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生三大調

理想的火焰
理想的火焰
我治中國思想史的經驗
少小離家老大回
學思的歷程
我的學思歷程 上篇 作為學者
我的學思歷程 中篇 批判與探索
我的學思歷程 下篇 社會關懷
我的倫理思想
儒家倫理觀念的新檢討
自我概念與自我實現
自由、民主與倫理
附錄
從思想史研究到思想的創造與奉獻——作為學術史和思想史對象的韋政通 何卓恩

不熄的理想火焰——寫在“韋政通文集”出版之際

歌德曾說，“讀一本好書，就如同和一個高尚的智者在交談”。陳列在你面前的這部文集，就是當代中國（台灣地區）著名學者、知識分子、思想家韋政通先生以畢生心力和熱情，曲折探索和思考的結晶之一，是一部娓娓道來的傳統與現代相交響、作者與讀者相共鳴的好書。

自從西風東漸以來，社會轉型的歷史課題即在中國出現。圍繞是否需要轉型，采取何種路徑轉型，向哪個方向轉型等亟需解決的大問題，相繼出現幾個思想高峰。一是維新時代的“新舊”之思（圍繞變與不變、小變與大變而展開的思考與爭論），一是革命時代的“主義”之思（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之間的思想取舍），一是戰後和平年代的“現代化”之思（致力于傳統與現代的連接，個人、社會、國家價值的，均衡）。韋政通先生的思想，是以現代化為中心來展開的。

先生致思的時代，變革已成為共識，“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論調，不再能激起社會的漣漪；“主義”之爭由于半個世紀理與勢的競爭也已漸成定局，有略顯過時之虞；而在戰後和平發展的時機下，如何為海峽兩岸的中國締造一個光明的前途，遂成為最需要思考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尤其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的大陸思想界，開始全面討論現代化的道路，而在此之前約二十年，隨著台灣地區的經濟起飛，現代化已經成為討論熱點。韋政通先生便是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思想者之一。韋先生所討論的問題非常廣泛，最主要的興趣點是在傳統思想的現代轉化方面。

韋政通先生作為思想家，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一個異數，他的學術思想道路充滿坎坷和艱險。

先生出身蘇南一個小商人家庭，童年時如果按照父親的願望，繼承家業，依其天資，假以適當環境，或許會成為一個地方上較有實力和影響的企業家。但他不喜歡從商，竟違逆父親的意願，只身外出求學鎮江、南京、上海，屢經周折，也沒有讀成一個完整的學歷，而後又鬼使神差地跑到台灣去了。完全出乎意料，早期在台灣無依無傍的生活，竟然成了他學術生涯的起點。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不少在各自領域內頗有建樹的學者和思想人物，千載難逢地齊聚台島一隅，為他的學術生命提供了珍貴的營養和不竭的動力。勞思光、方東美、陳康、牟宗三、徐復觀、殷海光等學人先後成為他學術生命的澆灌者，一個依靠自學的青年，有此幸運，真可謂生命中的奇遇。

先生在台灣大學旁听方東美先生的“人生哲學”、“印度哲學”課，陳康先生的“希臘哲學史”課，每兩周參加一次牟宗三先生在台灣師範學院的“人文友會”，有時因缺車資，必須從火車站步行到台大和師院。“友會”是夜間舉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其間生活多次陷入絕境，有時僅賴院中木瓜充饑。依靠王船山精神的激勵和陸王學說的提撕，先生度過了早期的艱困歲月。

先生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在歷經數年跟隨牟宗三先生的“信仰之旅”之後，越來越感覺到不滿足，遂將自己置于超越師門情感，獨自探險的挑戰途程中。就在此時，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出現在先生的生活世界里。與殷海光先生的交往頗不同于和牟宗三先生的交往，“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認識他（應該說是崇敬他），不認識自己；在殷先生那里，我認識了我自己”（王贊源《韋政通教授訪問錄》）。

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涯，先生自認扮演過三種角色︰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做一個學者，是我年輕時的願望，其他兩種角色，絕非當年所敢想象，而是由于不尋常的學思歷程，和一些意外的人生機遇塑造而成。”先生的著述，按照這三種角色，可分為學術、思想和社會關懷三部分。具體說，學術部分，專題研究包括“苟子研究”、“朱熹研究”、“董仲舒研究”、“孔子研究”、“毛澤東研究”等，通史撰述包括《中國思想史》、《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體現學術通俗化的著作包括《中國文化概論》、《先秦七大哲學家》、《中國的智慧》等；思想部分，儒家思想批判著作包括《傳統的透視》、《儒家與現代化》、《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儒家與現代中國》、“儒家在台灣經驗中的角色”的系列文章等，從傳統到現代的思想探索著作包括“以傳統批判現代化”系列論文、《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反思》等，現代倫理道德問題探索著作包括《倫理思想的突破》、“當代倫理診斷與重建”系列論文；社會關懷部分，包括有關知識分子、台灣政治與文化、中國未來的系列論文。“著述等身”，也許可以用來描述先生勤奮筆耕的量，卻實在不足以概括先生蔚為大觀的學術思想成就和寵博氣象，不足以體現他貢獻給時人和後世的活生生的智慧。

先生以學術為生命，他的治學，最重客觀的精神。先生所獻身的學問，是面對活生生的時代問題的學問，他總是以開放的心態，面對中西文化和中西歷史，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固步自封。

先生以開放的心態，意識到“中國缺乏獨立的學統，缺乏為知識而知識、為真理而真理，和這個根本缺陷（邏輯、知識論不發達）是密不可分的。這個缺陷不但長期延誤了我國對西方文化的吸收，對中國文化的重建工作，也產生了很大的阻力”。先生此種說法，一方面點出了我國知識分子仍然難于擺脫的自封心態，同時也可看作是對牟宗三先生將儒家當成學問的努力和做出的杰出貢獻的再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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