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美術故事

歐洲美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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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畫廊

對亨德里克‧威廉‧房龍(1882～1944)無須多加介紹，他的書的中譯本早已鋪天蓋地。關于他的生平，在這里只需要簡要說說以下五點。

第一，房龍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蘭的他求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在慕尼黑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後加入美國國籍，娶了一位美國上層社會的小姐為妻。英語並非他的母語，他說英語始終帶著濃重的荷蘭口音，但他卻用英文寫作並成為著名作家。他在美國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歐洲人。只是當納粹瘟疫橫掃歐洲，隔絕了他與歐洲的聯系之後，他才明確地稱自己是美國人。

第二，房龍是多產作家，自處女作《荷蘭共和國的衰亡》到去世後出版的《未完成的自傳》，他連寫帶編帶畫完成了40多本書。如此之高產，授予他“寫家”的稱號當之無愧。從書的內容看，房龍主要是“歷史寫家”。

第三，房龍是暢銷書作家。做暢銷書本來就不易，把歷史做成暢銷書在當時的出版界堪稱奇跡。房龍的書名列暢銷書榜的有《人類的故事》、《房龍地理》、《藝術》等，其中《人類的故事》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龍是堅定的入文主義者。正像歐美文學專家錢滿素女士所概括的，貫穿房龍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寬容和進步”，“他的目標是向人類的無知與偏執挑戰”，“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識與真理，使它們成為人所皆知的常識”。他以一本《我們的奮斗》向希特勒公開宣戰，歷史學家的預見和責任感促使他成為反納粹的斗士。

第五，房龍講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識修養自不必說，他頗有畫癮，會拉小提琴，喜歡社交宴飲活動，談吐風趣，交友廣泛。個人的品位和情趣，決定了他的書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層次和耐人尋味的文化意義。

寫歷史書的美國作家肯定不少，美國讀者為何選擇了房龍？因為當時的美國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與舊大陸(歐洲大陸)的關系。盡管他們時常為大洋隔絕開那個大陸而感到慶幸——那里的麻煩不會蔓延到“獨立”的美國，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進行著重塑，美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想重新找回與舊大陸的精神聯系。讀書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稱職的溝通者和引導者脫穎而出。于是他們選中了房龍——一個有深厚歐洲背景的美國作家，一個能把歐洲歷史文化講述得生動活潑、趣味盎然的學者。

房龍的使命並不輕松，大題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讀者為對象(其實大批成年讀者都在讀他的書)、圖文結合、語言風趣是讀者給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這個基本定位的書就暢銷，如《人類的故事》、《房龍地理》、《藝術》。偏離這個定位的房龍作品往往受到讀者的怠慢。作為精力充沛的多產作家，他一而再地k-嘗試拓展新的空間，從傳記小說、寓言漫畫書到政論著作，卻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銷量問題，但就房龍這樣的歷史寫家而言，銷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讀者對其作品的認可程度。他內心既要裝著讀者的需求，又要裝著自我表現的欲望；不顧前者他的書就沒了暢銷的前提，缺乏後者他的書就喪失了生命力。他那幾部名作的誕生都是在兩者之間找準平衡點的範例。

時隔40年，中國讀者為何仍選擇房龍？因為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國處于跟當時美國相似的境況之中。中國要擺脫長期與西方世界隔絕的狀態，努力要在經濟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對西方文化關注的缺乏就凸顯了出來，政治風向標下的片面闡釋嚴重妨礙了中國與外部世界進行實質性的溝通。盡管以時尚內容為代表的歐美表層文化在中國“搶灘”，表面上熱熱鬧鬧，實際傳達的文化內容卻支離破碎，無法在中國人面前拼湊出西方文化比較完整的圖景。正是在這種環境下，中國讀者很偶然地重新發現了房龍。

第一次對房龍的發現是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幾乎每一部房龍較重要的書問世，都能在當時的中國听到反響。郁達夫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開端》)中譯本作序，認為房龍文筆的魔力在于將文學家的手法拿來用于講述科學。曹聚仁多次強調《人類的故事》對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再沒有別的書這麼吸引他了。《萬能的人》(即《奇跡與人》)中譯本序言中指出房龍的這本書是“我國人民的暮鼓晨鐘”，“在不注意發明的中國，把這本書譯過來是對癥下藥，特別相宜的”。徐懋庸在《申報》發表雜感熱情推薦《房龍地理》，稱他是把這部書當小說來讀的。這部大書竟有三種中譯本幾乎同時問世。《聖經的故事》中譯本特地刊登房龍給譯者的回信。當時已54歲的房龍在回答“為什麼寫作”這個問題時指出︰“主要是因為我痛恨虛度時光和徒勞無益的暴虐。由于這兩種令人不快的品性都產生于愚昧無知，我便想寫書給普通男女讀者和孩子們看，他們會從中學到他們所處世界的歷史、地理和藝術方面的背景知識。我並非一門心思要把歷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歷史‘人性化’……”

房龍的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量譯介，到了80年代現成地拿來是再自然不過了。選擇房龍而不是外國別的歷史作家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但這種“拿來”不是僅供一時的懷舊或臨時的將就，而是“熱讀”和“熱銷”了近30年，這樣一來偶然中就有其必然了。房龍的作品淺顯而不膚淺，坦誠而不偏執，生動風趣而不故弄玄虛。人們從房龍書中體味到的文化情感和歷史感受，學究式作家同樣大部頭的作品根本無法企及。因此，中國讀者對房龍的青睞，恰好證明他的書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歷史文化的入門渠道。他將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歷史地理以“人類的故事”、“人類的家園”為線索來貫穿，異常開闊的眼界令習慣于閉門思考的中國讀者深受感動，因為在這個線索之中，中國的歷史文化天然地納入了人類發展的脈絡。他對寬容的呼吁，凝聚了他對西方漫長的不寬容歷史的反思，這種呼吁在中國讀者對歷史和慘痛經歷的回眸中更是贏得了強烈的共鳴。一家美國報紙在刊登房龍去世消息時，用的標題是“歷史成就了他的名聲”；而在中國讀書界，歷史成就房龍的書成為長盛不衰的經典。

盡管房龍一生都處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這位作家的價值不只是商業方面的。正是他讓無數的人走進了原先他們不敢奢望走進的高雅文化和異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當熱心的向導，你從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預先背出來的干巴巴的解說詞，而是一個接一個生動的故事。說到興頭上，他就邊講邊畫，寥寥幾筆，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啟迪你深層次的思考。原來歷史也有如此活潑的個性！房龍作品的許多讀者都這麼驚嘆過。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與讀者的距離，讓讀者信任自己，彼此視為親密的朋友。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只能視這種願望為奢望。他們無法做到的，房龍卻做到了。凡讀過房龍作品的，都會對他那一見如故、親和坦誠的姿態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兩批推出共14冊(收入17種著作)的《房龍文集》，在房龍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筆，為讀者擺下了一桌房龍原汁原味的人文主義盛宴。如今他們又對房龍的作品進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選，補入慷慨激昂的政論《我們的奮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龍手繪畫集，推出一套能體現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龍》。這次對房龍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讀、喜歡讀、值得讀的“親民”路線，把厚書變薄書，把叢書變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讀者的閱讀習慣。這無疑是中國眾多“房龍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國房龍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龍會很高興，因為這恰恰是要把房龍一貫的做書理念發揚光大。

作為《典藏房龍》叢書熱心的推薦者，筆者自認為跟房龍緣分不淺。

首先，是“房龍”這個名字引領我邁進了文學翻譯的門檻。我翻譯的第一本書是房龍創作的傳記小說《倫勃朗的人生苦旅》，接著又譯了房龍未完成的自傳和房龍之子寫的《房龍傳》，還編譯了《房龍精選集》，從此在譯書的路上一發而不可收，梭羅、庫切、卡波特、多麗絲‧萊辛……這一連串文學界閃光的名字，成為我艱辛“譯路”上的一個個驛站。

其次，是房龍啟發了我做書的理念，是房龍示範了一種品味歷史文化的方式。雖然我畫不出房龍那樣生動活潑的插圖，但我編寫了一系列圖文並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書。像房龍那樣，這些書力求能循循善誘地為讀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學者權威的長臉一味灌輸。

再次，由房龍引出了我對這位也許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歷史寫家的一通學術追索。我認真地研究起專寫非虛構暢銷書的房龍。于是就有了《房龍與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出版界》、《品嘗老房龍的人文主義盛宴》、《房龍四題》、《房龍︰大象風格的歷史寫家》一系列文章在報刊上發表。

沒想到從《房龍文集》到《典藏房龍》，十年構成了一個循環。隨著《典藏房龍》進入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的議事日程，我在協助策劃這套叢書的同時，還受命翻譯《我們的奮斗》和編寫《房龍手繪畫》。我感覺又回到“初識”房龍的那個時候，仿佛找回了當時“初生牛犢”的激情。盡管向希特勒宣戰的房龍沒有心思為《我們的奮斗》畫一張插圖，但我卻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一本充滿圖片、歷史感、可掬可捧的《我們的奮斗》。把房龍的書做成意味雋永的經典……也許這是我發自內心地對房龍的感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