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

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緣起說明 陳玨
前言
第一部分:唐代前半期的佛教（618—762）
導言
高祖統治時期（618—626）
太宗統治時期（626—649）
高宗統治時期（649—683）
武後篡位時期（684—705）
中宗統治時期（705—710）
睿宗統治時期（710—712）
玄宗統治時期（712—756）
肅宗統治時期（756—762）
安祿山叛亂對佛教之影響
淨土宗的發展
第二部分:唐代後半期的佛教（762—907）
代宗統治時期（762—779）
德宗統治時期（779—805）
順宗（805）與憲宗（805—820）統治時期
穆宗（820—824）與敬宗（824—826）統治時期
文宗統治時期（826—840）
武宗滅佛時期（840—846）
宣宗統治時期的佛教復興（846—859）
唐朝末年的佛教
參考書目
索引
譯後記

一

“漢學”研究的主流，在二次大戰前後，出現了一場從歐洲為代表的“典範”，到美國為代表的“典範”的大轉移（paradigm shift）。

近三十年前，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1925—2006）先生應邀從英國到美國，由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轉任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漢學”講座教授。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這在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波瀾壯闊的“典範大轉移”的過程中，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

然而，這樣一位宗師級人物的其人其書其貢獻，長久以來，在中文世界里，卻鮮為人知。這一方面是由于杜公為人十分清高，十分低調，不事張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錯綜復雜的西方漢學的學術史，在中文世界中至今還仍然是一門十分年輕的學問，剛剛才起步。然無論如何，這都不能不是一件令人十分遺憾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像不了解費正清，就無法全面了解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的諸種重要面相一樣，不了解杜公，人們對上述“典範大轉移”的了解，也會打上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正為如此，我有感而發，在2006年1月14日香港《文匯報》副刊上，以《不該忘卻的杜希德》為題，寫了如下一篇短文，對杜公溝通英美學界，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促成漢學典範轉移的三大里程碑式的“名山”事業，略作簡述︰

世紀交接的時候，《華聲報》評出“影響中國20世紀的百位外國人”，有外交官、作家、實業家、漢學家和政客等等，很有參考的價值，然而這個名單也有可討論的地方。就美國漢學家而言，已故的哈佛大學的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鼻祖費正清（John Fairbank）和耶魯大學研究中古文明的芮沃壽（Arthur Wright）均在其列。如果這兩位夠資格，也許不應該漏掉目前尚健在的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杜希德是二十世紀後半葉西方公認的唐史學界和中國通史學界的領軍人物，一代宗師，其自訂漢名原為杜希德，但因其在中文世界中（包括港、台、新、馬），久以崔瑞德名世，他本人亦只好采默認態度。杜氏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第六任漢學講座教授（首任為英國近代漢學鼻祖、晚清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漢學講座教授，除了在國際唐史研究中多劃時代的貢獻外，一生最重要的領導二十世紀後半葉漢學研究學術潮流的成績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與費正清合作共同主編15卷本的《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杜氏負責大部分，為第一總主編，費氏負責小部分，為第二總主編。這套里程碑式的英語學術性中國通史，與其他各種“劍橋史”一樣，其要求十分嚴格，數十年而磨一劍，至今尚在繼續出版中。

其二，在二次大戰後接編“原籍”德國的歐洲漢學名刊《泰東》（Asia Major），該刊後又隨杜氏迂往美國普林斯頓，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杜氏退休為止。《泰東》在二次大戰前與法國的《通報》（T’oung Pao）同為歐洲最重要的兩大漢學學報，在杜氏手中變得更加多姿多彩，甚至在其退休後，該刊編輯部轉到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改主編制為編委會制，仍由杜氏任首席編委，現在依然不失為國際漢學界頂尖學報之一。

其三，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為劍橋大學出版社主編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叢書，其中文直譯雖為《劍橋中國歷史、文學與制度研究》叢書，但杜氏為其確定的叢書漢名是《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由海外名書法家張充和題寫，冠于每卷的卷首，經過數十年連續推出重要研究成果，在漢學界的影響深遠，已經成為一種經典。不少今天英、美漢學界的重鎮，當年均曾經受杜氏識拔，將其成名專著收入該叢刊首先出版。這些今天的漢學界成名人物包括英國劍橋大學現任漢學講座教授麥大維（David MacMullen）、美國耶魯大學教授Stanley Weinstei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Robert Hymes、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講座教授Nicola Di Cosmo、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凡）森（英國皇家學會會士和台灣中研院院士），以及已故的華裔美籍學者黃仁宇（黃氏當年以一部《萬歷十五年》贏得國內讀者青睞，從此其書暢銷不已，而在其身後出版的長篇回憶錄《黃河青山》中有對杜氏的知遇之恩的詳細記載）等。他們當年初出茅廬的首部專著，都是通過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而一舉成名。

杜氏現隱居劍橋，不見外客，但繼續在主編《劍橋中國史》，而前來拜訪的門生故舊仍絡繹不絕。

文章刊出，我當時正遠在新西蘭任教，當收到樣報，已是次月上旬，即航郵一份到劍橋，沒想到約兩個星期後，忽然傳來杜公2月24日因心髒病發、與世長辭的消息。人生之無常，大樹之飄零，令人感慨無已。所幸者，杜公所留下的上述三大里程碑式的貢獻，卻將長久作為瀝史的見證，與二十世紀的漢學同在。

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在杜公以上的三大遺產中，除了
近日接到出版社電郵，稱《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在明年一月開始，就要陸續與讀者見面了，讓我寫一篇“緣起說明”。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明年二月已是杜公逝世四周年了，令人感慨無已。

這篇文章，本來想從當年協助杜公籌備中文版的所見所聞出發，結合我目前正在進行的漢學學術史的研究計劃，比較全面介紹這套叢書在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中的地位與作用，然如此一來，便要寫成數萬言的論文，決非一篇“緣起說明”的篇幅，所能包括。因此，這里只好先在總體上對杜公與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的關涉略作簡述，然後再集中筆墨，就他如何三十年如一日，通過編輯《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為推動上述“典範大轉移”的完成，培養大量杰出學術人才所花費的心力，舉幾個例子。換言之，此處只是以龍鱗豹斑，稍窺全貌，與讀者分享。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尚祈諒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