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馬禮遜來華200周年,世界華福會學術與文化事工協調委員會與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等團體,熱情地邀請我提供一冊有關華人宣教史的書稿,並慨允納入“馬禮遜入華宣教200年紀念論文集”出版計劃。作為多年從事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學者,自然應該以實際行動支持這個宏大的計劃,所以自選並研究撰寫了這六篇文章,聊以表達自己誠摯的心意。由于這些文章主要是研究貝德士並利用了他遺留的大量文獻,所以把書名確定為《貝德士文獻研究》,借以追念這位已故老師當年對我的教誨與關切。
章開沅,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的創辦人。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1984—1990),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第一、二屆評議組成員、召集人。現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1985)、《辛亥前後史事論叢》(1996)、《實齋筆記》(1998)、《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99)、《張謇與近代社會》(2001)、《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2003)、《鴻爪集》(2003)、《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2005)等。
目錄
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命運︰以貝德士文獻為實證
“南京幫”的故事︰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一、“南京幫”的由來
二、崢嶸歲月稠
三、患難見真情
四、永遠的情結
東亞基督教的西方詮釋︰評貝德士《差會與遠東文化的關系》
巨大的流產︰貝德士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一、準備工作
二、貝德士與賴特烈
三、提綱與試寫稿
四、流產與遺產
教會大學與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政治
讓事實說話︰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
一、一位態度極為公正的外僑
二、揭露暴行乃是一種道德義務
三、首要工作是真誠地面對現實
“南京幫”的故事︰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一、“南京幫”的由來
二、崢嶸歲月稠
三、患難見真情
四、永遠的情結
東亞基督教的西方詮釋︰評貝德士《差會與遠東文化的關系》
巨大的流產︰貝德士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一、準備工作
二、貝德士與賴特烈
三、提綱與試寫稿
四、流產與遺產
教會大學與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政治
讓事實說話︰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
一、一位態度極為公正的外僑
二、揭露暴行乃是一種道德義務
三、首要工作是真誠地面對現實
序
正如多年以前香港《星島日報》一位年輕記者所言︰章開沅一生充滿偶然。
青年時期愛好文學,很想成為一個持槍躍馬的戰地記者,卻不料革命給我安排了終身職業——歷史教師。
20世紀50年代初,原本熱衷于研究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及其具體實施狀況,卻不料民主德國貝喜發博士不遠萬里前來專心致志訪求武昌起義資料,從此使我的研究興趣轉移到辛亥革命。
盡管60年代和70年代歷經坎坷,但對辛亥史事的研究卻痴迷如舊,80年代以後在這個領域略有建樹,海內外學界人士亦多以辛亥革命專家相期許,自己也很想終生潛心于此項研究。
不料(又是一個不料)1986年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劉子健教授與宗教系威爾遜教授聯袂來訪,並且建議我從事並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由于此前毫無思想準備,加以過去又缺乏研究基礎,所以不能不問為何有此建議。相知已深的子健兄笑曰︰“一是因為你曾在教會創辦的金陵大學求學,二是因為你現在工作的學校前身華中大學也屬教會背景,三是因為你既是歷史學家而現在又擔任大學校長。”他邊說邊伸出三個指頭,然後以近乎最後決斷的口氣說︰“我們認為你是最適合的人選。”
我是個可塑性很強並且隨遇而安的人。他這番話立刻使我信服,于是,在耳順之年又一次轉移自己的研究重點。不過由于當時我還在校長任內,行政工作內外交迫,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所以在80年代最後幾年只能做一些有關加強教會大學史研究的倡議、聯絡與推動之類的零碎工作。1989年6月初在華中師範大學舉辦的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研討會和稍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可以勉強看作這幾年斷斷續續工作的一點成績。
真正從事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是90年代的事情。1990年璁假,終于擺脫繁重的行政工作,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耶魯、加州(UCSD)三所大學潛心從事基督教與教會大學史研究。但出于研究工作的通盤考慮,旅美三年期間主要是搜集教會大學史資料並閱讀相關重要學術著作,亦即為此後的研究打好基礎。撰寫的論文很少,只有《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命運》、《教會大學與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政治》兩篇。前者曾先後于1991年在耶魯大學舉辦的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研討會與1993年在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例會上報告,並且被收入《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台北,1995年);後者則是為1991年春在弗吉尼亞大學舉辦的漢學會議提交的論文。
……
青年時期愛好文學,很想成為一個持槍躍馬的戰地記者,卻不料革命給我安排了終身職業——歷史教師。
20世紀50年代初,原本熱衷于研究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及其具體實施狀況,卻不料民主德國貝喜發博士不遠萬里前來專心致志訪求武昌起義資料,從此使我的研究興趣轉移到辛亥革命。
盡管60年代和70年代歷經坎坷,但對辛亥史事的研究卻痴迷如舊,80年代以後在這個領域略有建樹,海內外學界人士亦多以辛亥革命專家相期許,自己也很想終生潛心于此項研究。
不料(又是一個不料)1986年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劉子健教授與宗教系威爾遜教授聯袂來訪,並且建議我從事並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由于此前毫無思想準備,加以過去又缺乏研究基礎,所以不能不問為何有此建議。相知已深的子健兄笑曰︰“一是因為你曾在教會創辦的金陵大學求學,二是因為你現在工作的學校前身華中大學也屬教會背景,三是因為你既是歷史學家而現在又擔任大學校長。”他邊說邊伸出三個指頭,然後以近乎最後決斷的口氣說︰“我們認為你是最適合的人選。”
我是個可塑性很強並且隨遇而安的人。他這番話立刻使我信服,于是,在耳順之年又一次轉移自己的研究重點。不過由于當時我還在校長任內,行政工作內外交迫,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所以在80年代最後幾年只能做一些有關加強教會大學史研究的倡議、聯絡與推動之類的零碎工作。1989年6月初在華中師範大學舉辦的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研討會和稍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可以勉強看作這幾年斷斷續續工作的一點成績。
真正從事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是90年代的事情。1990年璁假,終于擺脫繁重的行政工作,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耶魯、加州(UCSD)三所大學潛心從事基督教與教會大學史研究。但出于研究工作的通盤考慮,旅美三年期間主要是搜集教會大學史資料並閱讀相關重要學術著作,亦即為此後的研究打好基礎。撰寫的論文很少,只有《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命運》、《教會大學與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政治》兩篇。前者曾先後于1991年在耶魯大學舉辦的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研討會與1993年在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例會上報告,並且被收入《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台北,1995年);後者則是為1991年春在弗吉尼亞大學舉辦的漢學會議提交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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