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田余慶卷

說張楚——關于“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
論輪台詔
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
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
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
蜀史四題——蜀國新舊糾葛的歷史追溯
孫吳建國的道路——論孫吳政權的江東化
暨艷案及相關問題——再論孫吳政權的江東化
釋“王與馬共天下”
論鑒——兼論京口重鎮的形成
桓溫的先世和桓溫兆伐問題
北府兵始末
論東晉門閥政治
關于拓跋猗盧殘碑及拓本題記二則——兼釋殘碑出土地點之疑
北魏後宮子貴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變
《代歌》、《代記》和北魏國史——國史之獄的史學史考察

學術貴創新。耄耋之年，創新乏力，學術活動已畫了句號。這次出書，是南資深行家傅璇琮先生策劃引起。我了解傅先生的造詣，情誼所在，不容我拒辭。近日，學界長者周有光先生百五高齡出版《朝聞道集》，論者以為此書不趨俗，不張揚，堪稱獨立思考、直寫心得的智慧之作。他致力學術畢生不怠的意志觸動了我，這也是使我勉力答應傅先生邀約而重拾日作的原因。

按傅先生的策劃，我還得提供一份概述治學簡歷和成果的短序，大概就是一篇學術人生的素描。這個方面我以往未細想過，現在試著勾勒一下。

我青少年時期，顛沛流離，讀書欲生很強烈，但未能獲得穩定的求知環境。平凡的家庭未曾給我書卷習氣的燻陶。那時是抗戰第一，個人成長也是時刻心系民族存亡。後來流亡到大後方，踫上逐漸興起的學生運動新潮流，青年人憂心國事，痛恨腐敗政治，自然被潮流吸引。可以說，我的青年時代，讀書求知的機會是靠自我奮斗，在縫隙中獲得的。讀書欲望雖然強烈，卻不存在學術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後來幾經折騰，試過幾個學科專業，終于落腳到史學領域之時，我充滿歡心和干勁，也由于缺乏堅同的學識基礎而戰戰兢兢。

我起初的落腳點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研究民國史，並不是我的願望。我以為，民國史是剛剛過去的眼見耳聞，研究民國史更多的是政治，不是史學。我身經苦難，本來是關注社會、關注現實的，只是我不願意自己涉及實際政治，也不希望在這個太貼近實際政治的領域里寄托學術生命。幸運的是，我身在民國史室，日常工作在先輩的指點下被安排參加近代史史料編輯，與現實有個距離。1952年院校調整，調人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余遜先生過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歷史系的斷代史教學工作，主要是秦漢史和魏晉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課程。

那個年代的教師，尤其是中青年，多數人都只能隨著政治運動的風向飄移，難得有寧靜治學和獨立思考的條件，業務長進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運動之余，把教學當做一小塊“自留地”，願盡心盡力耕作，一來為學生，二來也讓自己獲得一點教員的奉獻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卻是很大，常被批評脫離政治，這使自己長期感到壓抑。

學校也有科研任務。中國史的科研，風向所指，一是學術批判，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批胡適，但持續時間不長；一是意識形態強烈的五類課題的討論，向達先生謂之為“五朵金花”。批胡適，我被邀約，寫過批判“實用主義考據學”的文章，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當時自己是初生之犢，以無知而忝列“新生力量”，但心里並非無畏。我自知所懂甚少，跟著風向在政治上上綱上線，折騰一番，學術意義是談不上的，運動過後，事情也就忘記了。沒想到隔了近半個世紀，謝泳先生研究舊日批判胡適一案，點了我的名，說我當年所批“實用主義考據學”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就是我自己後來治學的門徑。謝先生的中肯批評使我自感慚愧。

關于“五朵金花”一類課題的研究，當時搞得熱鬧，我也不甘寂寞，暗白跟進，只是尚無把握，不敢張揚。我把範圍選定在階級斗爭（實指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在社會形態轉變中的作用這個方面。這並非新鮮問題，要想出點新鮮見解並不容易，搞不好很有可能被指責為異端。所以我著重找馬恩語錄來作支撐，寫成了幾萬字的草稿，尚未完成。正在此時，學校展開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被列入北大全校所謂批判“黨內專家”（這是北大某領導人自創之詞，意指以專家自恃的黨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不是真正的什麼專家）一案。那時風雲驟起，被批者和批判者都不甚明白這一案是怎樣搞起來的，反正是亂砍亂伐，上綱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披著理論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批判毫無理性，殘酷無情。最讓我吃驚的是，校領導在總結此案的大會上，競說出以後如果黨員中有誰再搞修正主義，就休怪要下手更重的威嚇語言。我預料還將在黨員教師中找所謂披著理論外衣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靶子，而我手上那篇未完成的文稿正適合批判的需要，于是就此機會偷偷把它燒掉，避免後患，心想以後決不再涉此類課題。

在等待發落的過程中，我為了匯報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心得，取毛選中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思想，寫成一篇歌頌農民戰爭的文章，調子很高，《新建沒》雜志印成大樣，準備刊出。稍後形勢變化，大局調整，輿論隨之降溫，文章沒有出爐，這一在被扭曲心態下寫下的表白性的違心之言，既誤人又傷己，如果發表出來，成為我自己學術檔案中的一頁，將會是我永遠的內疚，比起當年由于無知而亂批“實用主義考據學”，性質就不一樣了。

接下來，在全國調整時期，我在翦伯贊先生主編中國史教材這項上面抓得很緊的任務中，潛心編寫古代史的兩大段落，利用時機補讀了一些早該閱讀的書籍。這是難得擁有的平靜思考而又感到充實的幾個年頭。翦先生是非常關切我的長者，理解我的處境，對我調適心態幫助很大，我很感激他。只是他無從理解他自己的處境，不久以後就陷人大災難之中，令人悲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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