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經濟理論

譯者序
致謝
英文版序
第一部分 模型的基本結構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政黨動機與政府在社會中的功能
第三章 投票的基本邏輯
第四章 政府決策的基本邏輯
第二部分 不確定性的一般影響
第五章 不確定性的涵義
第六章 不確定性影響政府決策的方式
第七章 作為獲取選票手段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發展
第八章 政黨意識形態的靜態與動態分析
第九章 聯合政府下的理性問題
第十章 政府選票最大化與個人邊際均衡
第三部分 信息成本的特殊影響
第十一章 獲得信息的過程
第十二章 理性選民如何降低信息成本
第十三章 信息收益及其遞減
第十四章 理性棄權的原因及其影響
第四部分 引申和假說
第十五章 對政府行為經濟理論的評論
第十六章 從理論中派生的可供檢驗的命題
參考文獻

一

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名著《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初版于1957年，是唐斯在肯尼思‧阿羅指導下在斯坦福大學經濟系完成的博士論文。這部著作一出版，就成為經驗政治科學的經典之作，唐斯本人也和曼瑟‧奧爾森一起，成為對政治科學影響最大的兩位經濟學家。

本書代表了將現代經濟學的標準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論——應用于政治科學的第一次系統的嘗試。其基本出發點是︰政治當事人（選民、政黨與政府），也像經濟當事人（消費者與生產者）一樣，服從基本的“理性人”假設，即他們總是在給定的制度和非制度的約束_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在這一基本的“理性人”假設下，本書分析的重點在于理性的政治當事人會怎樣行為，以及這些行為會產生什麼後果。這樣，與傳統的政治科學相比，安東尼‧唐斯的工作引入了兩個全新的成分︰（1）將全部理論分析置于一個基本的行為假設（“理性人”假設）之上；（2）從基本的行為假設（“理性人”假設）出發，得出經驗上可檢驗的結論。上述做法體現了社會科學科學化的一個基本特征︰公理化方法與實證方法的結合。與加里‧貝克爾將經濟學方法應用于社會領域的開創性工作一樣，安東尼‧唐斯的工作同樣構成了將經濟學應用于理解人類生活合理秩序的知識努力的具有永久價值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關于經濟當事人的“理性人”假設，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基石。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的一般均衡方法論由下列三個基本成分組成︰（1）基本的“理性人”假設︰經濟當事人（消費者與生產者）在給定的約束下最大限度地追求他們的個人利益（消費者在預算約束下最大化個人效用，生產者在技術約束下最大化企業利潤）；（2）均衡分析︰經濟當事人（消費者與生產者）最大化他們的個人利益的行為能否產生出一種穩定的市場均衡狀態；（3）均衡狀態的福利分析︰市場均衡狀態是否同時是一種社會最優的狀態。1一般均衡方法論可以說是吸收了現代數學與物理學的一些基本的方法論思想之後形成的，它包括︰（1）數學中的公理化方法；（2）物理學的實驗檢驗的方法；（3）物理學中的均衡（平衡）概念及可用來描述動態系統行為的微分方程。從哲學的角度看，“理性人”假設可以看作是一種方便的工具性假設︰重要的不是它本身的經驗合理性，而是從假設合乎邏輯地得出的結論（預測）在經驗上的合理性。2衡量理性人假設的“最優性”的另一尺度是“經濟性”（或包容性），即使用盡可能少的假設，說明、解釋盡可能多的事實。理性人假設直接引導到最優化數學方法的運用，這樣，大量復雜多樣的行為可以歸結為較為單一的最優化行為的結果。

如果說“理性人”假設代表了一種哲學的信念，那麼均衡方法則代表了另一種樂觀主義的信念，即大量個體（消費者與生產者）自發地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可以導致一種完美的市場秩序（競爭均衡）。這便是所謂“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法則。從方法論的角度說，均衡方法可以看作是對復雜現實的一種簡化處理︰一方面，它可以作為現實的一種近似，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作為研究非均衡狀態的一種參照。

競爭均衡代表了一種理想化的市場秩序。然而，現實中可能達到的競爭均衡從“社會”的觀點來看不一定是“最好的”狀態︰它可能對應極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經濟學家用來衡量競爭均衡“最優性”的一個基本概念是“帕累托最優”，即一種資源配置狀態是帕累托最優的，若不存在另一種狀態，其中至少一個人的福利能夠得到增加，而所有其他人的福利沒有變得更壞。帕累托最優可以看作是任何合理的“社會最優”概念必須滿足的一個“底線”。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證明，競爭均衡是帕累托最優的。然而，可能的帕累托最優狀態是無窮多的。不同的帕累托最優狀態的收入分配含義可以是很不一樣的。問題是，我們能否仍然依靠市場機制來達到我們所期望的特定的資源配置。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解答了這個問題。依照這一定理，任何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狀態，都可以借助于將對個人初始稟賦的適當再分配作為一種競爭市場均衡來實現。這樣，政府干預可以僅限于改變市場運行的參數，而不是改變市場機制本身。

安東尼‧唐斯工作的開創性，在于他首次將經濟學中基本的“理性人”假設引入了對政府行為的實證分析，並由此在經濟學與政治科學之間建立了一種統一性。從廣義上說，這代表了對人類行為內在統一性的一種哲學信念。從一般均衡方法論的完整內容來看，唐斯的工作主要限于第一個方面，即個體（政黨、政府與選民）的理性行為（最優化行為）。關于個體（政黨、政府與選民）的分散的、自發的理性行為能否導致穩定的政治上的“競爭均衡”，以及這樣的均衡是否是“社會最優”的，在唐斯的書中並未有任何系統的探究。不過，即使是在這兩方面，唐斯的分析也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論點，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關選民的偏好對形成穩定的政治制度的影響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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