）的客觀要求，也是引導學牛進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序》）治學門徑的必然選擇。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學乍力揚厚重務實的學風，才能提高學生的原創性能力，才能使學生“近乎道”而“知之至”（《禮記‧大學》）。這種“知所先後”（〈札記‧大學〉）的學術訓練，無疑對他們今後的學術研究乃至整個人生進入“知本”、“知至”（《札記‧大學》）的探索之路是會大有裨益的。

一、先秦文學“元典”的基本特質

卡爾‧雅斯貝爾斯（K．Jaspers）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指出，大約在公元前八世紀到公元二世紀，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實現“哲學突破”的“軸心文明時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約而同地去探索寧宙和人生的諸多根本問題，產生了諸多文化“元典”。這一時期的中國，正值先秦兩漢時期（公元220年以前），更是一個“元典”蔥郁的時代。尤其是先辜時期（公元前221年以前）所產生的文明成果，已經達到了後人贍以企及的高峰。

1．先秦文學“元典“大多具有原創性、典範性特質

先秦時期涌現出一大批中國文學與文化“元典”，如《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逸周書》、《春秋》、《左傳》、《國語》、《老子》、《論語》、《孟子》、《莊子》、《晏子春秋》、《楚辭》等等。它們奠定了中國文學幾千年來的文體，意象、思想內容和情感基調，後世各種文體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語言藝術上的高度成功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其完美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對後世產生r深遠的影響。

如《詩經》作為中國詩歌的“元典”，牢籠千載，衣被後世，奠定了我國詩歌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後世詩瞅的風雅精神、比興手法、體裁結構，語言藝術和文體句式等無不肇興于此。義如《尚書》、《逸周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作為我國歷史散文的典範楷模之作，它們標志著敘事文學的成熟，對後世的史傳文學、散文、小說，戲劇等多種文學樣式滋養尤甚。再如，中國文學的思想基礎——儒、道兩家的哲學、美學思想，在《老子》、《論語》、《孟子》、《莊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確立並持續地發揮著影響力。

可見，這些“元典”性作品雖然處在各個文學樣式的發生和韌創時期，但它們卻顯示出了巨大的文學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們凝固成中國古典文學的堅固基石，它們是中闊文學發展變遷的母體和種子，它們指示了中國文學特質的未來走向，它們確定了巾同文學的美學潮流和藝術型範。

2．先泰文學“元典”具有民族風格、民族魅力特質

魯卿叔孫穆子（叔孫豹）為晉卿範宜子（上丐）釋“死而不朽”時H:“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襄二十四年《左傳》），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們的所謂“三不朽”。可見，當先秦時代的貴族文士把“立言”作為使,命不朽的有效途徑的時候，他們的文學創作不儀融人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和文化追求，大多數作品含蘊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藝術精神。

同時，先秦時期佔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囊括一切文獻的“大文學”、“泛文學”觀念，也就是涵盞現代學科門類劃分中所謂“文學”、“史學”、“哲學”融合為一的文學觀念。如《周易》可以說是一部哲學著作，但你很雌說其中的四言體“爻辭”不是詩歌作品，你也不能否認“康侯用錫馬蕃庶”（《易‧晉》卦辭）的史料價值。又如︰《左氏春秋》可以說是一部史學著作，但你很難否定其高超的敘事藝術沒有文學元素，你也不能否認其所載周王、諸侯國君、公卿、大夫、文士創作的成文原本就是獨立成篇的散文作品。因此，我們可以說，正足當時文史哲兼容的文學觀念，才使這一時期的“元典”性作品具有文史哲三大學科門類兼容的特質，它f『J中大多兼有文學“元典”與文化“元典”的雙重身份。

所以，先泰文學“元典”作為一個民族創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時代所涌現出來的文化“元典”，凝結了中華民族在以往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優秀的集體意識，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將這些族類記憶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覺和理性的高度，又通過中華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號將本民族的經驗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來，逐漸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品格。故這一時期的“元典”作品不僅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大廈起頂梁拄作用的關鍵性構件，而且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垂範久遠的行動指南與取之不盡的精神源泉。這便是積極人世、用世、濟世的政治熱情和憂患意識，以儒為主、兼融釋老的思想情懷，詩性沉郁、創新求變的審美況味與創作追求，濃郁自覺的理論批評意識，包容雅俗、綜合眾體的渾灝大度，等等。

可見，先秦文學“元典”的首創性、涵蓋性、深邃性特質，不僅對中華民族後世直至未來都產生著深遠影響，而且作為全人類共同的審美意識與精神財富，它們能夠在任何地域，任何時代獲得強烈的情感共鳴和心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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