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貫通諸說、橫通條暢的“通論”之名，本多見于經學著作，如東漢沛獻王輔作《五經論》，時號《沛王通論》（《後漢書》卷四二《沛獻王輔傳》），又晉束皙有《五經通論》（《晉書》卷五-《束皙傳》），而清人姚際恆之《詩經通論》及皮錫瑞之《經學通論》，其尤著者也。以通論形式討論詞學，當始于張炎的《詞源》。其“上卷詳論五音十二律，律呂相生，以及官調、管色諸事……下卷歷論音譜、拍眼、制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詠物、節序、賦情、離情、令曲、雜論、五要十六篇，並足以見宋代樂府之制”（阮元經室外集》卷三《四庫未收書提要》）。如果再加上反映張炎論詞之旨的陸行直《詞旨》一書，可謂共同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橫向的宋詞研究體系。明清以來，詞話盛行，通論體式反而隱沒不彰。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先後出現了兩部以通論為名的詞學著作，即吳梅所著《詞學通論》及薛礪若所著《宋詞通論》。《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詞籍介紹》謂《詞學通論》“先論平仄四聲，次論韻，次論音律，次論作法。……自第六章以下，論列唐五代以迄清季詞學之源流正變，與諸大家之利病得失”。其書前五章確為從體制、音律與作法方面橫向展開，但佔全書篇幅四分之三的後四章，實為一部縱向的簡明詞史。而薛礪若的《宋詞通論》唯第一編總論涉及“作家及其詞集”、宋詞之社會內容、詞風、宋代樂曲諸方面，其余六編則將整個宋詞分為六個階段予以分別評述，這部分就完全是宋詞史的結構脈絡了。
通淪形式和詞史形式，代表了詞學研究的兩種主要思路，大體而言，詞史重在條貫，通論意在橫通。但它們並非截然兩歧的方向，而是互為補充的。沒有橫通的視野，詞史易流于僵化簡略；缺少條貫的史識，通論亦難免瑣碎空疏。通論的長處在于可以針對某些重要的詞學現象與問題作專題性的、較為透徹的深入研討，並通過若干專題的展開與討論，反映詞這種文學一文化樣式在一個時期的整體面貌與重心所在。因此，面對不同時期的詞，通論的寫法是可以不同的。對于研究唐宋時期的詞而言是關鍵的、不可或缺的問題，卻未必是其他階段詞的重心所在。如本叢書中《唐宋詞通論》與《金元詞通論》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有所差異。詞的起源問題必須在
有鑒于此，我們編撰了這套《歷代詞通論叢書》，分為《唐宋詞通論》、《金元詞通論》、《明詞通論》、《清詞通論》及《近代詞通論》五部。其中前兩部已有成書，此次增訂重版，其余三部亦將陸續面世。這對于新世紀詞學的進一步發展，或不無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