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色龍

喜事
她走了
釘子上
在理發店里
勸告
胖子和瘦子
變色龍
假面
普利希別耶夫軍士
苦惱
在法庭上
萬卡
幸福獻給亞·彼·波隆斯基
第六病室
掛在脖子上的安娜
套中人
醋栗
關於愛情
約內奇
出診
寶貝兒
公差
帶小狗的女人
在峽谷里
新娘

安·巴·契訶夫（1860—1904）出生於俄國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他的祖先是農奴。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以三千五百盧布的贖金換取了本人和家屬不再做農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親到了塔甘羅格市，成了一名店員，十余年後他自己開了一家小雜貨鋪。嚴厲的父親常常命令兒子們站櫃台、做買賣，所以契訶夫說自己小時候「沒有童年」。一八七六年，作家的父親因經營不善而破產，為躲債他悄悄前往莫斯科謀生，接著一家人亦相繼遷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訶夫一人在塔甘羅格，他靠做家教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度過了三年相當艱辛的生活。一八七九年，契訶夫進人莫斯科大學學醫。一八八四年，他大學畢業後在莫斯科近郊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和茲韋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農民、地主、官吏、教員等各式人物，這無疑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有良好的影響。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雜志《蜻蜓》第十期發表契訶夫的兩篇處女作：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長篇和中篇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麽？》。學術界普遍認為這是契訶夫文學生涯的開端。

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為筆名，寫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釘子上》、《一個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變色龍》、《普利希別耶夫軍士》。契洪特的這些優秀幽默短篇小說的內容深刻、形式完美。《釘子上》和《一個文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國的官場丑態：強者倨傲專橫，弱者低頭哈腰。蛆蟲般的切爾維亞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這種官場生活的產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別重逢，他們倆擁抱接吻，熱淚盈眶，但寒暄之間當了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兩個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頓時「蜷縮起來，彎腰曲背，矮了半截」，而當「胖子」向他伸手道別時，他只敢「握握三個指頭，—躬到地」。寫於一八八四年的《變色龍》告訴讀者，在沙皇俄國將軍家中的一條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奧楚美洛夫之流在有權勢者的家犬前搖尾乞憐，而對老百姓卻張牙舞爪。《變色龍》是契訶夫送給人世的一面鏡子，在百余年後今天在一些「現代人」身上還有著「變色龍」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至—八八六年間，契訶夫的視線轉向普通勞動者，描繪他們的痛苦和不幸。《歌女》描寫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恥地凌辱一個無依無靠的歌女。《苦難》是契訶夫在早期創作中實現的一次思想和藝術的飛躍，它的結尾（人向馬兒訴苦）十分強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國的世態炎涼。《萬卡》可以說是《苦惱》的姐妹篇。九歲童工的稚真心靈，他的學徒生活的苦楚，他對祖父和家鄉的眷戀——這一切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滲透，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

非凡的才華使契訶夫聲譽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學院授予他「普希金獎金」。從發表「第一篇小東西」到榮獲「普希金獎金」前後相隔僅八年半時間，俄國文壇上鮮為人知的契洪特變成了彼得堡的「紅人」契訶夫。從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訶夫開始寫劇本。《蠢貨》、《求婚》、《結婚》和《紀念日》等獨幕輕松喜劇在內容和筆法上接近於契訶夫的早期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將自己的短篇小說改編而成的。而在劇本《伊凡諾夫》中，契訶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八九○年春，身體贏弱的契訶夫萬里迢迢穿過西伯利亞，前往沙皇政府流放和懲罰犯人的薩哈林島。這是一座人間「地獄」，在這里契訶夫親眼目睹種種野蠻、痛苦和災難，這使他日益疏遠甚至否定那曾經占據他心靈達六七年之久的托爾斯泰哲學，也使他開始認識到為反動的《新時報》撰稿帶給他的只是「禍害」，並開始糾正自。己不問政治的傾向。也正是在這時契訶夫寫出了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說《第六病室》，將沙皇俄國影射為一座陰森的監獄。

—八九二年，契訶夫在梅里霍沃購置了庄園並在那里定居。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劇，尊醫囑遷居黑海邊的雅爾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間，契訶夫先後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巴黎等地治病、療養和游覽。一九○一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天才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婚。

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初為止，俄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矛盾激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契訶夫積極投身於社會活動。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契訶夫的民主主義立場和思想越來越堅定，而這正是他後期小說和戲劇創作的思想前提。他的小說和戲劇創作進入了全盛時期。他的中短篇小說涉及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重大問題。例如，《農民》、《新別墅》、《公差》、《在峽谷里》等作品所描繪的是當時俄國農村的貧困、落後和愚蠻，農村中的貧富懸殊和矛盾。這些作品也反映了勞動者的自發的不滿和反感。契訶夫的著名劇作《海鷗》、《萬尼亞舅舅》、《三姐妹》和《櫻桃園》也是在這個時期寫就的。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資本主義在俄國迅速發展，它提高了工農業生產力以及科學和技術水平，但同時也給廣大勞動群眾帶來了災害和苦難。《女人的王國》、《三年》和《出診》對此作了契訶夫式的反映。

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金錢的罪惡勢力滲透到俄國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小市民習氣腐蝕著人們的心靈。契訶夫一直是庸俗習氣的審判者，高爾基稱他是「庸俗的仇敵」。在《約內奇》、《醋栗》、《掛在脖子上的安娜》等晚期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筆觸暴露庸俗，剖析知識分子的精神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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