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會史研究

前言
序章——中國內地移民史的課題——考察的開端
緒論
一、開發的“技術”——唐宋時期的移民
二、生成的秩序——明清時期的移民
三、文化裝置、社會機能——移民社會與地域精英
四、統治與造反——嘉慶白蓮教造反研究史
第一部 移民和地域整合
第一章 四川省雲陽縣——嘉慶白蓮教造反前夜的移民社會
引言
一、三省交界地帶的移民概況
二、三省交界地帶地域社會的形成及變化——定居的過程
三、四川省雲陽縣移民社會的展開
小結
第二章 移民社會與地域精英——雲陽涂氏的軌跡
引言
一、雲陽涂氏的履歷
二、雲陽涂氏的通婚關系
小結
附編 關于傳統中國的同族結合、同鄉結合的備忘錄——四川省雲陽縣訪問記
引言
一、前往雲陽縣
二、地形
三、訪問磐石城（解放前，大地主涂氏所擁有的山寨）
四、雲安鎮
小結
第二部 移民與地域變動
第三章 雲陽縣移民社會中的嘉慶白蓮教造反
引言
一、雲陽縣初期白蓮教造反集團
二、移民地主——團結、鄉勇
三、造反的原因
小結
第四章 嘉慶白蓮教造反的思想——白蓮教宗教禮儀解析試論
引言
一、嘉慶白蓮教造反中的教派與教義
二、宗教禮儀分析
小結
第三部 移民社會的終結
第五章 “紳糧”與“公局”——清代四川的地域精英
引言
一、清代四川地方行政的問題
二、公局
三、紳糧
小結
第六章 四川省合州——公局—紳糧體制的成立
引言
一、合州公局的發軔
二、局士的肖像——公局的繼承者們
三、公局的倫理與理念
小結
第七章 清末四川的紅燈教造反——移民社會的終結
引言
一、紅燈教的輪廓
二、紅燈教的造反禮儀
三、白蓮教的造反禮儀
四、紅燈教的神祗
五、反“洋教”、反“宮”的紅燈教
小結——“白”與“紅”的幻想
結語
後記
譯後

“湖廣填四川”在中國移民史上是極其濃重的一筆。

遙想當年，“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四川通志》）。四川的經濟在唐宋時期即居于全國前列。尤其南宋時，該地人口佔全國的23.2%．財賦收入乃至供應的軍糧都為整個南宋的三分之一，因此而成了抗金的主要經濟基地。但長期的拉鋸戰，使得“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銘》），“沃野千里，蕩然無民，離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疇不闢，堰務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種”（吳昌裔疏）。元末，紅巾軍徐壽輝的部將明玉珍入蜀，不僅帶去了十幾萬軍隊，更有大量少田缺地的農民隨之人蜀開墾荒地——這應是“湖廣填四川”的演練吧。明初，湖廣移民繼續大批入川，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已上升到146萬。不幸的是到了明末清初，四川境內又遭戰亂。順治十五年，率軍赴四川鎮壓張獻忠的清軍將領李國英，派幕僚劉達到西北購買戰馬。一個多月之後，劉達返回四川時，沿途的情景令他吃驚不小。他寫道︰“見乎尸骸遍野，荊棘塞途。昔之亭台樓閣，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礫鳥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煙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頓非，里黨故舊，百存一二，握手驚疑，宛如再世。”兵燹加上災荒、瘟疫，導致四川的人口銳減，據統計，清初僅存76980丁（不含老幼和婦女），有說約存50萬人——總之，以荒無人煙來形容似不為過。面對此種慘狀，清王朝于順治末年實施優惠政策，如拋荒土地任憑耕種、永佔為業、減免賦稅等；一方面發給川民逃亡外省者路費，鼓勵他們返籍，一方面重獎移民人川。于是湖南、湖北、廣東、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蕩蕩地涌人四川，長達百年的“湖廣填四川”由此拉開了大幕。“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嘉慶年間流行于成都地區的這首《竹枝詞》，形象地寫照了四川歷史上多次移民的狀況。

以上構成本書的大背景，所探討的是17—18世紀自中國長江中部流域（湖廣）向長江上游地區（四川）的人口流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四川地域社會秩序的形成及整合過程。作者把目光聚焦于極具典型意義的川鄂陝三省交界地帶的川東地區，並且親臨地處川東的雲陽縣，進行實地解剖。感性認識加上理性思考，使得本書的論說如庖丁的手中刀，爽利而游刃有余。

地域社會“秩序”的形成及整合過程，無疑是本書的著力所在。作者把這個過程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同鄉聚居”——移民的流動通常以數口之“家”為單位，與語言、習俗相同的同鄉出身者聚居而成同鄉村落；第二階段是形成“宗族”——在同鄉聚居地區成長起來的有實力的同族集團，脫離同鄉聚居而向同族聚居的形態轉化，成為體現傳統社會生活理想的組織；第三階段是地域精英參與公權力——有實力的宗族之間結成緊密的社會關系，並以此為背景，逐漸增強對州縣行政的影響力、發言力。

與上述過程相伴而來的是，由強大的整合壓力而導致的在地域內部孕育的反整合運動——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白蓮教起義，乃至紅燈教起義。這種社會大動蕩的成因，並非天然地萌芽于“移民”之中，而是來自于在移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產生的一些矛盾。也就是說，造反的主體並非先天地對立于定居者的“共同體”之外，而是在地域社會開始向某種秩序統合的進程中，由其內部析出的。具體地說，同族集團的發展，呈現出兩個趨向︰一是擁有宗祠、族譜、山寨等的宗族組織；一是經濟基礎遭到侵蝕、同族的結合面臨危機的集團。乾隆年間的後半期，在雲陽縣縣北的地域社會中，有實力的移民氏族通過佔有土地、商業交易獲取壟斷性的利益，逐步得以壯大；與之同時，也孕育出r白蓮教造反集團。作者寫道︰“應把白蓮教造反集團的析出和有實力的移民氏族（移民地主）的生成作為相輔相成的兩極來加以理解。使得雲陽縣的白蓮教軍登場，而且自始至終都成為極難對付的對手的，只能是縣北的移民地主。”

史載，乾隆十四年（1749）四川的“人丁”為二百五十余萬，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則突破了九百萬。乾隆後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陸續聚集于川楚陝交界地區謀生。該地區為山岳老林所覆蓋，歷來是失地流民的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一三十八年，川楚兩省饑民來此覓食者達數十萬。加上來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總數不下百萬。該地區土地貧瘠，氣候惡劣，更有大姓豪族的壓制盤剝和差役胥吏的欺凌勒索，其生活之艱難可知。絕望中的流民，自然成了白蓮教瘋長的樂土。嘉慶元年（1796），一直以來傳播于民間的白蓮教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轉折︰白蓮教首領劉之協提出了“反清復明”、“官逼民反”等口號。從此白蓮教有了明確的政治目標，並成為此後白蓮教共同遵循的原則。這年春天，白蓮教終于揭竿而起，參加者主要是山民、棚民以及長江水手、手工業者、無業游民；其中堅，據說就是移民。自嘉慶元年算起，白蓮教的這次造反歷時九年多，其間佔據或攻破州縣達204個，滅了不少清軍，並擊斃副將以下將弁四百余名、提鎮等大員二十余名。九年多的歲月里，清王朝消耗軍費2億兩，相當于4年的財政收入，使得清王朝元氣大傷，從此開始走向衰落。

然而白蓮教起義的被鎮壓，不是清王朝噩夢的終結。19世紀來20世紀初，隨著列強的瘋狂侵略和清王朝推行賣國政策，中國面臨著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在此背景之下，四川的紅燈教起義又繼之而起。紅燈教與四川的民間秘密宗教和會黨組織聲氣呼應，把反清與反帝緊密結合起來，喊出了滅清、剿洋、興漢的口號。作者把它定性于反地域精英的運動，認為“紅燈教的造反，是在現存體制的秩序動搖或空洞化之中，以作為體制性秩序中堅的清朝公權力、地域精英層的背信棄義為發端，廣大的非精英層將自己定位于‘中心’位置，試圖親手實現傳統的、正統的秩序的運動”。說到底，實則乃為白蓮教起義的余緒。作者通過比較研究——包括思想、信仰、儀禮、教義乃至教派等，深入透析了白蓮教與紅燈教之間的淵源及異同，為的是通過對紅燈教的分析．描述急劇的地域整合與反整合之後出現的地域社會的新面貌。這個新面貌的實質，就是移民社會的終結。其標志就是公局一紳糧體制的確立。

在歷史研究領域，關于國家秩序與地域秩序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沒有形成一個傾向性的意見。作者將眾說紛紜的觀點歸納為三種類型，並指出︰“歷代中國王朝的國家體制，不是將流動人口排除在外，而是作為中心，具有籠絡在其統治末梢不斷生成的‘秩序’的機能。”封建王朝沒有對人口的移動以及從中析出的地域精英抱有敵視態度；相反，王朝國家起到了作為不斷給予地域精英和以之為核心的地域秩序以“正統性”的象征作用。在清末的四川，由以地域精英為核心形成的公局一紳糧體制，所體現的正是完善或加強“無所不及地滲透地域的封建王朝一元化統治”。

至此，作者完成了他關于“移民的秩序”的學術之旅。隨之一路行來，所見資料的堅實豐碩、論辯的細密通達，都令人讀之無倦、忘乎所以。

我國學術界對清代四川移民問題的關注在20世紀初即已開始，其中名家如譚其驤、顧頡剛、羅爾綱、竇季良等已有不少珠璣之見。自此以來，關于這個課題的論討文字，更是汗牛充棟，而本書的研究成果乃至治學精神，必將為識者所重。

2008歲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