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問題爭鳴集(1990-2010)

總序
國學︰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代序)
觀點爭鳴
九十年代國學論爭
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散記
二十一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
國粹‧復古‧文化——評一種值得注意的思想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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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熱”與”國學熱”
國學研究、意識形態和百家爭鳴——向湯一介先生請教
九十年代步履維艱的“國學”研究——“國學熱”與傳統文化研究的問題
從“文化熱”與“國學熱”的觀念轉換看傳統文化研究路向
人民大學國學院之爭
重估國學的價值
評紀寶成校長的“重振國學”論
國學︰研究則可，弘揚不必
國學，既需研究，更需弘揚
復興國學正其時
中國文化的邊界
“國學”名義簡論——兼與薛涌博士商榷
有效邏輯與文化意識——回應薛涌于紀寶成校長的回應
關于“國學”︰超越“1840”以來的“集體無意識”
回到未來，循本開弘︰我看國學熱
國學，我們能期望什麼？
“國學”質疑
質疑《“國學”質疑》
從“文化熱”到“國學熱”的反思
天涯並不遙遠——杜維明與陳來縱論國學如何走向世界
國學學科、立場與方法之爭
國學何為？
創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國學
國學的當代形態與當代意義
建立馬克思主義新國學觀和新國學體系
關于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
論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評劉澤華先生王權主義的“國學觀”
“民貴君輕”是帝制的統治思想——從當下的“國學觀”之爭談起
歷史的誤讀與歷史觀的偏頗——與劉澤華、張分田二先生商’榷
也談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與梁濤先生商榷
國學的價值評估與文化辯證法
王權、君道與國學——與劉澤華諸先生商榷
怎樣界定和弘揚“國學”？
對于《關于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的質疑
國學之爭的實質是傳統文化的理解問題——劉澤華王權主義敘事質疑
國學、儒學的詮釋與重建
理論縱深
國學與當代文化
要注意研究九十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中華文明的現代復興和綜合創新
超越舊國學，建構新國學
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保持中國文化自主性——文化、社會價值如何轉化為政治實踐
中國文化的危機及其解決之道
開放的傳統︰從保守主義的視角看
當代中國社會思想︰國學熱和文化保守主義
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國學、實驗主義與中國文化的重建
從歐美視角看體現中國軟實力的“大國學”
國學與現代學術
超越合法性危機與重振國學
國學與中國哲學之間是何種關系？
論國學
論爭“國學”
國學︰從書本走向生活
國學是一門學科
新國學之路——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
“國學學科問題”高端訪談(上)︰該不該為國學上戶口？
“國學學科問題”高端訪談(下)︰國學學科可從試點做起
學科級別與“國學學位問題”——試評《學科專業目錄》
把國學列為一級學科不妥
國學應該列為一級學科——與《把國學列為一級學科不妥》的作者商榷
可以把國學列為一級學科
重建中國學術的通性基礎
國學與啟蒙
超越啟蒙心態
“國學熱”中話顧準
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寫在即將到來的新人文運動前夜
中國需要文藝復興，還是別的運動？
我們的尊嚴在于擁有價值理想
道德重建、社會建設與個體尊嚴
“個人”的精神成熟與“中國文藝復興”
要啟蒙，不要蒙啟
在繼續啟蒙中反思啟蒙
繼承五四的憂患、擔當、包容、改造意識
“國學熱”中迎五四
激進與保守之間——“五四”九十周年回望
啟蒙如何雖死猶生？
經學與國學
新經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
國學與經學的幾個問題
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儒家經學的歷史作用——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
活的經學和僵死的經學史研究
中國思想的轉向與經學問題
與其爭奪話語權，不如回歸經學傳統
經學的缺席︰失落了的國學研究
再續中國經學學術傳統

“國學”二字，可謂最近十余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大熱詞。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國學熱一直伴隨著激烈的爭論︰“國學”是什麼？于當今社會究竟價值幾何？弘揚國學與五四啟蒙是否矛盾？這些跨越世紀的追問，一直是值得每一個關心中國文化未來走向的知識人認真思考的大問題。

毫無疑問，國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固有之學。按照胡適的理解，國學即以中國過去一切的文化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國故學”。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國故固然構成了國學的研究對象，但國學之興，卻又更多地源自晚近以來西方文化的照鑒與刺激。因此，國學概念不僅在內容上包含著時間維度之“故”，亦在態度與方法上關涉著空間維度之“西”，“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因此，與其說國學是傳統學術文化的緒余，倒不如說它是中國現代性發展的必然，是傳統學術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尋找自身位置的一種努力。也正是這一時空交錯的彷徨，決定了國學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必須在古今中西的復雜坐標中尋找棲身之處的困頓處境。

西方近代的問世，首先是近代精神獲得普遍的心靈認可，然後才是它以理性的方式在政治、經濟領域的散射︰文藝復興使人作為精神的個體被重新發現，宗教改革則把被解放出來的生命沖動引向新的秩序，個人主義與理性主義從而攜手使文化啟蒙完成了向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衍伸。最後，物質文明的源源流出不過是水到渠成。中國則反其道而行之︰從“技”的自覺，到“政”的反省，再到“教”的重建。如果說西方步入近代之徑屬于精神所藏的頭腦先探出母體的順產，而中國則不啻為一種首足倒置的難產。被動的後發處境，使得中國在步人近代的過程中不得不面對更多的難題，遭迎更大的挑戰。在步入現代的蹣跚步伐中，傳統學術文化在“道”的層面必須面對啟蒙思潮的詁問，在“學”的層面必須接受現代學科建制的重構，在“政”的層面必須經歷自由民主的洗禮。特殊的時空背景決定了國學之爭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或文化論爭，其關涉的問題在深度和廣度上早已與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緊緊纏繞在了一起。在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浪潮中，國學能否在變化的時空中守護中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又能否摸索到自身通往現代文明的入口？這些事關民族文化生命的重要問題，曾是百余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人致思的焦點所在，尤其近二十年來，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文化復興之于世族振興的重要意義開始越來越明確地顯示出來。今日國學之爭，絕不只是一種書齋中凌空蹈虛的文化遐思，而是在古今中西的時空背景之下對中華文明未來的發展之路所做的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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