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詩的日子，不是日子過得像詩，而是頗有閑暇讀詩。因此讀了一些詩集，也想方設法讀了一些還沒有形成集子的當代人的詩。
我是不薄新詩愛舊詩，是新舊體詩都愛讀的，讀得多一些的，還是舊體。
年輕人多寫新體詩，老年人愛寫舊體詩。一般總是年輕人才愛寫詩，但“文革”後，老年人寫詩的特別多，新文學家寫舊體詩的特別多。
“詩窮而後工”，“文革”窮且亂。詩就更多了。
我不僅歡喜讀詩，也歡喜讀詩話。這是早年就養成的習慣。一部《唐詩三百首》，一部《隨園詩話》，讀得熟了。
讀得多，自己也就想寫，既寫詩，也寫詩話。寫詩是為了抒情，寫詩話是為了記下好詩，可以時時翻閱，也可以隨時公諸同好，讓也歡喜詩的朋友可以借閱、傳抄。
我認識和結交的新知舊雨，從事新文學的比較多，舊學宿儒較少，因此，也就接觸到比較多的新文學家的舊體詩。
我寫了一些詩，自知水平不高，秘不示人。寫了一些詩話，記的是別人的詩，不會妄自菲薄，相反，卻有了宣之于眾的沖動，就把它們送回香港，拿到《明報月刊》發表了。
在當時來說，我還沒有這樣發表的權利，卻有發表了就可能出麻煩的危險，因此用了一個筆名，由編者隨便賜贈，這就是“程雪野”，據說主要是一個“雪”字，不是雪野風光，是朋友的好意，望我昭雪。
當我還沒有閱讀和寫作的自由時（當然更沒有發表的自由），我在大都北京的一個胡同里幽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知道了胡同的名字，有條件恢復自由後我才知道那是《燕山夜話》的作者鄧拓居住過的地方。盡管事過境遷，我還是以此為榮，喜在心里。
當我有機會寫作、發表的時候，第一個（沒有第二、第三）也是唯一想到的，就是給它加上一個《燕山詩話》的名字了。
遺憾的是這些詩話卻沒有談到鄧拓的詩和別的一些我喜愛的作者的詩。原因多種，有的就是找不到。我曾經找過朱光潛的詩而無所獲，他談詩談得那麼好，但據說自己的詩詩味卻不怎麼樣，我有些不願意相信。
遺憾的是有些已經寫了的卻沒有收進這本詩話中，也是原因不一或者根本沒有什麼原因。
老實說，我這些詩話沒有什麼意義，有意義的是有關的詩篇，也提供了一些詩篇寫作的時代背景。
北京燕山，夏日將臨，不知為什麼，我卻像黃仲則般有都門秋思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