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

第一章 以俄為師
一 改進與改組
二 三民主義為體，俄共組織為用
第二章 知識青年與國民黨
一 黨員的社會構成
二 基層組織的實態
第三章 從“容共”到“容國”
一 國共對相互關系的表述
二 中共口號的魔力
三 上層國民黨，下層共產黨
第四章 裂變︰全代會與黨統之爭
一 粵“二大”與滬“二大”
二 中央特別委員會
三 改組派與“三大”
四 擴大會議與非常會議
五 “四大”的分合
六 蔣汪合作與“五大”
第五章 蛻變︰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
一 清黨與逆淘汰
二 黨民關系與階級基礎
第六章 工人、資本家與國民黨
一 勞資糾紛案例
二 勞方、資方與黨方
三 《勞資爭議處理法》的修訂
四 兩不討好
第七章 黨治與軍治
一 中政會與中常會
二 重軍輕黨
第八章 黨政關系︰黨治在地方層級的運作
一 黨政分開
二 雙重衙門的權力之爭
第九章 政治錄用︰黨員對政治資源的控制程度
一 黨義治國還是黨員治國
二 入黨與入仕的關聯
第十章 黨的派系化與派系的黨化
一 力行社︰派系黨化
二 CC系︰黨與派的雙重面相
三 支撐與內耗
第十一章 戰前黨員群體分析
一 上層有黨，下層無黨
二 黨員的社會構成
三 不好意思公開承認是黨員
第十二章 黨、政、團︰戰時體制的調整
一 三青團︰黨外造黨
二 學而優則仕，學而不優則黨
第十三章 戰爭泥淖中的黨機器
一 黨勢擴張與黨員構成的變化
二 戰時黨員吸納機制
三 基層︰空、窮、弱、散
第十四章 “六大”前後的派系政治與精英沖突
一 中央委員的派系構成
二 派系、代際沖突與體制內的自省
三 革新與自省的限度
第十五章 弱勢獨裁政黨的歷史命運
一 二十年之預言
二 軍權唯大
三 弱勢獨裁
征引文獻

20世紀前半期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最顯著的變化，是從傳統王朝政治體制向現代黨治體制的轉型。國民黨政權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黨治政權。它的建立，標志著中國政治形態在漫長的王朝帝制崩潰後，中經民初軍閥政權的過渡，開始向一種新的黨國體制轉型。中國從此步入黨治時代。

國民黨執政20余年。以西方議會政黨輪流執政的標準衡量，一黨連續執政20多年相當難得。但如依中國傳統王朝統治周期而論，執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個短命王朝。國民黨黨治為什麼這麼快就趨于衰朽？這幾乎是所有研究國民黨黨史者均難以回避的一個終極問題。

自國民黨執政以來，最受貶評和非議的要算其一黨獨裁的黨治形式了。一黨獨裁不大得人心，但未必脆弱和不穩定。據亨廷頓的研究，在“二戰”以後新起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中，一黨制較之多元政黨體制更趨于穩定。

在人們的觀念中，獨裁常與強權相聯系。實際上，獨裁政黨亦有強弱之分。國民黨是一個老黨，一個大黨，卻從來不是一個具有嚴密組織和高度內聚力的政黨。國民黨雖然具有強烈的一黨獨裁和政權壟斷意識，但其“黨力”相對于中國的國家規模而言，並不強大。黨機器長期處于派系紛爭和軟弱渙散狀態，其離散而有限的“黨力”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它“訓政”的力度。國民黨只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這樣的黨如果沒有強勁的競爭對手，也許還能勉強維持其統治，但它所面對的恰恰是一個具有高度社會動員能力和組織內聚功能的中國共產黨，其命運也就不卜可知了。

政黨史的研究對象，可大而別為兩個方面一是“黨治史”，一是“治黨史”。“黨治史”主要指一個政黨從事政治運動和政治斗爭的歷史。對一個執政黨而言，則主要表現為控制和行使國家統治權力的歷史。而“治黨史”則主要指一個政黨自身組織建設、組織管理和組織發展演變的歷史。應該說，無論哪一個政黨的歷史，均不外乎“黨治”與“治黨”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只有同時關照這兩個方面，才是一部相對完整的“黨史”。

鑒于既往國民黨黨史研究較多關注“黨治史”的一面，本書擬以國民黨“治黨史”為中心，試圖對國民黨黨機器的運行機制和組織形態的若干側面作一考察，著重探討國民黨的組織結構、黨員的社會構成、政治錄用體制、黨政關系、派系之爭與黨內精英沖突、黨民關系與階級基礎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嘗試從社會史的視角切入，將政治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將國民黨黨史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變遷的歷史背景中來描述。

本書研究時限設定在1924—1949年。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是國民黨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模式之引入；二是“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黨治”理論成為定制。1924年以後，國民黨由一個區域性的執政黨逐漸發展為一個全國性的執政黨，直至1949年衰敗。在此期間，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和運行機制對該時期中國政局的演變有何影響，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資料來源上，本書主要依據國民黨自身形成的文獻檔案和出版物，同時兼顧和參考體制外各方對國民黨的觀察性言論。盡管國共之爭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但目前海峽兩岸學者對這一段歷史的看法還存在較大分歧，其中難免潛存兩黨意識形態之爭的余緒。鑒此，筆者在寫作過程中，盡量約束自己不作無史料根據的議論，敘事立論力圖提供較為充分的事實依據。

本書是在博士後報告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1993年我從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調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工作，並從章開沅先生攻讀博士學位．1997年秋獲得博士學位後，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研究，出站後留所工作。在此修業問學期間，得到導師章開沅先生和楊天石先生的悉心指導。在此謹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在本書撰寫和修改定稿過程中，曾業英、張海鵬、耿雲志、虞和平、徐輝琪、劉志琴、汪朝光、徐思彥、楊奎松、茅海建、馬勇、馬敏、朱英、徐秀麗、黃春生等教授，或給予觀念和學理上的啟發指引，或詳予審閱和指正初稿，本人獲益良多，衷心銘感。近代史所博士後站、科研處、圖書館的各位同仁對筆者給予多方面的關心和支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馬振犢、曹必宏、郭必強、張克森等先生為本人查檔給予特殊關照。謹此一並深致謝意。

多年來，內子萬菁對筆者的研究和寫作一如既往地給予支持；初長成的女兒對其坐冷板凳的父親亦能予以同情之理解。本人得以專心問學，與這種“小環境”不無關聯。

感謝華夏英才基金為本書提供出版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