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蒙如何起死回生︰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困境

自序
第一編 公共領域與知識分子
第一章 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社會
一 從“士紳社會”到“知識分子社會”
二 “知識分子社會”的公共網絡:學校、社團與傳媒
三 為何重建社會重心失敗?
第二章 “少數人的責任”:知識分子的士大夫意識
一 “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
二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
三 德性、知識與公共輿論
四 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吊詭結合
第三章 現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形態、功能與自我理解
一 現代中國兩種不同的公共領域
二 上海公共領域的形成
三 公共領域的最初結構以及演變
四 對公眾輿論的自我理解
第四章 都市空間視野中的知識分子
一 都市空間網絡
二 管理型公共領域與批判性公共領域
三 都市知識分子的特征
四 知識分子共同體與公共交往
第五章 從特殊走向普遍: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
一 專業和媒體知識分子的出現
二 知識界的討論與重建公共性的努力
三 普遍知識分子的虛妄性
四 特殊知識分子是否可能?
五 一種從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識分子理想類型
第二編 現代中國的思想傳統
第六章 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
一 修正的自由主義思潮
二 社會民主主義成為主流
三 兩類不同的自由主義者
四 戰後的自由主義運動
五 最後一次回光返照
第七章 在自由與公正之間: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
一 19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
二 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之弊
三 計劃經濟的幻想
四 對自由的新的理解
五 社會公道的原則
六 “師法英美”與“師法蘇俄”
第八章 從國的境界到自然境界: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一 國的境界:“國家至上是世界時代精神的回音”
二 力的境界:“力乃一切生命的表征”
三 自然的境界:“最根本的東西是宇宙”
第三編 世俗時代的正當與善
第九章 公共正義的基礎:研讀羅爾斯之一
一 多元價值與社會整合
二 羅爾斯的橫空出世
三 原始狀態與重疊共識
四 為什麼正當優先于善
五 作為正義基礎的自由主義
第十章 全球正義的倫理基礎:研讀羅爾斯之二
一 萬民法的底線人權法則
二 人權的多元文化淵源
三 萬民法的倫理依據
第十一章 兩個美國與政治自由主義的困境
一 美國的自由主義困境
二 為什麼正當無法優先于善？
三 兩個美國，兩種宗教
第十二章 在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之間
一 兩種自由
二 兩種民主
三 自由主義:“弱勢的民主”
四 共和主義民主的意義
五 第三種民主是否可能
六 公共意志與集體認同
七 市民與公民
第十三章 世俗化與超越世界的解體
一 世俗化帶來的物質救贖主義
二 超越世界解體之後
第十四章 世俗社會中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一 中國世俗化的歷史演變
二 世俗社會的物欲主義
三 自我中心的無公德的個人
四 世俗時代的精神生活
五 公共文化與核心價值
第四編 新世紀語境中的啟蒙及其反對者
第十五章 啟蒙如何起死回生？
一 啟蒙面臨的三大挑戰
二 啟蒙的內在復雜性
三 軸心文明與早期現代性
四 現代性的普世與多元
第十六章 近十年中國的歷史主義思潮
一 從1980年代的普遍理性到1990年代啟蒙的歷史化
二 挑戰普遍性:歷史主義的興起
三 爭奪普遍性:以中國崛起為背景
第十七章 富強的崛起，還是文明的崛起？
一 走向富強:一次西方精神的勝利
二 文明的崛起:中國準備好了嗎？

本書的主題旨在研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世界。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夢想，乃是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這個強國夢，經過一個半世紀幾代中國人的卓絕奮斗，幾經波折，在今天似乎已經實現了。中國的崛起，不再是一個願望，已經成為了一個事實，沒有人可以否認的事實。2008年北京奧運會、2009年國慶60周年大閱兵、2010年上海世博會，好戲不斷，真是一派盛世景象。

2008年的金融危機，西方世界開始衰退，中國繼續高速發展，一下子讓全世界聚焦中國。中國成為與美國同樣重要的世界大國。中國前駐法國大使吳建民說，中國現在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全世界都缺乏準備，我們自己更缺乏準備。這是一種什麼意義上的崛起，它從哪里來，又會走向何方？這些問題，讓全世界都非常迷惑不解。

要了解中國往哪里去，首先要知道是中國從哪里來，綿延了一個半世紀的強國夢之中，實際包含著兩個夢想，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在現代中國大部分歲月，一直是～個夢遮蔽了另一個夢:富強壓倒了文明。而在富強夢的背後，有一整套從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識形態，這就是19世紀末傳人中國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中國人的精神狀態，也造就了中國的現實。中國崛起之後，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從富強走向文明，如何實現一種既不脫離世界的主流價值、又具有中國特色的文明道路。

富強是一種追求，這追求背後要有精神動力，就是一種強烈的致富欲望，通過競爭和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滿足永無止境的內心欲望。這是歌德所描繪的近代人所特有的浮士德精神。這種致富的欲望和永不滿足的精神最早出現在西歐，但到了這個世紀之交，竟然在中國社會表現得最為強烈。過去的巾國人作為孔子的後代，作為重義輕利的儒教徒，雖然不看輕物質和民生，但並不認為富裕有什麼內在的價值，富裕只是實現大同理想的工具。個人生活的小康，有恆產者只是為了有恆心，成就個人的德性。金錢是重要的，但有比錢更重要的人生價值。究竟是什麼時候，中國人開始脫胎換骨，不再講和諧，而是講競爭，相信法家的那套富國強兵的理論，信奉永不滿足的欲望追求的？

這個變化，是從晚清開始的。甲午戰爭輸給日本，中國的士大夫開始覺悟，發現原來的學生日本之所以可以打敗老師大清帝國，原因是他們早一步脫亞人歐，不再講和諧，轉為講競爭，講優勝劣敗。于是到19世紀末進化論由嚴復引進了中國，不到數年，風靡神州，成為中國人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達爾文的進化論研究的是自然界的進化，他有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認為人類的進化與自然界的進化不同，有人類社會獨特的倫理規則，但另外一位信徒斯賓塞，卻發展出了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鼓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規律，不僅適用于自然界，而且人類社會也是這麼進化的。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是赫胥黎的書，介紹的卻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思想。進化論進入中國以後，整個中國上上下下為之沸騰，大家都信奉競爭是世界的公理。只有通過競爭，民族才能復興，個人才能進步。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套新的宇宙觀，它與過去儒家所講的宇宙觀有什麼區別呢？儒家的宇宙觀主要核心是倫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類社會也應該遵循和諧的倫理德性。但進化論不一樣，它的基礎是牛頓的機械宇宙論，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諧，而是競爭。看誰有力量、有物質實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擁有了這些力，就會成為競爭的優勝者。晚清的著名士大夫楊度，鼓吹“金鐵主義”，金就是黃金，經濟富民，發展工商業，鐵代表的是軍事，走富國強兵的道路。他學的是當時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從晚清經過中華民國一直到今天，雖然歷次朝代文明的日標有變，但對富強的追求一以貫之，從來沒有中斷過，即使在毛澤東的革命時代，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強國，也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文革”的重要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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