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的歷史軌跡

序︰日本文化研究所創業簡史
上編 隋唐至宋元
王勇︰天台入唐僧與書籍之路
——以國清寺為舞台的書籍交流
吳玲︰9世紀唐日貿易中的東亞商人群
葛繼勇︰日本古代的國史編纂機構及人員構成
——以《日本書紀》為中心
李美子︰從日本文獻看渤日間的貿易
（日）水口干記︰“書籍之路”概念再考
——王勇說的批判性繼承
方琳琳︰從律令制角度看日本衣服令
董科︰平安時代前期疫病初探
——以“六國史”中記錄為中心
（日）半田晴久︰日本史中的入宋僧
——平害時代史之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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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編 明清及近代史

回顧本所的創業史，光隸屬大學就“一波三折”︰研究所創辦于1989年，當時取名“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杭州大學並入浙江大學，研究所隨之更名為“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2004年主要成員分批離開浙江大學，重新組建後稱“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

一、杭州大學時期

杭州大學時期屬于草創時期，當時在校內被戲稱為“三無”機構︰無專職編制、無辦公經費、無固定場所。我這個主任經常到處借空屋接待來客，諸如郵寄信件、復印資料、購買書籍等，一概自掏腰包。

改革開放以後，浙江的民營企業、鄉鎮企業發展神速，對傳統的計劃經濟形成巨大沖擊。這股風也透過門縫刮進校園，攪得書生們心緒不寧。一方面是吃慣大鍋飯的傳統研究機構經費縮水，度日維艱；另一方面經濟、法律、外語等走紅學科各受青睞，卻無法在死板的科研體系中佔得一席之地。

杭州大學沈善洪校長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學者型管理者，他大概參照了在商品經濟洪流中異軍突起的民營企業模式，允許各學科教師自由組建研究機構（當然要履行一系列手續），但學校不給予編制、經費、場地支持，任其優勝劣汰。 一時間，校園里各種名目的研究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屬于比較異類的。有人質疑︰“日本沒有文化，研究它干嗎？”有人告誡︰“很多研究機構有企業撐腰，你搞的冷門撐不了多久。”風言風語雖多，我當時銘記的是沈善洪校長的一席話︰“給你五年時間，如果成績卓著，脫穎而出，可以考慮給予獨立編制。”

五年一晃眼過去了，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連續五年申請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項目，同時申請到國家教委課題兩項、浙江省社科基金課題一項、日本野村財團課題一項，並與日本山口大學合作申請到日本文部省課題兩項，累計申請課題十一項。此外，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六次（其中四次與日本神奈川大學共同舉辦），出版著作十一種（其中王勇主編的《中日漢籍交流史論》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鑒于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創辦以來取得的突出成績，1993年6月被浙江省教委指定為省級研究機構。

沈善洪校長沒有食言，記得是1994年10月召開的黨政聯席會議上，讓我去匯報、陳述，當場拍板升級為具有獨立編制的研究所，定編三人（我從外語系要了王寶平任副所長、從後勤部門要了胡銦做行政秘書），從新建的“召�逸夫科技館”中撥出約50平方米作為辦公場地。研究中心自此摘掉“三無”帽子，更名為“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而且有了專職編制和固定場所，但學校依然不撥辦公經費，所以還是個“國有民辦”機構。

此後五年，研究所步人快速發展時期。有關中日書籍交流的國際會議、合作研究，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廣泛關注。尤其是代表研究所最新成果的《日本文化研究叢書》（杭州大學出版社）、《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日本大修館書店）陸續推出，在目本學研究領域佔據了一個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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